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人到底應對甚麼負責？
【大紀元12月31日訊】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胡錦濤四中全會上關於意識形態的講話，其實，他的話的本質就是要國民對甚麼負責的問題。後來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他又一次講這些話；宣傳口的劉雲山又多次對這些話做了發揮；《人民日報》發表金鏘的《牢牢掌握意織形態工作的主導權》；又發表郁曉的評論；《求實》雜誌的《不斷提高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的評論；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發表《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的講話；中共中央還出台了《關於把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見》、《關於進一步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這都是圍繞著捍衛意識形態所採取的步驟，是胡錦濤的救黨努力。
僅說意織形態我們是不能直解它到底是甚麼的，共產黨就可藉著對意識形態的神聖來矇蔽人民，然後用大棒威脅、打擊覺醒者。
若我們對意識形態做出還原呢，一下子就能讓人看清：被共產黨神聖化的所謂意識形態，不就是讓人以甚麼來做生命存在（活著）的出發點嗎？或曰：人活著到底應該對甚麼負起責任？
讓我們來看看胡錦濤在四中全會上是怎麼說的吧：“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短短的一段話，胡錦濤就已把他，把共產黨要對之負責的對象表露得清清楚楚—-
他要對之負責的對象就是：（1）國家領導人；（2）政治制度；（3）四項基本原則；（4）國體；（5）政權。共產黨要對某些對像負起責任，就要以對另一些對象的討伐為條件，這是他們的二分法和矛盾說所不能擺脫的局限。
那胡錦濤們要討伐，要犧牲的又是甚麼呢？他說的也很坦白，那就是：（1）境外敵對勢力；（2）（國內外的）媒體；
對這些人的何種行為實施討伐呢？那是：（1）他們大肆的攻擊行為；（2）他們宣傳的“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3）“西方的”人權觀；（4）“西方的”新聞自由；（5）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6）對中國國體、政權的否定。
從這段話來看，胡錦濤知道他的所好與所惡，也清楚他指的境外敵對勢力是哪些人，他譴責的是國內的哪些媒體。他清楚自己是想犧牲甚麼成全（負責）甚麼，他也清楚他是向甚麼對像提出這種要求的。
可是，他知道他的所好所惡，他要討伐要負起的責任都僅僅是他個人的主觀態度嗎？可任何事物之做為事物並不是由甚麼人的態度決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質決定的，因而它們之當受討伐還是當受負責應由它們是甚麼本質來做判定，是看行為是否違反其本質。任何人的，任何一群一幫人的態度都是個別的，只有自身有效性，而事物的性質卻是普遍的，怎麼可以拿只對自身的有效性來做普遍的標準呢？
他知道他那些“要求”所要加之的對象是已經的，其性質是不變的，因而它們應負的責任早在它們來世界之時就已經被先天地規定了嗎？—-
責任就是—-“是”，一事物是甚麼，就對甚麼負責。
他知道“敵對勢力”這個概念的兩面內涵嗎？他不知道！
做為勢力，不管敵對不敵對，都必是一種客體，做為客體它本身只是它本身。
“敵對”僅是評判者的一種態度，或用態度做的評判，並不是它本身的性質，因而是不是敵對不僅可能與它自身有關，也可能是由評判者的立場所決定。
胡錦濤說出這些話來，這些話就轉變成政權的路線而對社會發生影響，因而他首先應該澄清若對他的討伐和責任做還原的話，被他列為“敵對”的那些勢力，他要為之承擔責任的那些對象，將被還原成甚麼？這最重要的一點，是胡錦濤的智慧所無能為力的。
他不知道他的“敵對勢力”僅是人的主觀立場，所以判定甚麼是“敵對勢力”需要一個根據，一個標準。這個根據是甚麼，標準又是從哪裏來的？這些是他所清楚的嗎？他採用的標準能夠還原進做為客體的“敵對勢力”的還原之中嗎？二者是同一個世界中的，具有同一個本質嗎？只有這樣，他的為之負責，他的“敵對勢力”這些說法才能成立。這卻是胡錦濤未曾想過的—-
這些思想對於胡錦濤還是天書。
這個問題是一門學問，而胡錦濤說的話卻只是一個個別立場。
學問所面對的是客觀世界中的對象，而立場卻只是主觀的意志。
學問和態度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是人的兩個不同能力，各遵循不同的規律：學問仰仗認識能力，追蹤的是客觀對象的因果聯繫，服從的是認識論規律；
而立場只是意志的表達，服從的是選擇律，屬於意志自由問題。
學問要解決的是結論的真偽，學問能保證立場、態度的正當或不當，學問的獲取要依靠求證，而證明所遵循的是人類共同理性的規則（即邏輯原理）。而胡錦濤的責任僅是主觀的，因而就是個別的立場，至多有個頑固或是脆弱，它是任意選擇的，既可以右也可以左，既可能對也可能錯，它沒有普遍效性。
人對自己的意志是個感覺關係，因而意志被體驗為自由。
而學問是對必然關係的求索，所以學問是保證意志正當與否的力量，意志卻不能取代了學問，不能干涉學問。而胡錦濤的話恰恰就犯了個別有效的意志干涉了普遍有效性的學問，用意志取代了學問。
意志是任何一個具有理性的生命都有的，因而立場也是人人都有的，一個人的意志成為全體人共同的選擇，客觀世界裡沒有這個規則。從胡錦濤的話裡我們看不出他對此所領悟，看不出他在意志的頑固之外有使用認識的痕跡。
胡錦濤的智慧還沒上升到要立場（意志）經受可靠性保證的覺察，胡錦濤還不是一個習慣於運用認識論立場的人，他的話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在證明自己態度的可靠性的人，而是一個下命令的人，他的這種堅定性當然只能藉助外來強制力。因而這是一種頑固的霸道或霸道的頑固。
所以說胡錦濤的話所表現出來的就不只是強硬和讓人感到恐怖，更糟的是他讓人失望，他的智力還處在對環境對時代的沒數階段，他還不識這個時代的潮水，他的身份卻讓他處在對時代的駕馭地位，他就濫竽充數，隨意揚帆。
他的話既有浮在表面可加直觀的思想，這是他能覺察因而他要表達並且已表達出來的，可在這些可直觀的思想背後還蘊含著一些更深邃，更具本質意義，更影響實踐的聯繫，卻是他所覺察不到的，而且是窮盡他的全部智力也還是望塵莫及的—-他是一個在思維上還沒能有達到成熟，沒上升到思辯水平的人，他的身份卻使他處在集思想、行為、組織於一身的地位。他的似是而非的見解在變成實踐的指導思想後，所能引發的當然就是矛盾。矛盾導致災難。
悲乎鄧小平！悲乎胡錦濤！
我們馬上來完成兩個還原：第一是對“敵對勢力”的客觀還原—-那就不能問敵對不敵對，只要是勢力，就都直接被還原為自然意義的人。
第二是對判定“敵對勢力”的那個標準的還原：“敵對”這個詞至少要在兩個主觀意志之間才能成立，人是屬於大自然的，因而人的動機是否正當就是看它與大自然的命意是否一致。可大自然又不是一種能感覺的力量，你怎麼同它敵對去？即使你要敵對它也不同你對呀！人人都想對抗大自然的死亡律，可你敵對得起來嗎？即使你逼到它家門上挑戰，它也不應。從這裡我們推出的結論是：任何人面對著創造人類的那個力量，是不存在敵對不敵對的。
可見，“敵對勢力”的設定僅僅是個別人之間的態度，主觀意志的要求。
可這樣以來，“敵對勢力”這個設定的本身合法與否就成問題了—-誰都有意志，凡意志就能設定，誰都能夠把別人設定為敵對，那世界不就亂套了嗎？社會、秩序又從哪裏談起？全世界都是本拉登，那不是時時都在爆炸嗎？人的存在靠甚麼來保證？人的生命還有甚麼意義？
人類不同於生物界的所有種類，就在於人有一個能夠識別的機能—-理性，而其他物種只有本能—-只服從自然必然性。做為力量，自然力對於它們就是他律，人的理性卻讓人能夠自律—-理性讓人知識到自身和對象，正是這種知識讓人感知自己在世界在時間中的位置，使生命具有了意義，生命只有在自律下才具有價值。但自律仍然不能越出必然性他律之外。社會的形成、秩序的必要所衝著的是自律，因為是自律在自由選擇，但自律所遵循的卻還是做為他律的自然必然性，自律是讓人不要自律到必然性之外去。那麼：人的言論行為是不是敵對的就是看其是否超出了自然必然性，並不問他人的態度。
胡錦濤是不是知道人類理性是共同的？形成理性的物質組織也是同一種，理性形成所遵循的機理又是同一個呢？胡錦濤是不是清楚真理對誰都真，不問姓共還是姓資，因而凡事關公眾，事關其類，其標準也必須是共同的，既無國內與境外，也不分張三一言還是李四兩語，更不問是胡錦濤還是孫豐，是共產黨還是民主黨，只要你可以的，其他人也當然也可以—-難道胡錦濤、共產黨連人人都是客觀世界的，不變的客體這個事實也不予承認嗎？
既然在做為事實上人人都是客體，考量這類事實的標準怎麼可以是任意的呢？
分析至此，胡錦濤言論的荒唐性也就不證自明—-
只要採用了人類標準，即客觀世界的標準，哪有甚麼敵人？哪來的敵對勢力？
做為共產黨的領袖，做為國家元首的胡錦濤，竟然連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都弄不清，對共產黨的自新你還抱甚麼指望呢？這共產黨又怎麼會不是恐怖主義的大本營和酵床呢？
胡錦濤又怎樣，他不過也是芸芸眾生裡的一分子；共產黨又怎樣，他們不過是人類成員中的一撮，人類成員中哪個分子沒有意志？人類中又有多少個像共產黨這樣的小撮？
人類的性質是共同的，客觀的，為甚麼不拿共同又客觀的性質來充做評判的標準，而非要拿個人的意志來充數呢？
人類理性裡不存在這個道理！
人又不是某個黨某個派某個幫造出來的，標準當然也不應由某個人某個幫某個派來提供。胡錦濤對此—-即連真理的普遍性都不懂，他憑甚麼該讓人信任他呢？他又怎麼能找到社會安定的鑰匙呢？
難道還有人對我們的證明持懷疑嗎？那除非他是白癡！
若從生命的本身出發，從人的生命本己性出發，人的行為不過是生命實現的環節。
我要請教胡錦濤：生命的實現環節能不從生命出發？從生命出發的“敵對”只能是反生命，試問胡錦濤的“敵對勢力”是反生命的行為嗎？
我們說：實現個人生命的行為，其動機的評價標準當然只能是生命的獨立性，看行為是遵守了還是越出了生命的獨立性，在價值上則表現為對他人是損害還是增益；移轉到生活現實就是看對人是取尊重還是攻擊，同情還是侵害—-因為人是有了理性之後才能發動行為，那就是說：行為是根據著一個原理才發生的，這個原理是從哪裏獲得的呢？其根又是甚麼呢？
答曰：這個原理是通過“倫”而獲得的；它的根就是生命的本身。因為是生命在“倫”，生命從自身出發，又歸向自身，怎麼“倫”也倫不到生命以外去。如果從倫理出發，你只能看到人的個性有正有邪，有真有虛，有善有惡；可就是沒有敵人，沒有敵對的勢力。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萬無一失地回答我們開卷所提出的問題：即人究竟應該對甚麼負責？
我們的回答是：人是甚麼，就對甚麼負責。
人是存在在自然界裡的生命，所以：人只能也只應該對生命負責。
也就是：人只應該，也只能對人負責。
可是，人對人負責，負些甚麼呢？怎麼負呢？
造物主在生命裡賦予了些甚麼，人就去負些甚麼。
這話也可以說成：生命裡有些甚麼，我們就負些甚麼。
在完成這一顛樸不破的回答之後，我們馬可以說：胡錦濤命令人民去對“國家領導人、政治制度、四條棍子、國體、政權……”負責是100%的胡攪蠻纏，只肖問一問他命令國人負責的這些東西是造物主賦予在生命裡的嗎？是我們生命裡的組成部份嗎？問題也就如白晝與黑夜決不能相混那樣結了論。
在本節結束之時，我們來一個小結：我們的批判澄清了：
（1）所謂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官方強加給國民的責任；
（2）如果討論責任，它實際上不是由人的理性選擇而有，是因理性的感知性使人感覺到它罷了；責任實際是後天能力對先天性質的自覺，所以責任來源於先天，即先天具有的性質；
（3）我們證明了“敵人、敵對勢力”只是個別人的主觀意志，在人類天性中根本不足以成立；
（4）我們推出了人只應對人負責這個真理；並且擴充到生命裡有些甚麼，人就負責些甚麼；藉著這一推定，可以完成如下發揮—-
我們是從哲學的高度來完成這一清理的，但日常理性把握不到這麼深邃，那怎麼辦呢？其實人知道自己是怎麼來世，知道造物主在自己生命裡塑了些甚麼與否，並不妨礙生命的實際組成，反正它已是生命，你知道它不知道它，它是不會因不知而丟掉甚麼的，日常行為只要牢牢遵守“已所不慾勿施予人”也就行了，而胡錦濤的胡言亂語恰恰就是把他之所不慾硬加給我們。他們可以隨便地胡思亂想，我們為甚麼就不能有言論的自由呢？責任說的就是：生命裡有這個能力，當然就有權運用它。
（5）在這一節的批判中，我們並沒去澄清國體、政治制度、國家領導人……等等，胡錦濤所加給我們的責任與人之當該有的責任的關係，這是下一批判的課目：《究竟是人對政權負責，還是政權對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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