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再訪上訪村
【大紀元10月28日訊】一
自從今年2月與老廖一同尋訪上訪村以來，各地赴京上訪的人員有增無減。而隨著一次次政治月經期的來臨，北京當局展開了一波波大規模的捕押、截訪、遣送上訪人員的活動。尤其是針對未遂的9•18大遊行展開的對上訪村的大搜捕使上訪村的“空氣”變得更為緊張、惡劣。據說上訪村的人數已經銳減三分之一。前不久老廖來電提議合作編著一本關於上訪村的書，我們也認為很有必要，於是欣然同意。
2004年10月16日。上午10點多剛起床不久，耶魯大學的康正果先生打來越洋電話問及我們與老廖正在合作的《中國上訪村》一書的圖片情況，他說出版方已決定出版此書，希望儘快看到圖片。剛放下電話，就接到了老廖從成都打來的電話，老廖再三強調一定把圖片弄豐富點。康、廖二位都對《中國上訪村》一書的圖片資料寄予厚望，這使我覺得有必要補充一些新的圖片，於是，我決定立刻動身，再去上訪村探訪一次。
說去就去。我胡亂吃了點東西，為了不引人注意，隨身只帶了一部小型數碼相機就出門了。隨同前往的還有我的一位助手。此時已經接近中午12點。因為有第一次與老廖一同尋訪的波折經歷，這次則算是輕車熟路，從通州雲景裏乘938到北京站，然後轉20路公車直奔離上訪村不遠的永定門火車站。
在擁擠不堪的公車上，回想起上次去上訪村，村民們群情激昂險些失控的局面，我在心裏盤算著這次怎樣才能避免出現類似上次的情況，以免招惹麻煩。因為這次的形勢與上次不同，官方對上訪村的監控已經升級。再次出現眾人聚集，群情激昂的局面，很可能招致當局的鎮壓。如此妄動，不但不能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們，反而大家都要吃虧。
大約1點半，我們到了永定門火車站。這裏依舊像是民工、商販、乞丐以及各類疲憊的旅客走過場的電影場景，人們背負著沉重的行囊，在站口出出進進。我們花五元錢雇了一輛三輪“京牛”，幾分鐘之後就到達了上訪村。
表面上看來，這裏與8個月前我們上次來訪看到的相比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灰土土的街上行人不多，村口的小雜貨店依然冷冷清清。我們並沒有急著進村，而是像過去革命電影中接頭的地下工作者似地裝做無所事事樣子坐在路邊石頭崖上觀察周圍的動靜，看是否會被人盯梢。然後在助手身體的掩護下，我掏出相機悄悄拍下上訪村的外景便悠悠蕩蕩地進村了。
二
過了小賣部便是曾經和老廖來過的那個三角地。一窪窪的髒水一堆堆的垃圾仍然散發著令人頭痛的惡臭。偶有幾個無精打采、表情木然的行人從這裏穿過。我首先想起了上次在這裏見到的那位起初懷疑我們是密探後來第一個接受老廖採訪的女人，那一天，她為了感謝我們傾聽她的悲慘遭遇，在我們最後告別上訪村時，她從那些送我們到村口的村民中悄悄遛出來，在茫茫暮色中追上我們，又送我們走了很遠的路。此時，我仿佛又聽到她那倔強、悲憤的聲音：“我已經上訪了十幾年，只要是活著，不被打死，就要告！”我想再次見到她，為她拍照，瞭解一下這些日子她上訪的情況。然而，來到她租住的那個簡陋的小屋門前，迎接我們的是一把鏽跡斑斑的鐵鎖。我想向她的鄰居打聽她的消息，但與她的房門緊連著的一排房門也都緊鎖著。無奈，停留了片刻，對著她的屋門拍了一張照片後就和助手順著我曾經走過的路線拐入右側的小胡同。在胡同深處，有幾個陌生人迎面過來，其中一人看到我手持相機，便問：
“你們是記者嗎？”
“不是。” 我說。
“那你們是幹什麼的？是租房的？”
“不是。”
“那你們是誰派來的？”
“沒有誰派我們來，只是隨便拍幾張照片。”
我吱應著，隨手把相機塞回口袋，拉著助手繼續往前走。隱約聽到他們在我們身後嘀咕著，大意是說：這又不知道是誰派來摸底的。
我們拐彎走進另外一個胡同裏。幾個婦女正站在各自門閒聊，見我們走來，一位婦女首先開口問道：
“你們是找房子的吧？”。
“不，是拍照片的。”
“那你們肯定是記者了？哪個報社的？《人民日報》的？”
“我不是記者，也不是什麼報社的。我和作家朋友來過這裏，今天來想拍一些照片，可以嗎?”
“你拍好了，能發表出來更好，讓上級瞭解瞭解情況，看看老百姓是怎麼過的。”
“你們是上訪戶嗎？”我問她們。
“不是。”他們一起回答。
“我們是這裏的房東，租房子的，找上訪的話到前面去找，那邊都是。”說話的女人隨說隨用手指了指我們進來的方向。
“你們看看我們這裏髒成什麼樣了，到處臭烘烘的，也沒人管。你們看看村口的廁所吧，多髒啊，那些上訪的都在裏面洗澡，進去就不出來了，叫也叫不出來。”
“她們也挺慘的，沒錢，又老挨員警的打，哎！政府也不想想辦法。”
“我看你們不是記者，肯定就是上級派來暗訪的，那就多拍些照片讓政府看看，給老百姓解決點問題。”
……
幾個婦女七嘴八舌的說著。
知道她們不是上訪戶，我們與她們隨便聊了一會，便告辭轉身往回走。
我們來到了上次和老廖來訪時見到的那位因女兒慘死而從東北來京上訪的女醫生的“家”門前。見屋門半開著，我忍不住登上臺階敲了敲門，想看看那位婦女是否還在。裏面沒有人應聲，我推開門發現屋裏的佈局有些變化，原先的大通鋪縮短了一節，當時在場的另外幾個女人也均不見蹤影。
“找誰？”一個倒在床上面孔陌生的婦女沖我冷冷地問。
“請問這裏過去住的人現在去哪了?”
“不知道。” 回答同樣是冷冷的。
我趕緊道歉退下來，疑心記憶除了問題，找錯了門。
“是這個門嗎？”助手問我。
“沒錯啊？”我踏上隔門的臺階打探。高臺上的房門也是半開著的，裏面有四、五個枯瘦男人的身影，一位長者躬著身子正站在屋門口的爐灶前弄飯，另外幾個懶洋洋地倒在床上正在談論著什麼。
“請問隔壁過去住的幾位婦女不在這裏住了嗎？”我問。
那幾個倒在床上的男人停下交談一起把目光投向我。
“不知道。”那位長者不冷不熱地答道。
我不大死心，繼續問道：
“她們其中有一位死了女兒的中年婦女，是個醫生，過去我來的時候她和另外幾位上訪婦女就住在隔壁。你們知道她們的下落嗎？”
“不知道。”這次是他們一起回答。顯然，他們對來訪者既不信任，也無興趣。也許，他們把我們當打探情況的奸細了。我本想拍張照片，但看著他們冷漠、警惕的樣子，最終打消了為他們拍照的企圖。
我們繼續往前走。此時，我一方面希望走訪幾個上次來拍攝、採訪過的老上訪戶，瞭解一些他們的近況，另一方面又有點心有餘悸，擔心在村裏逛蕩久了會被人認出來，再度出現眾人聚集哭訴冤情的局面。
看到迎面走來幾個行人，我不禁把露在外面的長髮塞進外套的領子裏以掩飾我的特徵。助手一旁開玩笑說：“沒事，別這麼膽小怕事，別以為人家都在注意你，這些人可能都是後來才住進來的吧。沒人認識你。”
前面不遠處，一個男人正蹲在路邊的茅屋對面發呆。對我們的到來他沒有一點反應。我們好奇地在他身邊停下來，順著他的視線看去：堆滿雜物的茅屋裏，一台“雪花”飛濺的破舊電視機螢屏上正播放著一個女模特騷首弄姿的廣告節目。如果不親眼目睹，這種場面實在難以想像：一位窮困潦倒幾近麻木的男人和他不得不蹲在門外看的電視的“家”。這是一個真正像雞窩一樣的茅屋，是用破爛木版搭建起來的，不足三、四平方米。一張堆著亂七八糟的雜物的板床幾乎佔據了全部空間。這個場景使我忽然想起了前蘇聯流亡西方的藝術家卡巴科夫以裝置藝術的名義複製的史達林時期的集體農莊，我不太瞭解史達林時期的集體農莊的真事狀況，但從裝置藝術的角度來看，眼前的景物以及這個不大不小的上訪村遠比卡氏複製的集體農莊更為觸目驚心，更具震撼力。
我悄悄從口袋裏掏出相機對著電視、茅屋按下了快門。
“快走吧，他聽到快門按的聲音了。”助手說著拉著我就走。
這時，那個男人才抬起頭警惕地打量我。
我們繼續往前走，在村北一個胡同口停下來，看到胡同深處有幾位婦女正坐在一起聊天，我想拍下這個場景，剛舉起相機，婦女們就站起來朝我們迎面走過來。
“你們是不是記者？如果是的話就聽聽我們的冤情，寫出來，登出去。”
“不是，我們不是記者。”
“不是記者拍照片幹嘛？”
“也許有用，希望對你們有所幫助吧。”.
“幹嘛用?你們是代表誰來的？
“誰也不代表，只代表自己。”
“那你能幹什麼？能解決問題嗎？能解決問題的話就看看我們的材料。”
面對她們的詢問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重複給她們解釋：
“我們不是記者，也不代表任何人，我來過這裏，我也上訪過，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想做點對大家有所幫助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不能承諾什麼，但我想盡點力，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想拍些照片。”
“拍吧，我們什麼都不怕，不管你是誰派來的，你只要能把我們這裏的情況反映上去就行。”
“來過一些自稱記者的人，又拍照片又採訪，走了一點問題也解決不了，有的還反而拿我們的材料陷害我們……誰知道你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都被他們抓走好幾次快被他們打死了，你把這些事寫出了登出來，告訴外國人也行。”
“你能幫著解決這些問題嗎？”
“政府不管我們的死活，我們也什麼也不怕了。”
她們七嘴八舌地把我們讓到了屋裏。這時又有幾個婦女圍到了門前。我擔心發生上一次的情況。我說：
“你們不怕，我還害怕呢。我只是想拍幾張照片，不想找麻煩，惹出事對大家都不好。”
“你害怕啥？你又不是上訪的，我們整天被抓挨打都不怕！”
“我當然害怕了，政府、員警他們有警棍有槍有監獄，還是小心的好啊！”我半開玩笑地說。
進屋後我和他們並排坐在地鋪上，我想和她們距離近一點，好使她們平靜下來。我的身體語言果然有效。她們說話的語調漸漸平靜下來。其中一位婦女指著另一位婦女說：“先讓她說說她的情況吧，她最慘。”
那女人看上去四十多歲，她小心翼翼從身上拿出她寫好的一張申訴信遞給我。
“我本來不會寫字，為了上訪練習寫，費了很長時間才寫好這封信，你們能給我解決解決嗎？”說著，她開始啜泣起來。
“你看你，又哭了，光哭有啥用，趕緊給記者講講你的事呀。”另一位婦女催促她快說。
看到那位婦女激動的樣子，我不忍心讓她對空抱希望，我說：
“我真地不是記者。要不就不用說了，這份原稿自己留著，要有複印的材料可以給我一份。”
“你拿著吧，我再寫。” 說著，哭泣的女人又拿出另外一張遞到我的手裏。
我是一個感情脆弱易受感染的人，看到這位已經哭腫眼睛的婦女在眼前流淚，我也忍不住鼻子發酸。我說：“好吧。”見她固執地給我，我就接過來看。那是一些非常稚拙的字跡，儘管有多處補寫的小字插在漏寫的地方顯得有點擁擠，且有很多錯別字，但每個字都寫得規規整整，想必這位婦女寫這份材料費了很大的心血。一張紙上是這樣寫的：
舉報人：徐靜
我91年結婚架（嫁）到魏村，村裏沒分給我地，（我）92年生一女兒（，）村裏還是沒有給地，94年第二輪土地改各（革）時，因為我與他們講理，村委會打（擊）報服（複），又將我丈夫一人所得的土地收回，我多次找地方政府解決，可是地方幹部一直不解決，96年97年我到阜陽地區（政府）帶信，也沒解決，2003年2004年我到省人大省政府（請求）農委會下函地方政府，一直不解（決），第一級政府薛閣為（辦）事處紀委書記楊其說我再告，她非得至（治）死我，2004年7月28日我從省（裏）回來（，）楊其真用摩托車把我撞傷，我報案（，）地方公安局和政府全不給立案，地方政府顛倒黑白，作（做）假案（，）至今我全家人口的地也不給解決，吏（使）我一家無法生存（。）我上訪要我家的地（，）當地政府不旦（但）不給我的地（，）反（而）對我進行打擊報復（，）把我家的院牆房子全推到（倒），還到處追我，非要殺人滅口（。）請求中央領導責令有關部門對地方政府強行收回我的人口地和不發包（給）我人口地的相關責任人給予處分，歸還我家應得的人口地，
以上是這份 “舉報信”的大部分內容，下面的內容與前面有些重複，但文字讀起來比前面更困難，有些句子意思沒有表達完就打住了。但為了保持這封信內容的完整性，按原文結構抄錄如下：
對於多年無地忡（種）給予經濟賠償和精神賠償，吏（使）我的生命才（財）產得不到安全，吏（使）我無出可歸，
對我回家說給我解決，我一回家就把
2004年九月22日當地政府打擊報服（複）叫（把）我家的房子和院牆全推到（倒）因我丈夫
幹部蘆進超拉著他遷一條大溝（狗？）100份我也不給我至，（不知此處為何意？）他導（倒）賣土地，非（法）佔用建房導（倒）賣房產數以（屬於）他們（自己），幹部說我在（再）上訪就至（治）死我，
這些文字出自一位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儘管它令人難以卒讀，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她的描述中知道她一家人所受到的不公與其悲慘的處境。在這裏如實抄錄下來是想讓人們對於失語的上訪農民跋涉維權之路的艱辛無奈有一個更為深切直觀的瞭解。
從這位上訪婦女的現場陳述以及她給我的另一份寫明“控告狀”的補充文字，我得知她是來自安徽的農民，40歲，結婚生育後不僅沒有得到應得的人口地，自己丈夫的地也被無理的收回，逐級上訪沒有結果，反而遭到地方政府楊書記的打擊報復，甚至追殺。她於2003年被迫來京上訪，到2004年已經是第十次進京上訪了。但到目前為止，不僅事情沒有得到解決，卻落得無家可歸。
“這是我的材料。”這時，另外幾位婦女也都紛紛把自己的材料遞到我的手上。“你沒有答錄機嗎？”一位婦女問。
我告訴她，我這次來主要是拍些照片，採訪的事有我的朋友做，我會把材料轉給他。
有上次的經驗，我知道在這裏不能久留，時間一長，人聚多了就走不了了。我應當抓緊時間拍照。於是我對她們說。“資料回去看，現在可以給你們拍照嗎？
我迅速給她們拍了照片，最後對她們說：
“大家保重吧！”
“謝謝你！啥時再來？”
“說不準，但肯定還會來。”說著，我和助手從那個只有上下兩層板床的小屋裏退了出來。
“裏面也是上訪戶嗎？”我問。
一位開始對我抱有懷疑的婦女很友好地回答說：
“是，進去就行。你把我們的事公佈出去吧，公佈到國外也行，這裏的人太慘了！裏面住的都是，去聽聽他們怎麼說吧。”
三
我們走進胡同裏的一個套院，剛走近一戶人家的門口，就聽到屋裏傳來一個女人的厲聲喝問：“幹什麼？代表誰來的？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派你們來的？”問話者是一個盤腿坐在一張雙層床的上鋪的一位中年婦女。屋裏還另外還有幾個女人，一個男人一見我們來便閃身從門口溜了出去。
“我誰也代表不了，只代表自己。”我又重複了先前說過的那句話。
“幹嘛來了？摸情況啊？老百姓夠慘的了。小夥子，可別幹傷天害理的事呐。”那女人虎視眈眈地盯著我說。另外幾位婦女見我進來也都附和著上面的女人質問我：“我們可什麼也不怕，小夥子，你先說你是幹嘛的？”
我們進屋抬頭仔細一看，上鋪的女人也許並不比我大多少，卻口稱我小夥子。我的助手站在門口笑了起來，問那個女人：
“你多大歲數了？”。
“不知道多大歲數了，反正就這麼大。你先別給我打哈哈，你說你們來幹嘛？”她的口氣還是咄咄逼人。
“你把我們當成密探了吧？放心，我也上訪過，所以想瞭解一些這裏的情況…..”
“別套我們了,你是幹什麼的也無所謂，代表誰來也無所謂，把這裏的情況給你的上級彙報彙報，我們要解決實際問題。”
顯然，這個女人跟本不不相信我說的話。
“
你警惕性很高啊！”我恭維她說。
“淨來些摸情況的，都說自己是記者，問完了什麼事也解決不了，有的反而告我們的密，陷害我們，我們這裏很多人都被抓被打過，不問清你是幹什麼的，我們談什麼……”
“讓人家說說話吧。”一個坐在下鋪的婦女對上鋪不停嘴的女人說道。
但上鋪的女人還是忍不住：
“小夥子，這年頭做事得有良心，不管是誰派你來的，你做事可都得憑自己的良心啊！前一段有一個員警來這裏，讓我帶路找人，還說我帶路的話給我一千塊，我說你讓我當“漢奸”啊，就是給我20萬我也不幹。日本人打中國可恨吧，那些當漢奸的中國人更可恨！對吧，小夥子？”
“說得好啊！可我真的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人，沒有人派我來，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想來拍些照片，也許會用在一本關於上訪村的書裏，就這麼簡單，沒你想像的這麼複雜。”
“那你誰也不代表就幹這事？要沒我的事的話，我怎麼沒有精力幹這種事呢？哪有這麼好的人呐？”
看她疑心太重，我側身坐在下鋪的床邊和另外幾位婦女搭訕。
“拍照片也要知道你是幹嘛的。不管你是誰派來的，只要你真想幫助這些可憐的人，我一聲喊，大家都會集中到這裏讓你拍。”上鋪的那位又開口了。
“不必叫一些人！”我抬頭對她說：“我只想隨便拍些人物和場景，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拍你和你們屋裏的人。”
“可以，小夥子，我可是什麼也不怕的人，我可以告訴你，我叫賀影，黑龍江人。從79年我大弟弟車禍死我就開始上訪，什麼人都見過，我做黃花閨女的時候就曾帶領一幫人攔截過當時的國家主席王震的車。”
“那是哪一年？”
“81年，我25歲，那個時候王震不是國家主席嘛，王震見我是個黃花閨女，停下車問什麼事，我說對不起，失禮了，我們有冤情，希望國家主席給我們做主。”
“後來呢？王震管了沒有？”
“管了。轉下麵去了。”
“結果呢？”
“沒有用啊，不然我怎麼還來北京上訪啊？”
“上訪再沒用怎麼辦？”
“沒用我也的告，反正就當來玩吧，不然怎麼有機會來北京呢？”
“你到是個樂觀的人。”
“不樂觀怎麼辦，不氣死嗎？”
“那你生活怎麼辦？”
“檢破爛。也不能餓死啊……什麼世道！”
“你住的房子多錢房費？”
“三塊一天。這裏的人都是被逼無奈才到這裏來的，不然誰願意住這裏啊！”
“不容易！”
“老百姓什麼時候好過過？ 你沒聽說那個順口溜嗎？”
“什麼順口溜？”
“毛澤東領了一幫窮光蛋，鄧小平培養了一群殺人犯，江澤民保護了一批貪污犯，胡錦濤……”（沒有記住後面說的什麼）
“沒聽過，有意思！”
“有意思的還多著呢，小夥子！我看你也不是什麼壞人，你就拍你的照片吧，可我的頭上有這麼多紅印子怎麼拍照啊？”
我起身看了看，她的額頭上確實有幾個核桃大小的紅血印，問道：
“怎麼弄的？”
“這是昨天患頭痛病弄的，拍出來不好看吧。”
她是一個很注意自己形象的女人。我開玩笑說：“沒事，也不是選美，只要真實就好看。”
見已經取得她的信任，我趕緊掏出相機首先拍她，然後又拍了同屋的另外幾位婦女。
這時，上鋪那個叫賀影的女人又把她的一大摞上訴材料擺了一床，讓我再拍一張。她還問我帶沒帶答錄機。我說沒帶，我告訴她我的一個朋友專門做這類採訪，我會把她的故事告訴朋友，讓他來採訪她。她問啥時候來，我說這很難說，但肯定會來的。
賀影為我沒帶答錄機來感到遺憾，但她還是對我簡略地講了她的上訪經歷：她的大弟弟賀野于1979年車禍而死，送到醫院沒有經過法醫驗屍就處理了，她們家裏竟沒有從肇事方那裏得到一分錢的賠償。為此她46歲的母親還有她的父親舅舅都在一個月內氣悶抑鬱而死。從那時起，她就開始上訪，後來又遇到了房子被燒等一連串的倒楣事，到今天她已經上訪二十五年了。儘管她得到了一些勝訴的判決書，但卻沒有得到過真正的賠償。
最後，她讓我記下她的電話號碼，她說：“你和你的朋友再來的話，先給我打電話，如果我不在北京，我們可以另約時間。如果我在這裏，你們要想採訪，我給你找那些最慘的人來講他們的故事。小夥子，今天你能來這個地方，如果能幫我們這些可憐的人解決問題，我們會真心的感謝你。即使你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能來聽聽我們講也得感謝你。”
我說：“我們來這裏不是為了你們的感謝。也許我們幫不了你們什麼忙，但我想我們會盡可能地把這裏的事告訴更多的人，讓全社會，讓更多的人來關注上訪村。”
“那就謝謝了！”她說。“下次來一定帶答錄機來，把這裏人講的全都錄下來啊！”
“好吧！我的朋友會來採訪你的。”
賀影從上鋪溜下來，和屋裏的人們一起出來送我們出門。
四
下午三點多鐘，我和助手告別了上訪村。走出上訪村猶如走出一個慘澹淒涼的超現實的夢境。在離開上訪村的沿路上，不斷有零星的拾荒者（料想他們也是上訪村的人）進入我們的視線，他們蒼涼的身影模糊了上訪村惡夢與現實的界限。
這次來訪沒有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沒有碰見一個上次見過的上訪人員，我並不感覺特別奇怪。因為我們知道從上次來訪至今這數月的時間裏，員警以及各地的截訪人員已經光顧這裏多次了。大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次來訪接觸到的上訪人員幾乎都是婦女的原因。
沿著上訪村附近的一條鐵軌步行往回走，漸漸地感覺一切又好象恢復了正常。從永定門乘車來到坐落在長安大道的西端民族宮對面的三味書屋時，正趕上二樓茶室有一個關於國企改革的講座，女店員禮貌熱情地把我們讓進去，並為我們找到兩個靠牆的空位，然後端上兩杯清茶。
這裏有幾十人正在聚精會神地聽主講者發言，發言結束後是提問。對於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分配不公等問題，人們各有各的看法。然而我卻一時難以入境。我知道在上訪村也有一些因國企破產而倒楣的上訪者，這裏的討論顯然是有其現實意義的。但問題是這些討論如何能會對決策者們產生影響？與虎謀皮如何可能？在今天的國企改革中，最大的獲利者顯然就是那些制定分配規則充當決策者的利益集團。集權專制制度就是一架製造社會不公正的機器，在根本性的制度之罪尚未徹底清算之前探討解決制度之災有多少可能？
然而，在書屋茶館裏遭遇書生們的討論還是有意思的。發言中時常出現的黑話似的話語策略不僅顯示出了中國文人的語言智慧，也體現了生活于集權制度之中的知識份子企圖有所作為時的無奈和尷尬。作為旁觀者，我在此意外體驗到一種情景錯位帶來的複雜感受。
一位光頭發言者引起了我的注意，當然這並非是由於他的光頭，而是他講到他十幾個小時之前的一段經歷：幾天前，吉林某軍工廠因國企改革帶來的不公而引起了集體進京上訪，10月15日淩晨，在三裏河某處，四、五十位上訪請願工人被員警突襲帶走。光頭先生說：“員警們說的很簡單：都乖乖的上車。這些上訪者在企業垮臺後每人的生活費用是100——150元，而上屬部門規定的標準是350元，所以無法生存下去的人們憤而上訪，但接待者卻說：是規定350元，但發給你們多少就是多少，就這些，不服拉倒。”我湊過去問他有沒有拍照，他說他是因為上訪者中有他的朋友，他是深夜被朋友的電話叫醒趕去的，沒帶相機，他說即使帶了現場也不可能拍，員警見誰逮誰，他也是幸虧口尖舌利百般辯解自己才得以脫身。
五
天已經暗下來了。我們從三味書屋出來朝向天安門廣場方向走。馬路兩旁燈紅酒綠。長安街的夜晚比通向上訪村的那條枯燥乏味的馬路更容易使人產生幻覺。
在掛著“為人民服務”金字招牌的新華門前，人民子弟兵與便衣員警正警惕地注視著來往的人民。
再往前走，遠遠地就已經看到了紅牆之上那個始作俑者的畫像仍然煞有介事的面對著冤魂遊蕩的廣場。
此刻，廣場以南數華里之外上訪村的村民平安入夢了嗎？
作者為行為藝術家，攝影家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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