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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 据法新社四月六日電，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韋塞爾（Elie Wiesel)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聲稱，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有其正當性，他嚴厲指責某些歐洲國家沒有向薩達姆施壓以阻止這場戰爭的發生。他在記者會上說：“如果歐洲國家像美國總統布什一樣，向薩達姆施加強大壓力，戰爭就不會發生。”他聲稱：“薩達姆必須被解除武裝，沒有其他的可行之道。”
被譽為“人類觀念和寬廣的人道主義意識的強有力的發言人”的韋塞爾，在他的三十多部偉大著作中，持續不斷地表達對良知和記憶的捍衛，以及對暴力和殺戮的批判。他曾經擔任美國大屠殺委員會主席，并在多所著名大學擔任教授。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聲稱，授予韋塞爾和平獎，“是對這种戰胜了死亡何墮落力量的特殊的人類精神的承認，是對世界上美好反抗邪惡的支持。”在題為《希望、絕望与記憶》的紀念諾貝爾演說中，韋塞爾曾經說過：“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夠消除戰爭，但我們的職責卻是斥責戰爭，暴露它的可怕丑陋。戰爭不會產生胜利者，僅有受害者。”然而，今天他卻公開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表示支持，這是否表明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觀點前后矛盾、乃至于他根本就不配獲如此崇高的獎項呢？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韋塞爾對美國軍事行動的支持，与他所宣揚的“和平、贖罪和人類尊嚴”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支持美國，是因為他把自由看作人類的最高价值，而自由并不僅僅是一种權利，它更是一种義務和責任，在某些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戰斗。自由從來就不是唾手可得的寶藏，自由是人類一代一代、一點一點地用鮮血爭取來的。因此，對美國“倒薩”戰爭的支持，也就是對自由的捍衛。
韋塞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答辭中說過：“我們必須記住我的人民遭受的苦難，如同我們必須記住埃塞俄比亞人民的苦難、柬埔寨人民的苦難、越南人民的苦難、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梅斯基特印第安人的苦難、阿根廷“失蹤者”的苦難一樣，這种名單似乎是沒有盡頭的。”
一方面，記憶、同情和愛，必須超越國界和民族，屬于全人類。同時，記憶重要的，但比記憶更重要的是挺身而出制止“正在發生”的罪惡。打破沉默、實施干預，比袖手旁觀更富于道德勇气。韋塞爾曾堅定地宣布說：“我發誓無論何時何地當人類遭受苦難和羞辱時，我永遠也不保持沉默。我們必須總是參与。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永遠也不會幫助受害者。沉鼓勵折磨者，永遠不會鼓勵受折磨者。有些時候，我們必須干預。當人的生命陷入危險之中，當人的尊嚴受到威脅，這時國家的界限就變得無關緊要了。不管在什么地方，男人和女人因其种族、宗教或者政治觀點而受到迫害時，這個地方就必須——而且是立即——成為世界的中心。”如果我們同意韋塞爾的价值立場，我們就必須把伊拉克當作“世界的中心”，因為那里正在發生統治者虐殺人民的慘劇。我們不能對薩達姆持續的、滔天的罪行視而不見——薩達姆的軍隊向庫爾德人施放毒气，一次殺害數以千計的無辜婦孺；薩達姆的秘密警察將燃燒的煙頭插進囚犯的眼睛中，然后哈哈大笑；薩達姆的儿子驅車上街劫掠美女，將其蹂躪之后再殘忍地殺害；薩達姆的人民忍飢挨餓、缺醫少藥，他自己卻修建了數十座金碧輝煌的宮殿面對這樣一個獨裁暴君、這樣一個踐踏文明社會基本准則的惡魔，韋塞爾說：我們必須行動起來。他認為，比所謂的“國家主權”更高的是人的尊嚴、人的自由和人的生命。
一個真正熱愛自由与和平的人，必然支持美國的正義行動；一個真正熱愛自由与和平的人，必然會像美國那樣展開具體的行動。那些打著“人道主義”与“和平主義”旗號反對伊拉克戰爭的人，以及那些口口聲聲說只能用外交手段“談判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國家，卻從不愿直接面對薩達姆的惡行和暴虐。他們無力制止薩達姆的殺戮，便掩耳盜鈴般地認為殺戮不存在。他們表面上在熱熱鬧鬧地“反戰”，骨子里卻冷漠而麻木。比如“反戰”調門最高的法國，歷來就傾向于逃避責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還沒有像樣的抵抗就崩潰了，他們沒有為反法西斯戰爭的胜利作出過太大的貢獻。在英、美、中等國与法西斯浴血奮戰的時候，以維持在德國法西斯卵翼之下的“和平”為榮的法國的維希政府，卻得到了相當數量的法國民眾的支持。他們很會掩飾自己的懦弱，這一次卻以一副貴族的派頭出來“主持正義”了。還有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拉斯為代表的德國人，格拉斯能夠洞穿納粹政權的殘忍和荒謬，卻糊涂地把薩達姆和伊拉克人民混為一談。他擔心在戰爭中會死人，卻假裝不知道薩達姆折磨死了更多的老百姓。歐洲陶醉于自己的“宏大敘事”之中，出于某种見不得人的嫉妒之心，他們處處要顯示自己跟美國的“不一樣”。對于那些被薩達姆殺害的無辜者來說，他們的“高貴中立”簡直就是一种犯罪。韋塞爾說過：“行動是治療冷漠麻木的唯一藥方，冷漠麻木是所有危險中最為陰險的危險。”歐洲，你的冷漠和麻木還有救嗎？歐洲，你為何如此迅速地忘記了半個多世紀前那場可怕的錯誤？
對于這种危險，在韋塞爾的頒獎典禮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奧爾維克就曾精辟地指出過。他以納粹在德國的興起為例子，揭示了歐洲的病根。在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不能認識到那种正在發展的對于民主的致命威脅。當這种威脅終于被認識到了時，人們已或多或少地被‘希特勒的怒吼’所震懾，已沒有力量來与之戰斗，其余的則是以張伯倫為代表的那几乎是孤注一擲的綏靖政治。”納粹的興起得益于龐大的“民意基礎”，希特勒是“合法當選”的——“在納粹主義形成的年代，人們一般的態度是一种毫無警覺的矛盾心理。當然，人們不贊同希特勒，但是什么時候人們又贊同政治家們呢？當然，人們听到了關于褐衫党暴行的可怕傳言，但是否就有必要据此來非議這個國家不同尋常局勢的背景呢？至少現在那里還有著一個強大的、積極的政府，而希特勒無疑是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領袖大部分人害怕某种不可避免的災難，但是只有少數人想到了將會發生之事的實質。正是由于這种盲目性，大災難才被允許發生。易卜生筆下的制紐扣人又一次被證明是對的：‘只是當缺乏洞察力時，人這种有足動物才能捕獲到他最好的獵物。’”那么，今天的西歐是否又回到了“前納粹時代”的社會氛圍之中呢？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尖銳地指出：“歐洲已經不再是歐洲。”她的意思是，歐洲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已經日漸淡薄，歐洲像蝸牛一樣縮在自己的殼中，“它給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處，歐洲的政府們根本不知道怎么查獲和控制他們。歐洲的人們非常恐懼，他們揮舞著和平主義——等于反美主義同義詞的和平主義——來感覺自我保護。”他們成了實用主義者——果然，當看到美軍在伊拉克勢如破竹的時候，法德俄等國立刻又表示，希望戰爭及早結束，希望薩達姆政權早日垮台。他們比變色龍還要變化得快。從非洲到巴爾干，從阿富汗到伊拉克，他們一直在充當自得其樂的“看客”的角色。
美國的這次軍事行動的本質，一是為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的安全，二是為了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內的人類的自由。安全和自由是這場戰爭的兩大支點。對于這場戰爭，人們有諸多不一樣的評价，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上，這是正常的。在我看來，對這場戰爭的不同看法，實際上彰顯了人們不同的价值立場，正如學者唐逸所說：“根本問題在于，你的价值立場是什么？
而根本价值在于，你要自由還是要奴役？你要不要一出生便被派定必須熱愛和擁護一個什么東西，一出生便被代表被領導被組織，永遠沒有抉擇和反對的權利？你要不要一輩子走到哪里都被一個頭像注視著，被他的走狗監視著，投反對票便失蹤？你要不要一輩子屬于那‘百分之百擁護’一個什么東西的一分子？要不要有個東西站在你頭頂上，自稱代表神意或掌握了歷史必然所以全人類必須服從他否則便鎮壓你而且拼命擴張實力意欲征服人類？你要不要一輩子恭恭敬敬學習‘重要講話’和‘重要文件’，永遠不能獨立思考發表獨立見解包括反對的見解？你要不要有一個什么部門，想封閉報紙刊物便封閉，想剪貼新聞便剪貼，想禁止出版便禁止，想銷毀圖書便銷毀，想讓你知道什么你便只能知道什么？你要不要有一群非你選舉与你無關的人在制造一些往往對你不利的法律？你要不要在日常生活受到种种諸如暴利、暴力、偽劣、強勢、橫征暴斂、貪污浪費、錢權結合的欺凌而無處伸張正義？价值是人的決斷，你必須決定你要什么。你要不要利益，這里面已經包涵自由了。無論你要什么，這要或抉擇里面已經包涵自由了。基本价值取向是統領行為的主導力量。如果一個人要什么，他便必須做自由人，他便不得不維護人的自由權利，反對一切踐踏自由權利的勢力。”對于那些心甘情愿被薩達姆統治的人、那些把薩達姆歌頌為大救星和國家象征的人（有一個伊拉克士兵就說：“薩達姆就是伊拉克，伊拉克就是薩達姆”），我們無話可說，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奴隸的身份，他們最大的理想無非是被提升為奴隸工頭而已。但是，韋塞爾不相信這是大多數人的命運。他認為，盡管不是每一個人都熱愛自由，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熱愛自由的人比仇視自由的人要多。在一九八六年的頒獎典禮上，韋塞爾為曼德拉、薩哈羅夫、瓦文薩以及每一個失去自由的人呼吁，為和平与尊嚴而吶喊。他把恐怖主義當作是未來人類社會最大的敵人。他所說的“恐怖主義”，當然也包括像薩達姆政權這樣的“國家恐怖主義”。韋塞爾說：“恐怖主義必須被所有的文明國家宣布為非法，不是對之加以解釋或合理化，而是与之戰斗，加以根除。”如果他的警告在那個時候就被更多的政治領袖所听取，也許“九一一”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直到今天，韋塞爾依然在戰斗著。顯然，這次美國的軍事行動就是与恐怖主義的英勇戰斗，就是對恐怖主義加以根除。于是，韋塞爾毫不猶豫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參加了這場光榮的戰斗。
本文作者為中國評論家，現居北京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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