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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6)啟動民主机制防止和抑制戰爭狂人發動台海戰爭
要避免戰爭，要保持台海兩岸的和平，就必須實行民主，就必須發揮民主机制防止和抑制戰爭的不可忽視的偉大作用。
從國際上來看，大凡發生戰爭的總有一方是專制國家，或者雙方都是專制國家。而雙方都是專制國家的，發生戰爭的比率相對來說要高一些。与此相反，民主國家之間通常就不易或不能發生戰爭。為什么會產生這种情況，即專制是戰爭的策源地，而民主則是和平的保護神呢？
這是由于不同的運行机制所導致的必然不同的結果。專制總是以代表人民無商量的態勢無所顧忌地濫用權力、濫施淫威，總是以領導者的獨斷專行和盛气凌人來頤指气使地實現他那貌似崇高的狼子野心。更主要的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使其擁有者就像脫僵的野馬一樣必然給其所轄治的臣民帶來難以挽回的災難。而民主卻是一种充分協商的過程及其結果，是自我尊重也尊重他人的机制，是自我保護也保護他人的机制，是增進人類文明价值而不是削弱人類文明价值的机制，是在人權的基礎上實行無差別地人格對待的机制，是“已所不欲，忽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机制，是善待生命甚至敬畏生命的机制，是充分尊重多數人的意愿也同時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的机制，是兼容并蓄、廣納博收而不是萎萎縮縮的机制，是開放透明的而不是黑箱操作的机制，是各种意見充分涌流、各种思想充分交鋒、各种方案充分比較、各种情緒充分表達的机制。
只有民主，才沒有戰爭，但卻有爭辯；只有民主，才不會有暴力，但卻有溫馨与宁靜；只有民主，才能抑止狂妄与獸性，但卻客觀而公正，并能顯示勃勃生机的人性及其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只有民主，才能有持久、穩固、全面的和平。
7)台海戰爭挽救不了紅朝滅亡的命運、奉勸專制主義者用理智保全狗命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專制王朝都通過發動戰爭來轉移人們對自身悲慘命運的注意力，都轉嫁人們對于王朝的無能、昏庸以及腐敗等等腐朽特征的注意力；甚至仇視、甚至憤怒，也通過戰爭而消解于無形。在王朝以任意的名義所發動的戰爭里，王朝的臣民們通過帶給他人以巨大的痛苦和悲傷而淡忘了自己所處的痛苦与悲傷的境遇，通過淡忘自己的悲劇人生而弱化了對于統治自己和壓榨自己的王朝的積怨。于是，王朝的本應衰敗乃至消亡的命運卻可以在硝煙彌漫中苟延殘喘且巍然屹立。這正是所有王朝的共同的戰爭綱領，心照不宣的陰謀，長盛不衰的維他命。換言之，王朝就是屠戮，就是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就是或大或小的戰爭。王朝以及皇權，乃是連綿不絕的戰爭策源地。皇權的掌握者，亦即皇帝和他領導下的或以他為核心的中央王朝，就是用戰爭的方式、用制造人類巨大悲劇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至高無尚的權力寶座、龍袍以及權柄或王璽的。這很明顯：正是戰爭，才是所有王朝賴以活命、賴以苟延殘喘的不可或离的養料。可以說，是成千上万的尸體和血流成河的悲劇喂大了王朝的，也喂飽了皇帝或類似于皇帝的總書記、主席的肥碩的身軀的。
戰爭，是王朝轉嫁其內政外交之困境的一棵救命稻草。對這一點，必須引起高度警惕。當前的中國大陸，宛如得了晚期癌症的病患一樣，前途堪懮。要求民主的祈求，長期遭到打壓；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的顯形失業者与成百万上千万乃至上億的隱形失業者，亦即被叫做下崗大軍的人，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社會救濟保障；貧富兩極嚴重地分化，早已超越公認的警戒線了。貪污受賄，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運行的潤滑劑；腐敗成風，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習以為常的不屑一顧的小事一樁；司法不公正，比北洋軍閥政府為甚，比蔣介石政府為甚，比清朝政府為甚，比明朝政府為甚。普通民眾沒有講理的地方，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吐，只好啞巴吃黃連地吞進肚子里。司法腐敗，吏治腐敗，警匪一家，儼然黑社會。巧取豪奪，坑崩拐騙，等等、等等，這些在在顯現出世紀交替之際中國大陸全方位的破敗景象。
上述所有這些問題，現在的北京政府解決不了，更解決不好，也毫無解決之方案，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思維是前所未有地僵化，只知道舉小旗、舉小旗、再舉小旗。毫無政治智慧的創造力、想象力可言，毫無別開生面地沖破禁錮的海闊天空的意境可言。听民主，則聞風喪膽；看自由，則心有余悸；對人權，則取鴕鳥政策；談法治，則緘默無語；連一個像模像樣的維持會也算不上，也根本就維持不下去了。到處是抗議，可謂民怨沸騰；到處是斥責，可謂老鼠過街。現實的中國人民已經不是歷史的中國人民了，現實的中國大陸已經不是歷史的中國大陸了。欺騙不再有市場了，謊言不再有市場了，專制不再有市場了，獨裁不再有市場了，束縛不再有市場了，暴力不再有市場了，血腥不再有市場了，殘忍不再有市場了，獸性不再有市場了，缺德不再有市場了。總之，強權不再有市場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胡折騰、亂折騰、瞎折騰，中國大陸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能夠認清點什么、辯別點什么、總結點什么嗎？
人民的自我覺醒又正是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所深深地恐懼的，也是它所不情愿看到的。專制主義最害怕人們的自我表達、自我覺悟、自我獨立。在市場經濟愈益發達的現實的中國大陸，人們已經能夠自我覺悟而排斥謊言的強加，已經可以穿透層層的封鎖而進行自我表達，盡管這种表達具有極其嚴苛的限定，但已經可以實現自我獨立從而与大一統的專制極權相分离。
當共產王朝為轉嫁難以解決的國內矛盾而無恥地發動台海戰爭時，那正是紅色江山分崩离析之時，那正是專制魔王壽終正寢之日。戰爭不但救不了他們，不但救不了他們的權柄、玉璽、龍袍和龍椅，也同樣救不了他們沾沾自喜的卑鄙齷齪的陰暗的心理。毀滅必將是他們無可逃脫的可恥下場，死亡必將是他們恰如其分的政治命運。
在這里有必要嚴正警告一切敢于違逆中華民族和平之千秋大計的位高權重之人，不要做出任何喪失理智的喪心病狂的事體來，不要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無比可恥的現代戰爭，不要去做中華民族億万人民唾罵的千古罪人。如是，方可有專制主義者的狗命可以保全；否則，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愿君三思，愿君保重。
8)武力犯台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人權与正義必胜
這里必須重申：無論發生什么事情，動武總是最不理想的舉動，動武總是最可恥的舉動。勞民傷財且不說，更主要的乃是影響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將會大大地阻止中華民族和睦与統一的現實發展。台灣既便是叫嚷嚷地鬧獨立，既便在“憲法”上明确規定是個什么獨立的“台灣國”，從本質上說，那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那也是不可能獨立得了的，因為炎黃子孫這一點是任誰也否認不了的。
如果因為台灣在名義上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獨立的“台灣國”就興師討逆的話，那不是太不尊重歷史了嗎？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多少生生死死的有如過眼云煙一般的國家呢？可以說數不胜數。孔夫子之前的二千七八百年前戰事紛紜的是諸侯列國，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這是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再后來是孔夫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叫做“七國爭雄”，亦即史稱的戰國時代，這個局面被最有實力的秦國所打破，亦即秦國打敗了六個國家而最終形成了統一，故有秦王贏政為始皇帝一說。那么，始皇帝以后難道就永遠的一統天下，就永遠的沒有違逆統一的事情發生了嗎？情況絕非如此。
“三國演義”這本長篇小說開宗明義地說：“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曹操、劉備、孫權三足鼎立，均分天下，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勢力均衡；后來又有五代十國，也不是統一的局面。都有十個國家了，怎么能稱之為統一？但誰能說這五代十國不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誰能否認這种不統一的歷史不是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一部分？
國家可能不止一個，但中華民族大家庭卻是一個；政府可能有好几個，但中華民族大家庭卻是一個。由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或由國家作區域統治權的政府有如走馬燈似地一會儿上台或一會下台，一下子被推翻了或又一下子成立了，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本質并沒有隨著政府的倒塌而倒塌，也沒有隨著政府的成立而成立。中華民族仍然以其默默的堅忍、刻苦耐勞和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方式走過了千年之久，直到現在也一如既往，照舊不誤，如此這般。既然中華民族大家庭沒有任何變化，作為過眼云煙的政府或由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多一個、兩個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非得要大開殺戒不成？難道非得由一個自封為正宗的國家來代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不成？這不是“朕即國家”的陳腐觀念在對台政策上的反映嗎？
要允許并提倡同是兄弟同胞的台灣在各個方面（包括國際外交空間）獲得盡可能極大的發展，難道我們看了台灣的發展就坐臥不宁、寢食難安？就非得牙根恨得痒痒的，非得要置之于死地，乃至死無葬身之地不可嗎？這還有點人性嗎？曹植有詩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啊，我們都有同一個祖宗，我們本是同根生，我們何必時時處處對兄弟姐妹的自家又打、又壓、又圍剿、又互不相讓呢？看到台灣，看到同是中國人的台灣能夠活得自自在在，瀟瀟洒洒，看到台灣的中國人能夠自由、民主、富裕地生活，我們除了高興，應該還是高興才對，這才是我們應有的做為。應該把胸襟放得寬些，再寬些；應該把眼光放得遠些，再遠些。要看到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要以寬容之心，悲憫之心看待有如我者的台灣人民，台灣的父老鄉親，台灣的兄弟姐妹。
要反對以任何理由，任何托辭對台灣的武力進攻。中華民族的目標是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因此任何有悖于此項目的的所作所為都均屬胡作非為。對自家人發動武裝進攻的事例在歷史上還見得少嗎？難道還不應當汲取什么有益于我們現實的深刻的歷史教訓嗎？
武力攻台，即便把台灣給“解放”了，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台灣此時將會因為連綿的炮火而被夷為一片狼籍的廢墟，台灣將成為一座荒蕪的孤島。但這种毫無意義的攻台之舉，可能有助于中國大陸內外交困的執政者轉移積重難返的深刻的國內矛盾，例如日益加劇的貧窮、愈來愈多的下崗工人和失業農民、日益膨脹的怨聲載道、無法阻遏的對于民主的訴求，等等。由于非程序化的決策過程，亦即黑箱作業的方式所產生的某項決定，通常以非理性，隨意性和隨机性，以領導者拍腦門的方式產生出來，說不定大動干戈、興師問罪、替天行道、誅討逆賊的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遠征，甚至御駕親征的壯觀場面就會在現時代威武雄壯、有聲有色地再現出來。但現在的儿皇帝江某某卻可能比古代的先輩們舒服得多了，因為他可以按一下電鈕，就可以把只殺人而不損物的中子彈發射到美麗的寶島台灣，從而造成一种比墳瑩還要凄慘的場面。
大陸的武力犯台，勢必導致台灣國軍、台灣人民的奮勇抵抗与反擊。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習慣了自由，讓他們再遭二茬苦、再受二遍罪，恐怕不是容易之事。獨裁与專制畢竟不是自由人民的所愛，更不是追求自由人民的選擇，哪怕這种獨裁与專制通常打著“為著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著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為著世世代代中華民族的幸福”、“為著偉大、光榮、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領導”等等、等等的花言巧語、巧舌如簧的共產党宣傳口號和鼓動綱領，台灣人民是不大會受到這种妖言蠱惑的些微影響的，台灣人民自有其自由价值的是非判斷標准。
台灣人民已經看到了民主的好處，已經有了民主的真正的體驗，已經非常珍視來之不易的民主權利了。所以，大陸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則是中國共產党的党衛軍，倘若以其翻江倒海式的進攻試圖摧毀中華民族的這一民主制度的堡壘，試圖威逼台灣人民放棄民主而走向極權的統一，走向統一的極權与獨裁，就必將陷入島內全民奮起抗戰的汪洋大海，就必將遭到大陸人民的全面抵制，就必將面臨全世界人民的憤怒聲討。其結果如何，不難判斷。民主的堡壘恐怕仍然屹立，專制的大旗恐怕就給扔到海里去對鯊魚和王八行使其至高無上的權威了。
沒有人不喜歡民主而喜歡專制；沒有人不喜歡自由而喜歡禁錮；沒有人不喜歡百花齊放的花園、山清水秀的大自然而喜歡鐵絲网籠罩的監獄、沉重的腳鐐和使人難以忍受的手銬；沒有人不喜歡台灣以競選的投票箱選舉的政治制度而喜歡大陸中國共產党的密室操縱的王朝式的官爵分封的政治制度；沒有人不喜歡相安無事的和平而喜歡罪惡叢生的戰爭。在大陸武力攻打台灣的過程中，國府的防衛力量也必定有所行動，也一定會進行力所能及的反攻。大陸往台灣扔導彈，台灣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策，也會往中國大陸的各大城市扔導彈，往香港、上海、廈門、廣州、南京、北京等地扔導彈，這不是中華民族的浩劫与毀滅、不是中華儿女的自相殘害、自相殘殺又是什么？這不是讓中華民族再歷煉一次自我毀滅的万劫不复的死亡又是什么？
如果中國大陸的海軍攻擊台灣寶島，輔之以空軍的配合，那也逃不脫被重創的悲慘命運。台灣的海軍与空軍實力相當強大，遠非大陸的“党衛軍”所可能比擬，“党衛軍”也更不是台灣空、海軍的對手。所以，共產軍自我毀滅恐怕是不可避免之事。
倘若大陸“党衛軍”，亦即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登陸台灣本島作戰，搶占灘頭，擴大陣地，并向島內縱深發展，那無疑將遭遇到台灣軍隊的殊死抵抗，也將遭到台灣人民的全面抗戰。這時，大陸的“党衛軍”，亦即中國共產党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由于后續增援的遲滯和后勤供給的匱乏而陷入被全部殲滅的危險境地，大量傷亡不可避免、全軍覆滅極有可能。此前，一九四九年，金門一戰，共產軍登陸部隊全部被殲已有先例。
在這种徒勞無功的“統一”圣戰中，在距血肉橫飛的戰場几千里之外，在一個叫做中南海的戰爭司令部里，戰爭狂人們也可能會毫不計較、毫無關心傷殘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他們會一個勁儿地叫囂“拿下台北、拿下高雄、拿下台南、拿下阿里山高地、拿下整個台灣島、拿下整個東南亞、拿下整個世界”，他們的狂妄無知有如痴人說夢。
台灣政府、台灣人民是不會就范于中國共產党的，是不會就范于中國共產党的所謂的“人民政府”的，正像中國大陸人民打心底里也不肯就范一樣。台灣政府、軍隊和人民一定會不懼強暴地反擊、反擊、再反擊的，在台灣的反擊下，發動台海戰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能是自作自受地“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既受到台灣人民的异口同聲譴責，又受到國際輿論的同聲譴責。更有可能的是，在台海戰爭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會根据美國“加強台灣安全法”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有關規定，以“人權高于主權”的理念，向肆意發動台海戰爭的、喪失理性的北京政府宣戰。
北京政府實在承受不了對美作戰的戰爭重負，雖然它可能承受得了對台作戰爭的戰爭負擔。盡管在中共建政五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北京政府展現了各种各樣新型的戰略戰術之武器，足以讓國內被封閉了信息的愚民們歡呼雀躍，但那些不過是向、或僅僅是向國內人民耀武揚威的糊弄小孩子的家什而已，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軍事裝備相比，至少要落后二、三十年。倘若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介入台海戰爭，那么戰爭的主導權就決不可能操持在北京政府手里了，戰爭的主導權就一定會操持在主持人權、主持正義、主張和平的力量之手。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決不會坐視台海戰爭的硝煙密布而坐視不管，決不會讓民主的台灣被強權獨裁的北京吞噬而袖手旁觀，決不會為了自己短暫的經濟利益而對流氓政府之胡作非為、為所欲為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起碼，制止戰爭乃是每一個稍有良知的政府必須從事的緊要的工作，更遑論還有“人權高于主權”的尚方寶劍呢。
正義的力量是尊重人權、實行人權并捍衛人權的力量；非正義的力量是漠視人權、否定人權、壓迫人權、排斥人權并毀滅人權的力量。台海關系說到底也不過是尊重人權与漠視人權之爭，是否定人權与實行人權之爭，是毀滅人權与捍衛人權之爭的關系。正義的力量終究要戰胜非正義的力量，雖然非正義的力量有時貌似強大，有時看起來難以被戰胜，但非正義是遲早要由正義力量所取代的。因為，這個正義乃是人權的正義，這個力量乃是人權的力量。
人權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的，人類文明的任何進步，都是人權得到尊重、得到實現、得到保障的結果。對于人權的忽視、否定、排斥、打擊、鎮壓乃至取締，是所有肮臟的卑鄙勾當的基本表現，是一切獸性，包括戰爭獸性的青面獠牙、張牙舞爪的發揚光大，是造成人類各种悲劇、包括中華民族深重悲劇的總根源。武力犯台，就是反對民主、自由、人權，就是提倡獨裁、專制、獸權、野蠻；武力犯台，就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屠殺。台灣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員，台灣寶島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任何人都無權破坏；武力犯台，就是破坏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現代化需要建設而不需要內耗似的無端破坏，現代化需要中國大陸与台灣協起手來，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的千秋偉業。台海兩岸休戚相關、唇冷齒寒，本應互致祝福，遙寄祈愿；武力犯台，就是犯下反人類的滔天大罪。在和平業已成為全球社會主旋律的今天，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地企圖建立統一霸業的一文不值的所謂的丰功偉績，企圖在其無能的有生之年再造滅絕人類的大事變；武力犯台，就是犯有反文明的屠殺之罪。無論內政還是外交，都要采取和平的而非暴力的、談判的而非戰爭的、商榷的而非專制的、平等的而非頤指气使的和居高臨下的方式去解決相關問題，殺戮總是反文明的野蠻之舉。因為殺戮是与文明的本質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性的基本要求完全地背道而馳的。因此，必須停止武力犯台的一切准備活動，必須停止武力犯台的一切可能，必須保持和平的現狀而堅定不移地反對以任何借口和任何名義對台灣發動的一切形式的武力進攻。
9)克服偏安心理、開放中華民國國籍、握手言和兩岸雙贏
台灣島上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人民應當改變目前由于長期的習慣而形成的偏安一隅的狹隘的無所作為的心理。對大陸人民的關照，尤其對大陸人民爭取民主与自由的任何道義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各方面的關照，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獲得安全与良好的生存環境与生存空間的最佳方式。如果大陸十三億人民不能獲得民主，那么台灣的民主就勢必受到威脅，台灣的自身發展就不可能具有無比廣闊的空間；如果大陸十三億人民不能享有自由，那么台灣的自由就必定受到相當大的乃至極大程度的限制，甚至遭到可以預料的阻撓与破坏，台灣的自由度也必將因為中國大陸人民的不自由而喪失自身極其寶貴的自由；如果大陸十三億人民不能走上富裕之路而仍然貧困潦倒、食不果腹、衣不保暖、居者無其屋，甚至還有三億多人仍然在貧困線以下的環境中苦苦地掙扎、苦苦地煎熬、苦苦地等待，那么台灣的富裕就不一定會那么舒坦、那么心安理得，台灣的富裕也就可能被大打折扣，台灣人民的生活就必定會受到大陸人民的悲慘生活所可能和必然造成的不良影響。
因此，位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沒有大陸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強，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強就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威脅、受到阻礙、受到打壓。要使台灣真正地成為民主之楷模、自由之領地、富裕之寶島，台灣就必須為中華民族的另一部分，亦即范圍廣大的疆域 —-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著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著的十三億臣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可以考慮向大陸民眾開放台灣“中華民國”國籍，并且是無條件地全面開放，亦即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大陸人，經過申請，可以立即成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估計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口中能有七成到八成的人民可以立即成為擁有“中華民國”國藉的人士。“中華民國”政府不費一分一文，就可以爭取到熱愛自由与民主、熱愛富裕生活的廣大的大陸人民的認同、支持与贊成，何樂而不為？
對于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講，有一個“早日解決台灣的問題”；然而，對于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來講，也有一個問題，即“早日解決大陸的問題”。不是說要用民主統一大陸嗎？為什么不能十分簡單地給所有申請加入“中華民國”國籍的人、所有的希望掙脫專制与獨裁鎖鏈的大陸人不离土也不离鄉地派發“中華民國”國藉的一個由几頁紙所訂制的小本本呢？可別小視這個“中華民國”國藉的小本本，這是推廣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等理念的一個頗有說服力、頗有意義的載體，這是一种誘發人們心底里藏匿已久的欲望和祈愿的千言万語也難以盡訴的偉大號召，這是推動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的英明舉措，這也是位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對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應盡的義不容辭的和當仁不讓的責任和義務。
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應當本著中華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員之理念，本著共存共榮、共謀中華民族千秋大計之發展的理念，坐到談判桌上來，以容忍、妥協、謙讓之精神，以中華民族几千來積聚而成的極其丰富的政治智慧，以中國人生來具有的慈悲為怀的良知和心理，切實有效、合情合理地解決好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分离問題。什么都可以談，以什么方式談都可以。談得成，很好；談不成，沒關系，下次再談。只要談判，只要溝通，只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下，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沒有征服不了的困難。退一步，天高地遠、海闊天空；讓一分，各得其便、利莫大焉？所以，兩岸、兩岸人民之間、兩岸政府之間要做到：只要談判，不要打仗；只要辯論，不要戰爭；只要握手，不要流血；只要笑臉相向，不要兵戊相見。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中國人才能受到國際社會的真正的重視与尊重。
3.“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
第三個原則，即“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台海兩岸人民其實從來都沒有間斷過相互的交往，只不過由于不堪回首的戰爭和意識形態等原因而不得不長期停止大規模交往罷了。明目張膽的交往不可以，那偷偷摸摸的交往總是不可避免的吧。不能在大陸与台灣兩地交往，通過第三地，例如通過香港、澳門或者日本等地，不是也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嗎。哪怕是在大陸方面閉關自守地把門關得死死的時候，也仍然阻擋不住台海兩岸之間的交往，尤其是民間交往，親情交往，學術交往，科技交往等等。這些交往總還是有一些的，不過不能算多。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台海兩岸的交往就變得更加頻繁，并呈現出加速度發展的態勢。其中台商愈來愈多地來到大陸投資建厂、辦公司、辦企業。在對外開放政策的引導下，愈來愈多的台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等在神州大地的東、南、西、北、中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尤其是在福建東南沿海一帶，憑借祖宗的蔭庇，台商來得更多、台資投得更多。可以說，台商和台資，無論在內地還是沿海，都与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發生著愈來愈緊密的千絲万縷的聯系，都在發揮著促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愈來愈大的現實作用。有鑒于此，有必要确立台海兩岸之間的“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
1)中共必須放棄鴕鳥政策、建立互信机制、消除戰爭于萌芽狀態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基礎上，大陸与台灣都要以平等一員的身份參与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事業，不但包括大陸，也包括台灣；不但包括台灣，也包括澳門、香港等地。所以，從事經濟建設，乃是當務之急。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當然也离不開文化建設、政治建設，也离不開兩岸人民的思想認同或感情的逐漸靠攏，進而達成相互的理解与支持。
要做到這一切，兩岸、兩岸人民、兩岸政府就必須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流、交往。沒有交往，就沒有相互溝通的渠道，就很容易產生隔膜与誤解，就自然而然地也是必然地產生疏离感，而有了交往，誤解就可以通過相互的溝通与理解得以消除，隔膜感、疏离感与陌生感就會很容易地予以消散。所以，交往很重要，不能沒有交往。台海兩岸之間只有不斷地加強交往，才能夠產生相互的理解，才能夠尋求共同發展的良好机遇。
由于長期的意識形態困擾，大陸与台灣大約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來”，雖然你來我往的都是以消滅對方的存在作為行動的基本指導，例如五七年、五八年的大陸炮擊金門事件和蔣介石一九六二年反攻大陸等等，這類交往都是軍事上的交往，都是消耗對方也消耗自己的內耗似工作，因而從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角度來看，從現實的中國發展實際來看，它們都不能不存在著極大的歷史局限性，都不能不存在著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負面影響。
現在台海兩岸之間所要建立的交往應該是在“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基礎上實行互惠互利的交往。這個交往不但有利于大陸，也要有利于台灣；不但有利于台灣，也要有利于大陸。總之，有利于中國人，有利于中華民族，有利于中華民族的現代化。
現在主要進行的是經濟上的交往，例如投資辦企業、辦公司，搞各种各樣的經貿活動；學術交往有一些，但還遠遠不夠，科技交往也要加強。總之，台海兩岸之間應該建立全方位的、深入而持久的交往。如此下去，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兩岸之間就可以進行開誠布公的政治交往了。
要清楚地認識，“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這項規定的危害性。民間都交往了，党派之間為什么不可以交往，官方之間為什么不能進行交往？有什么樊篱不能折除，有什么險阻不能沖破？所謂的“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說法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長期以來在中華民族內部實行的封閉政策。這是七十年初与美國建交之際以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北京政府為了在國際上全面封殺當時的國民政府所做出的一項危害中華民族利益的政策規定。這一規定符合作為小農經濟思想之大成的毛澤東思想，亦即“對敵人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地殘酷無情”，對敵人要“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要“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之”，也就是把人分成“不是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而對敵人，那就要進行全方位的圍剿、打壓，并使之不能尚存有一息喘息之机。
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觀念，在外交政策上、在對台政策上，反映了他極端狹隘而驕橫的、乃至不可一世的帝王心態，反映了他“不与番屬之地交往”的大國君主的陰暗心里，反映了他“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可恥可悲的卑鄙政策。
為什么不能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難道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國家都建立官方關系，而獨獨与台灣、与同是中國人的台灣不能建立官方關系？難道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就足以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而台灣就不是唯一合法了？難道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現在是分治狀態，一個在大陸，一個在台灣？中華民族具有寬廣無比的胸襟，可以排斥另一部分居住在台灣的人民為异類，可以把中華民國以視而不見的方式排斥掉？這樣做，豈不是顯得過于荒唐了？顯然，“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是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鴕鳥政策，是完全漠視台灣政治的客觀實際的錯誤政策，是阻礙中華民族相互融合并最終達成諒解与統一的反動政策。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統一与團結，就必須拆除各种類型的樊篱，包括“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巨大樊篱与阻礙。与台灣建立官方交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只能有利于加強兩岸政府間的溝通与聯系，只能有利于兩岸官方人士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協調，只能有利于兩岸政府制訂出更加符合大陸与台灣的客觀實際的相應政策。
“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又有什么好的呢？這樣做對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真的就沒有任何損害嗎？難道北京政府仍然要執迷不悟地恪守毛澤東和周恩來那些已被歷史證明為腐朽不堪的反動的內外政策？難道卑鄙齷齪的偏隘心理和鼠目寸光的內耗政策竟是北京政府對台方針的別無選擇？
放棄“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陳腐教條，放棄“朕即國家”的無知狹隘的陰暗心理，放棄中央王國之君的丑態，放棄一切不符合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的有悖社會進步与歷史發展的反動政策，是中共政治局頭目們最后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不但需要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官方關系，而且還要建立很好的官方關系、緊密的官方關系和相互信任的官方關系，這樣才能符合現時代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需要，才能創造出兩岸祥和溫馨的和平之气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陸官員可不可以到台灣中華民國的所在地台北去作公務性訪問呢？理所當然是可以的。反過來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員也可以到北京做公務性訪問。不同級別、不同部門的兩岸政府間的互訪應被視為正常的例行公事，而不應該受到無端的指責与痛斥。愈來愈多的兩岸官方之交往將會產生出難以估量的政治利益，其中之一就是通過這种交流与交往的有效通道消除兩岸之間的戰爭隱患。
只有交往才能取得互信，只有互信才能消除戰爭，只有消除戰爭于它的萌芽狀態，才能使兩岸之間的和平得以有效的保障。這，正是處理台海兩岸關系“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的題中應有之意。由于國民党在二○○○年總統大選中敗選，使得中國共產党的對手在無形中消失殆盡，所以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兩岸敵對狀態已經自然而然地自動取消，這樣一來也可能更有利于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通過新的“國共合作”而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也可能應了一句老話，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國民党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可以到北京中南海來找共產党的魁首們共同商討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歷史進程等相關議題。當然，國民党也可以跟新近當選的台灣民進党一塊儿到中南海來，讓江澤民以七十八歲的老邁之軀恭迎年僅四十九歲的、年富力強的台灣新總統，或者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或台灣廳敘談敘談，可以無所不談，這就叫做暢所欲言嘛！
2)兩岸民間應建立相互理性的交往、揚棄政治干擾和政治宣傳
中華民族的內部交往，亦即台灣与大陸的互惠互利的交往，不僅僅指的是台商到大陸投資，台灣人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大陸，而且也指的是中國大陸人可以自由地進出台灣，可以到台灣去并同那里的人民進行各种形式的交往。
這個道理很清楚，中國人的台灣為什么不可以讓中國人自由地出入，就像回到家里一樣地回到台灣，就像見到兄弟姐妹一樣地見到台灣人，還有什么比這更愜意，更正常的嗎？為什么中國的公安部門對中國人訪問中國人的台灣還要限制叢叢、手續繁雜且終于不能成行呢？
有個說法叫做“祖國大陸”，這是北京政府的一個說法，內含深刻的孕意，既然是“祖國大陸”，既然大陸是祖國，那么台灣就是所謂的“游子”，“游子身上衣，針針細密縫”，北京政府就是母親，所以作為游子的台北政府就只有乖乖地投進母親的怀抱喊北京政府一聲“媽媽”了。
其實，“祖國”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包含著比大陸本身更加廣闊的地域的，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祖國”乃是有几個地區組成的，除了大陸之外，台灣算一個，香港算一個，澳門也應該算一個。只要有中國人群居的具有更大自主權的地區或國家，都可以叫做中國人的“祖國”。依据這种理解，“祖國台灣”這個提法也是應該成立的，也是頗有道理的，相對于“祖國大陸”，亦即北京政府的這种自我認定的表達，為什么就不能有一個“祖國台灣”的明确的、同時也是頗有意味的表達呢？
只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旗幟下，無論是“祖國大陸”也好、還是“祖國台灣”也罷，都不過是證明了中國人的居住地而已，都不過是證明了中華民族所應擁有的不同地區的廣闊地域而已。這是對于現實的比較客觀也比較清醒的理解与判斷；這同時也有利于“祖國”兩岸的相互理性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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