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 (希望之聲田溪採訪報導) 江胡交接權力後，胡溫新政的走向，海內外輿論漸漸趨向統一，明朗起來。就此話題，記者採訪了大陸青年作家王怡。王怡96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法學院，現於成都大學工商管理系任教。曾發表過兩本隨筆集 –《載滿鵝的火車》及《不服從的江湖》。 2002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發表《國家賦稅與中國的憲政轉型》，引起較大關注。5月創辦《憲政論衡》網站，致力於關注憲政理論和中國憲政轉型。
王怡從權力交接的角度，分析了共產極權獨有的非民主特性，並從社會轉型的方式方面，論述了胡溫在危機面前選擇權威主義策略的危險性。他分析：「我們看到從江到胡的權力交接過程是非常漫長的。這種非常漫長的權力交接是對胡溫新政的一個有嘲諷意味的事情。
從十六大江就是屬於半退，保留了一個軍委主席的職務，胡接過了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到今天已經兩年多的時間，江把軍委主席交出來，但實際上這個交接還沒有完，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兩個軍委主席的位子，共產黨有一個軍事委員會，國家有一個軍事委員會，而江的國家軍委主席大概要等到明年三月份才會交出來。整個延續兩年多，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完成這樣的一個權力交接。
西方民主國家的權力交接是有程序的，在哪一天選舉，在哪一天交棒，都是非常明確的。像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是不會產生的，尤其越到最高的，越到重要的國家領導職務的交接，越缺乏一個時間上的準確性和程序性。這是跟西方民主國家做一個對比。
中國古代傳統的封建君王制度下的權力交接，可能有很多奪嫡的、爭奪皇位的鬥爭，但是它的權力交接還是有它的程序性。它有一個加冕的儀式，你哪一天當上皇帝，唯一的獨一無二的皇帝，那個時間還是非常準確的，因為它有一整套的政治的儀式、登基大典、皇冠、玉璽、一整套為權力加冕的儀式。
反而今天在二十一世紀，在中國最高權力，從江–所謂的第三代領導核心，交接到胡溫為首的新班子手上，整個過程在古今中外，無論是和古時的君王專制作對比，或和西方的現代的民主制度作對比，都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如果把權力交接當作生產的過程的話，這是一個難產的過程。
去年海內外輿論曾經對胡溫新政有個非常高的期待，但我非常強調就是，所謂的胡溫新政是發生在一個非常漫長的，而且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完成的權力交接階段之中。
所以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胡溫新政，我們先不管胡溫的想法，首先他處在這樣一個怪胎的權力機制裡面，這個新政就是半調子的，註定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新政。所以我們在這兩年多的時間，看到由於江胡雙寡頭在漫長的權力交接過程中所發生的權力爭奪、猜測，整個角逐過程和胡溫新政的高潮和低潮恰恰是有一個對應的關係的。
在去年上半年，大家對胡溫新政有著非常高的期待，也看到胡溫似乎是比以往共產黨的領導人更加親民、更加誠懇，尤其在溫的身上看到一種比較誠懇的姿態。但是我們把它放到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看，他實際上是一個權力交接尚未完成中間的權力角逐所催生出來的東西—-在我權力還沒有穩固的時候，作為一個新的統治者、還沒有完全加冕的統治者，所催生出來的東西。
不管是民眾也好、民意也好，憲法也好，都是他的權力角逐中的武器。因為在江，最大的武器是軍隊、槍桿子、是在黨內傳統統治方式下的某些資源。那麼胡的資源在哪呢？胡就只能在傳統的政治體制外去尋找新的資源，去尋找新的同盟軍，或者是能夠跟他進行互動的力量，來完成漫長的取得權力的過程。
所以去年我們看到的所謂公民維權、孫志剛案件導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胡溫大談新三民主義或憲法最高權威。我的理解就是，放在這樣一個框架下，是他尋找新的政治資源的一種方式。而到今年四中全會前後，胡溫是順利取得了最終權力鬥爭中的勝利，當他取得權力後，我們就看到，去年以來所謂胡溫新政健康開明的動向，就變的強硬了。
北京的記者趙岩被國安逮捕、綁架的事件，據說也是為了《紐約時報》最早報導江澤民在四中全會上退的消息，要查洩密案；我們也看到對很多上訪者、政治異議人士加以重判。這一系列的事件恰恰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後，也就是胡溫在漫長的權力交接過程走到尾聲的階段。
到此時就可以看到，胡溫新政不是海內外輿論一相情願想像出來的。去年胡溫的確有過較開明的階段，但是胡溫新政是否意味著，胡溫新的一代中共領導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可能會比較大膽的、比較開明、民主的想法，作為我們心目中期待的真正的新政？
對此，到今天來看，我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態度，之前胡溫還沒有得到權力前，可能還是處在一種觀望的態度，但從最近的一些跡象來看，我覺得我不太認為胡溫能真正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能夠走出我們所期待的步伐來。
(未完待續)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時事評述》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