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說「理順」──從江澤民鞠躬下台想到提高中共「執政能力」

【大紀元10月6日訊】前不久閉幕的中共四中全會，因為“垂帘聽政”兩年有余的江澤民主動請辭、卸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而令得海內外輿論沸騰，反而把此次會議的一個值得關注的中心主題──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問題忽略、淹沒了。京中媒體甚至以語藏玄機的“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名之，更多出現的則是這個字眼──“理順”。就是說，因為江澤民卸任，“理順了”中共權力結構中“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等等的各種關系。其實，所謂提高中共執政能力的問題，首先也存在這個“理順”的問題。

“理順”，顧名思義，有兩層含義：一是梳理清楚中共黨、政、軍以及各種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解決執政體制問題；二是要“順理成章”──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首先要從理清中共執政的權力來源和法理根源的問題入手。從第一個意義上說，江澤民這次的主動請辭，不再戀棧權力，使得中共歷來違反民主程序的“老人政治”、“垂帘聽政”等等舊規舊習走向壽終正寢，可謂利國利己之舉，值得加以正面肯定。因此，正如媒體和網上輿論所言，今後，再沒有人可以替胡錦濤、溫家寶背“罵名”了，胡溫及其“執政能力”，就真的要在這兩個“理順”的意義上──完善執政體制，理清中共執政的權力來源，理順黨、政、軍及立法、執法與行政等各方面的權力關系上，認真下功夫了。

一個政黨完備的執政能力從何而來？首先，得從相對完備的執政體制裡來。歷數中共建政以來諸多大的歷史失誤──從毛澤東主政時的反右算起，大躍進、公社化、三年大飢荒、四清、十年文革浩劫，一直到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反自由化”、“六四天安門血案”，以及江澤民主政時期的“法輪功”事件和社會全面腐敗，其失誤根源確實有領導人個人的因素──因為是個“人治”的社會；背後的根本原因則是體制問題──政黨、領袖和個人的權力缺乏制度性、程序性的制約，以致國家主席、黨總書記等等都可以在一夜之間不經正常程序的下台、關押、軟禁，“無法無天”的結果，一定要導致“暗無天日”。就這一個意義上說，所謂“理順”，或許真得應該首先從解除對前總書記趙紫陽的軟禁開始。

那麼，什麼才是相對完備和先進的執政體制呢？比如，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民主代替集權來進行社會組織和管理；重新調整執政黨與國家、與政府的關系，調整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的關系；通過中共自身的民主建設，來促進全社會的民主建設；通過領導體制的改革和工作機制的改革，來提高執政的效率和增強反腐肅貪、清廉為政的力度；在強調社會發展的同時要關注社會公平問題，在縮小貧富差距，照顧弱勢群體上表現出執政者的誠意和努力，等等。以上種種，才是所謂“理順”的第一要義。美國一部憲法管了立國三百多年，兩黨各屆領袖人物無論誰上台，都一直能保証社會的長治久安，首先就在於，他們有一個相對健全的執政體制。

今天，就中共的執政能力而言，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全黨上下無所不在、並且速度不斷加快的貪污腐敗及其黨內控制系統的崩解。其根本原因，與其說是黨內監督系統的失靈無力，毋寧說是權力來源不清，立法、執法、行政三者的權力關系混亂所造成的。所謂政治改革，要求中共對現存體制作根本性的改革，看來為時尚遠；但政治改革之於中共，已經到了不改革就要亡黨亡國的危險邊緣，其當前的現實出路在於──回歸憲法，黨的權力必須嚴格服從憲法，嚴格遵循現有憲法的規定。

今年是中共建政後制定的第一部憲法五十周年。早在啟動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明確提出過“切實保障個人的民主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多少年來對人民民主權利所規定的條文──保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就是由中共執政黨帶頭違憲的。不但憲法形同一紙虛文，甚至連“民主”、“自由”這樣的字眼都成了當今媒體、出版的大忌諱。中共執政下的中國社會自由度，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雖有變化和進步，但總體而言，其言論、結社的社會空間，既比不上當今的台灣、香港等中國人社會，也不上國民黨統治的三十年代，甚至比不上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年代，這在中國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可以說，所謂“胡溫新政”，在江澤民鞠躬下台以後才是真正開始了。胡錦濤、溫家寶要“理順”中共執政能力的千頭萬緒，首先就要從回歸憲法、理清執政的權力法源、開放報禁及其言論自由空間、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開始。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