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走馬觀花（高行健-張藝謀）

【大紀元8月25日訊】本來我很愿意尊孔子之言三十而立，在獲得學位后回國任教。但我的理想未能經受住大陸現實的嚴峻考驗。所以９６年從北大回來后我就著手尋找賴在德國的借口。德國不是移民國家，居留權很難得到。我鑽的空子是身為獲得過德國資金的中國作家我可以繼續繁榮德國的文化生活。外事局讓我出示各种證明外，還要我保證不成為德國社會救濟金的領取人。為我提供這一經濟擔保的是位收藏家。他的藏品包括中國各個朝代的陶馬，木馬，石馬……惟獨沒有現代馬，所以就在一位替我詩歌配圖的畫家那儿看上了我這個屬相為馬的現代人。從他的朋友莫拉處我獲知高行健也首先遇到了德國伯樂。

高行健第一次到德國是８５年，當時他得到了一筆德國資金。熱愛八大山人的莫拉看上了高行健的畫，從此成了他的德國靠山，并于８７年圣誕節前滿足了高行健想到歐洲呆一到兩年的愿望。因為他只會法語，所以莫拉把他安排去了巴黎。本來高行健打算在８９年回國，但六四后中共剝奪了他的國籍，于是法國人給了他政治難民的居留權。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莫拉已收藏了他一百多幅畫。

我听說高行健時，大嘆這位四十年代生的中國人還有机會學國畫，而六十年代生的我雖然愛畫，卻只學會了賞畫，求人代畫和給畫寫文。我無緣去參加他的畫展，也從未見過他的作品。我是在威尼斯當閑人時從一個意大利人口里听說世紀末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個生活在巴黎的中國人，當時我沒想到是他。因為這位意大利人把他的名字完全念錯了。后來我才有机會讀到“一個人的圣經”和“靈山”。

今年上网后，讀曹長青批高行健時頗有异議，所以后來見署名燕窩的把曹長青的文章比作燕窩，我樂了，因為這兩种燕窩我都覺得不錯，如果彼此能揚長避短，那就太好了。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況作者讀者都受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思想境界的限制。諸葛亮劉伯溫有神通能超越局限，但他們的作品尤其是預言有几人能懂？

我贊成曹長青對李慎之的評价。六四的鮮血可以讓余杰和我這樣的小字輩看透中共的魔性，而不曾讓李慎之覺醒，可見他在中共的精神牢籠中陷得有多深了。六四后曾一度入獄的李洪林在我眼里比他清醒明智。他的“命運”訴說了他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為了迎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赴湯蹈火，結果卻招來了認馬列這個最不民主最不科學的外來邪說為真理的獨裁專政。這是他們的不幸，也是中國的不幸。曹長青既然有幸擺脫中共的魔掌，來到自由世界，用“曹長青意識”啟發尚在魔掌中的學者，堪稱義舉，否則如何驅馬列意識出中國人腦呢？總之，“曹長青現象”比“韓素音現象”可貴可喜，值得愛國華人感謝，因為曹長青利國利民，而韓素音只利党利己。

但用曹長青意識沒法去看高行健的個人意識“靈山”。高行健是個不可多得的對宗教感興趣的中文作家。從他作品的名字（我還知道“八月雪”）就可見一斑。當然這和他曾經被診斷為肺癌有密切關系。在那之前他象所有的無神論者一樣嘲笑燒香拜佛。但在他得到死亡診斷書后“心里默念南無阿彌陀佛”，雖然他“不能理解一個人正當盛年，也作這种蠢事，但我竟然祈禱了，還十分虔誠，純然發自內心。命運就這樣堅硬，人卻這般軟弱，在厄運面前人什么都不是。”當他再去醫院照片時，他的肺癌不翼而飛，于是醫生說是誤診。

看了他的生平和“靈山”中對此的描述后，我笑了。作為信神女我知道他發自內心的祈禱感動了神佛，佛給他去了病，雖然他本人還未意識到這份恩典。他象唐僧一樣渴望到達靈山，然而只能找到靈岩，因為每個求道者，每個修煉人都必過的色魔關，他沒能闖過，還“性”趣正濃，讓懮國懮民的曹長青反感。我曾象他一樣在宗教和世間四處求道，才終于找到了法輪佛法，所以看“靈山”時可謂一目了然，況且里面也講述了不少我所熟悉的佛道兩家的奇聞异事。我以為這是高行健藝術魅力之所在和獲獎的原因。他獲獎絕非政治因素，因為入籍法國的高行健不關心國家大事。他的自我意識很強，但民族意識不足，也沒社會責任心，所以我個人更贊賞三者兼備的劉曉波。

劉曉波的博士論文是我讀完了的唯一一本現代中文專著，雖然我這輩子讀了不少專著，最后一本是德文的“藝術和文學的社會史”。全書１０３０頁，我只讀到７２９頁，便第二次回國尋找出路。從此我再也無暇顧及這樣的“專”頭。所以上网后看見劉曉波的名字，我象見了熟人，因為在這之前我還看過他寫的六四經歷。

作為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劉曉波的西化論，但不贊成他的觀點。事實上他所深惡痛絕的中共專制正是一個西化的政權，這是它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封建專制的根本區別。無論哪個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為天子，凌駕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議，大臣可以告老還鄉，百姓可以攔轎喊冤。皇帝更不影響三從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奪取政權后，只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神論暴力論），用馬恩列斯毛的畫像取代了神龕佛相孔子牌位。在共產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權，什么都要中共說了算，從生儿育女婚嫁喪葬到上學工作居住遷徙。所以我以為不用西化，不學美國，只要赶走馬列，就可复興中國。有儒家風范正身陷困境的孫大午的實踐足以應證我的觀點。

剛上网時，正赶上“英雄”出籠。于是又一次目睹大家討論張藝謀。第一次是因為他和鞏俐的婚外情。當時有人恨不能是包公，把這位“現代陳世美”給斬了。我讀了秦香蓮的哭訴也憤憤不平，不明白鞏俐為何要當個不光彩的第三者，讓人怀疑她不是憑本事，而是靠色相當上影星的。為了同情秦香蓮我從此不看張鞏的電影。到了德國后，一次被朋友拉去看中國電影。散場后，我便對德國朋友們講，“紅高梁”既不含中國文化（儒釋道），不合中國民風習俗，也不帶中華民族特色。這是一位中國男人受了好萊塢影響在借電影藝術宣泄個人的性意識。如此沒有內涵的男人不可能拍出真正的中國電影。

所以，我一點不奇怪張藝謀會与党俱進，拍出“英雄”。自“新中國”在大陸成立后黑白便顛倒了，英雄皆被迫害甚至被殘殺，唯有小人能出人頭地。象高行健和我這樣的中國人只能靠著洋伯樂才得以出頭露面。而韓素音等也得借洋丈夫或洋產業才能討得党的青睞和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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