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教授林培瑞指港面臨最嚴峻危機

【大紀元6月17日訊】大紀元香港記者吳雪兒報道//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學和城市理工大學日前聯合舉辦一連兩天的「自由與國家安全——是否已取得平衡」論壇，邀請近十名來自英國和美國和學者與會交流。能操一口流利普通話，熟悉中國政治文化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六四真相》編者之一的林培瑞(Perry Link)認為，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香港所面臨最嚴峻的危機；對於港人能否成功阻止23條立法他並不樂觀，但他認為讓他樂觀的是若民間包括媒體、律師等，能把23條問題公開化，多報道這方面的消息，使港人可以警惕。

*港人缺乏危機感

林培瑞認為23條立法是香港所面臨最嚴峻的一個危機，但可惜港人沒有完全意識到，他用普通話說：「 23條一來就開始有北京政府、極權政府用23條開始干涉香港的日常生活，我覺得這個危機是一般的街上的老百姓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我覺得相當可惜。」

林培瑞又認為23條是作為共產黨典型的政治用途，「它（共產黨）不願意寫明白到底是禁止甚麼樣的行為，甚麼樣的團體，它故意模糊，讓所有的人都警惕，自我審查，自我控制。在共產黨看來，這比我來直接管你方便得多。」

對於市民在阻止立法方面可以做的事情，Link認為不多，但他覺得最樂觀的一個結果是老百姓，包括記者、律師能注意到把23條的問題公開化，以及不怕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恐懼引自我審查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叫市民相信它不會隨便執行23條的說法，Link有兩個看法，他說，惡法的存在本身即使沒有實際執行，已足以令人感到受威脅，從而引起自我審查，他記憶中八九年香港傳媒對「六四事件」的報道和現在相比，可以知道香港的傳媒已經存在自我審查。他指自我審查並沒有實質形態，通常發生在內部，不會被報道出來。

另外，他質疑香港人可以相信誰，他續說：「若間接地（港人）要相信的是北京政府，看一下他們（共產黨領導人）的紀錄有多誠信：他們在1949年接管了上海時說一切如常，1951/52年發生了「三反」、「五反」運動，諾言被粉碎；1956年，他們鼓勵知識份子積極表達意見的（即「百家齊放」運動），1957年發生了大型反右派鬥爭；在接著的20年間，50萬人被送去勞改，守諾言？還記得13年前，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時，（當局對學生）其中一個承諾是若學生和平地離開廣場，「我們不會秋後算帳」，學生和平地離開了廣場，兩天後出現了通緝令，學生被追捕、判監，這些是出名的學生，不出名的如工人，有些被槍斃了。」

林培瑞又指出，在這次的論壇裡，他聽到不少關於法例起草細節，與外國同類法例的比較，但聽不到有關中國共產黨制度在中國是如何運作，或他們如何採用恐嚇、控制手法等。他提到英國及威爾士大律師公會代表Michael Birnbaum指藍紙草案內有多處不清晰的地方，關鍵字眼不清晰。他說，「在他(Birnbaum)看來似乎這些是一些的草擬法例上的『瑕疵』。但對我來說，使我聯想到過去幾十年共產黨統治下慣常用以控制人民的策略」。

他說，在中國已經是一種慣例，就是被捕後，當事人問他犯何罪時，所得的答案是：「你自己明白」，檢控官會對你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會告訴你犯了甚麼罪，因為公安想從被捕者口中得知更多，好讓他們可以逮捕更多有關人士。他指出，當局並不只是對罪犯和被捕者才這樣，而是對整個社會所推行的所有運動，都是採取這動態度。

*有意模糊便控制

關於當局一慣整人的手法，林培瑞舉了一個例子，就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對精神污染的定義，如當時年青人的喇叭褲，長頭髮，當局不會講明多長的頭髮才算是精神污染，因為是不應該講清楚，人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會引起恐懼從而不敢去做，犯事後的刑罰也不知道，當局隨意抓捕了誰等也不知道。其實，這是賦予當權者彈性地去利用手中權力以達到個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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