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我認識梅娘已經20多年，但我一直是作爲晚輩與她接觸。我見梅娘的第一面是在北京東四流水巷她家。那是1979年，她當時不到60歲，命運剛剛從低谷中走出，神情相當煥發。在那間祖孫三代擠在一起的小屋裏，我記得她開玩笑說她女兒柳青“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後來我逐漸瞭解她的生活，覺得這話也算得上她自己命運的寫照。不過這裏我並不想重復她的苦難，20年來對她的報道主要集中於她經歷的苦難，似乎苦難成了一個“賣點”。她對此並不滿意。這一點我很理解，因爲苦難是外加的，不是她自己。看那些苦難，只能看到時代對人的摧殘，以及人在權力面前的渺小。寫一個人的苦難並不是寫一個人，甚至可能掩蓋一個人。
不過要我去寫梅娘的內心世界，我同樣沒有那個能力。我們畢竟相隔一個時代，我們之間一直保持中國傳統兩代人的那種距離。我只是從一個晚輩角度觀察她，恰好我母親跟她也頗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她們現在都面臨如何選擇歸宿的問題——也許這可以作爲我思考梅娘的一個切入點。
梅娘曾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在花季夭折，只剩下女兒柳青。八十年代末柳青移居北美，現在有一個相當富裕的生活環境。她一直希望把梅娘接去頤養天年，除了是孝心，也是一種必要的安排。人老了，總得有人照顧，甚至到一定時候，身邊根本就離不開人。那不是雇一個保姆能承擔的，也不是進養老院能解決的。因爲人越到衰弱的時候，越需要愛心和責任心的陪伴，而除了兒女，誰能真有那份愛心和責任心？
梅娘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她去了北美幾次都無法長住下去，總是不久就重新回到北京白石橋路邊上的狹小居室。這件事情成了她女兒的一個心病，眼看著母親越來越老，身體越來越差，將來應該怎樣安頓？
七十年代搞過一陣“批林批孔”，我在那時才聽到孔子曾經說過一句“父母在，不遠遊”，當時被作爲一種儒家學說進行大批判。我記得在群衆批判時，批這句話的人最多。可能是因爲比起孔子其他佶屈聱牙的文字，這話直白好懂，工農兵容易理解。然而我當時卻心存疑慮，父母在和遠遊之間到底有什麽關係呢？大名鼎鼎的孔老二說出這麽一句大白話，難道真算得上學說？
我那時對此不能領會，是因爲時代已經與孔子的時代不同，比如說有了電話、電報、火車、汽車，即使遠遊到千里之外，父母有事也可以馬上知道和趕回，耽誤不了什麽。而孔子時代人一走出去就斷了音信，杜甫感歎“彼此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何況隔上幾千里。以那時的人力或畜力交通，即使往家趕，時間的漫長也可想而知。因此那時的兒女盡孝道，不遠遊就成了一個前提。遠遊在外，不要說增加父母的精神負擔（兒行千里母擔憂），一旦父母有病或遇到大的問題，既無法得知也無法儘快趕回。至於日常該盡的孝道就更提不上了。
歷史輪回到今天，孔子時代的問題又重新出現。我真正理解“父母在，不遠遊”也就是最近幾年——當我這一代人真正面臨給老輩養老送終的問題時。對這個時代來說，古代那種想方設法讓老人保持心情愉快的日常盡孝早成爲歷史陳迹，所謂的孝道已經簡化成當老人遇到困難時能夠去幫助解決。梅娘今年已經八十有一，一直獨立生活，全是自己照顧自己。她內心是否有對傳統時代那種兒女在身邊隨時伺候的需要，我不得而知，她表現在外的完全是獨立自主，決不拖累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在這一點上，我母親也是一樣。就此而言，她們這一代人已經與傳統中國的家觀念決裂。然而不管她們在精神上怎麽昇華，肉體還是逃不出人間規律，衰老不可避免，力量也越來越弱，她們終歸要依靠別人。
這時子女是否“遠遊”，就又顯出了孔子時代的意義，因爲今天的遠遊和“批林批孔”時代的“遠遊”已經不一樣，反倒和孔子時代重新有些相象。雖然今天的資訊和交通都達到前所未有的能力，但正是這種能力也使人的“遠遊”隨之不斷地擴張。今日的“遠遊”不再是隔山嶽，而是隔大洋；不是騎馬或火車能企及的距離，而是地球另一端；不是買張車票就可以走，而是有簽證、入境等重重障礙；還有公司、家庭、假期…… 子女一旦“遠遊”到了這種程度，即使資訊相通，然而除了父母“病危”趕回來見最後一面，平時只能靠電話或匯款保持一種虛擬的資訊關係，幾乎幫不上父母什麽了。
環顧周圍有很多這樣的家庭，成年的子女在國外，衰老的父母在國內。這樣的家庭都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父母怎麽辦？子女已經在國外紮根，家庭、孩子、工作、社會保險等等像一道道繩索綁住了他們，使他們再不可能像田園詩描寫的遊子還鄉，回到父母身邊。如果他們仍然保持著孝心，能選擇的最好方式，只有把父母接到自己身邊，也就是通過讓父母“遠遊”，來解決由於自己“遠遊”造成的問題。梅娘的女兒柳青在自己家的房子裏面，專門給梅娘修了一套獨立單元，門戶相通又可以自成一體，使她既能保持清淨和獨立，又能隨時受到照顧，應該說是費了不少心思，想得也相當周到。
然而梅娘無法在那裏定居，總是住一段就堅持要回中國。不光是梅娘一個人這樣，我和我弟弟做了能想到的各種安排，希望母親定居美國的弟弟家，她同樣也是呆不住。深入地看，這不是一個隻涉及個人脾性的孤立現象，而是一種時代變遷的折射。
梅娘那一代新女性是中國婦女走上追求解放道路的先鋒。對於中國婦女，解放的含義首先是衝破傳統家庭的桎梏，不再充當家庭和男人的附庸，不再爲家庭和男人而活，而是要成爲獨立自主的個人，去追求個性與個人情感的滿足。新女性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進行了強烈控訴，將其視爲專門壓迫女人的吃人禮教。她們勇敢地抨擊並反叛傳統家族，掙脫被她們視爲女人牢籠的家庭，走上社會，與各種來自傳統的壓力抗爭，奮不顧身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梅娘的早期小說中，從年輕女性角度對舊家族的控訴和對新生活的追求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梅娘那代新女性的出現和存在，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我們回首那個動亂苦難的年代，所能看到的美麗亮色之一。
如果中國婦女的解放是由梅娘那樣的新女性自己來追求，過程會漫長很多，能實現到什麽程度也是未定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會以徹底摧毀“家文化”爲最終目標，也不會導致“家文化”徹底毀滅的最終結果。因爲女性無論如何追求個性的自主和滿足，她們也是天生以家庭爲中心的，視愛情和家庭超過其他目標。她們原本的反抗只是針對腐敗的傳統家族文化，那種文化要求的是女性犧牲自己去滿足男性。新女性不是不要家庭，只是要自己在家庭中的權利，是要求以感情而不是以其他爲家庭的基礎。
但是中國的婦女解放尚在幼苗狀態時就被社會革命的風暴席捲，身不由己地被拔出了自己的土壤。表面看，那場社會革命的方向和新女性的理想一致，破除夫權、族權，婦女受教育和參加工作，婦女能頂半邊天。新女性在開始階段歡欣鼓舞，久已盼望的美好時代似乎已經降臨，而且遠比她們所能想象的要更快，更廣，更徹底。然而她們中間的敏感者很快就會發現，那種把婦女從家庭的解放，目的不是爲了婦女自身，而是爲了“革命的目標”和“國家的利益”。婦女從家庭走出，並沒有被給予個性解放和自我追求的權利，而是要被納入比舊家族更嚴厲的體系——革命大家庭和階級隊伍中。革命極盡所能地摧毀家族和傳統的家文化，它不能容忍在它之外有任何權威的存在，即使對小家庭，它也要將其簡化到極點，使其除了滿足動物性需要（那是革命不能提供的），再沒有其他內容。夫妻首先必須是“革命同志”，家庭要“革命化”，“親不親，線上分”，隨時可以“劃清界限”、“大義滅親”……這和新女性的理想離的更遠。而如果說她們在舊時代還有可能進行抗爭的話，在新時代的革命壓路機下卻只能任其盡情碾壓。
梅娘28歲失去丈夫，那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這種時間的一致在我看來有一種象徵含義。在她所抗爭和控訴的舊時代，她可以自己選擇道路，與腐朽沒落的家族決裂，漂洋出海，去日本讀書，那時她得到了愛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養育了三個孩子，營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在新時代對舊時代摧枯拉朽之際，丈夫死于臺灣海峽的洶湧波濤。新時代孔武有力地降臨，沒有任何人敢於與它的威猛抗爭。從那時起她一直守寡，殘存的家庭不斷破碎凋零。三個兒女死了兩個。女人該得到的幸福對她從此都成爲奢侈，女人應該遠離的苦難對她都成爲日常。
我的母親和梅娘走的路不同，她是革命隊伍的“自己人”。可是對她們而言，家庭一樣是要放棄的。只不過革命的女性們比梅娘覺醒得更晚，她們是自覺的、甚至是歡天喜地、自以爲崇高地放棄家庭，“把一生獻給黨”，“一切交給黨安排”。我從一歲起就進了那種每周回家一天的託兒所，後來上寄宿的幼稚園，再後來是寄宿學校。我周圍的孩子都是“革命家庭”所生。父母在革命之餘生了孩子，但是沒有時間照顧子女，甚至沒時間和子女見面。記得我那時寫老師指定的作文，其中寫道總也見不到父親，星期六回家等到睡著他還沒回，第二天醒來他已經又出去工作。老師對我的作文大加讚賞，認爲我寫出了革命父親的生動形象，讓我爲父親深感自豪。不過，即使是我這樣的革命家庭，最終也要被革命碾碎。我父親慘死于文化大革命，我母親落入和梅娘相同的境地。我一家分散在不同地方（我知道的另一個被革了命的家庭13個口人分散在13個不同的省，可算極致）。革命的新女性和不革命的新女性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她們的共同命運依然是依附，沒有自主，犧牲奉獻，遭受主宰，只不過主宰者從家族和男人換成了黨和國家，而後者要比前者強大千百倍。
不過，對人的關係而言，無論是以家還是以革命隊伍進行整合，先不談是否公平，二者都可以提供一個框架，得以實現整合。然而當家的文化也已經被摧毀，革命卻有一天突然終結，陣營和隊伍都成爲虛妄，人的關係又該靠什麽整合呢？
有人會說，家是不會被摧毀的，只要有人，就會有家。這話指的只是那種男女加孩子的物理性的家。而我說的家指的是一種結構，一種文化。具體的家庭實體不是文化，那種男女加孩子的小家庭本質上和很多哺乳動物沒有區別——性、繁衍後代、分工，這在哺乳動物中都能找到相似形態，區別只是在技術層面。動物也可以有家，但是沒有家的文化。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探討什麽是家的文化，只談跟我們話題有關的一點，就是贍養老人。在動物型的“家關係”裏，從來只有哺育下一代，而沒有贍養上一代，這是有沒有家文化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區分。
對於動物物種的延續，有了哺育下一代就足夠了。贍養上一代對物種整體是不利的，既浪費資源，也不符合優勝劣汰的規律。衰老的動物只有自生自滅，老到難以自己獲得足夠食物的時候，就不會活得太長，所以動物社會從來不會存在老齡化的問題。人類卻不同，人類的老年人能夠在喪失工作能力甚至自理能力之後，繼續生存很多年。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在工業化之後逐步轉移到社會保險制度及養老工業的基礎上以外，長期以來承擔這種贍養的就是家庭，而維繫贍養關係的就靠家的文化。
人逃避不了衰老，這是人生最無奈的悲劇。與衰老相比，死亡並不可怕。死亡只是一瞬，衰老卻是經年累月。死亡是一了百了，從此清淨。衰老卻在不斷製造煩惱，問題越來越多。從過程角度看，先苦後甜的過程是好的，先甜後苦的過程是不好的。人生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走下坡路的過程。衰老使人生變得荒唐，年輕時的健康美麗成爲與夢相同的記憶，眼前的真實卻是病痛纏身，形象醜陋，步步走向墳墓。人不是只求活著就好的動物。人是有精神的，面對衰老，僅僅因爲能夠得到贍養而存活還是不夠的，因爲痛苦的根源恰恰就在這樣活著。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老人現在可以活得越來越長。如果不能解決怎麽活的問題，也就等於是變成了體會這種痛苦的時間越來越長。解決這個問題，僅僅靠現代養老業是不夠的。養老除了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只有給予老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滿足，才能解決衰老對人生意義的否決。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在這方面下了最大的功夫。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一點，就是在家族和社會的階梯序列中，給老年人最高的位置。道德倫理以孝爲首，發展到極致成爲祖先崇拜。這種文化的壞處，我們已經說了很多，保守僵化、壓制青年、缺乏創新等，但它最大的仁慈，就在於給失去了健康和美麗的老人以權威和尊嚴，使其生命軌迹的下滑得到平衡，從而解決人類面對衰老的挑戰。
舉個例子，中國有一句老話——多年媳婦熬成婆。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媳婦年輕漂亮，爲什麽不當媳婦要當婆？這就是文化對自然狀態的一種調整。在中國傳統的家文化中，媳婦要受婆婆的管束，伺候婆婆，對婆婆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家文化中的女人，隨著年齡增長，在逐漸失去健康和美麗的同時，也逐漸獲得越來越高的地位，越來越受到尊敬和被人服侍。當年國民黨的特務頭子，被描繪成惡魔形象的戴笠，從他下屬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形象。每當他雷霆發得太凶，下屬就去求助戴笠的老母。只要老太太一出現，戴笠立刻變得俯首帖耳，孩子一樣聽他媽教訓。可以想象在那個時刻，老太太的心裏會有多大滿足，足以成爲她的人生頂峰。跟那時的滿足相比，是否年輕漂亮真算不了什麽。如果讓她選擇，就可能寧願要老年而不要青年——這就是文化對人生軌迹的改變，使其從原本下坡的過程變爲步步高的上坡。不能不說以這種方式對人類衰老問題的解決，的確可以算是一種仁慈。
當然，這種對老年人的仁慈，建立在對年輕人的壓抑之上。中國傳統的家族文化外表是道德說教的包裝，然而其內在的動力，我想正是一代代老人爲自己所做的充滿功利之心的精心籌劃。中國的家文化無疑是産生于老人並且是由老人維護的。
所有的道德對人肯定都有壓制，因爲道德不是迎合本能的事物，而是約束本能的，或者是爲了督促人去做那些憑本能不會做的事。譬如愛自己的孩子是所有動物的本能，因此這方面就不需要道德，道德倫理中也沒有相關的內容。而孝養老人不是本能，所以就需要道德。中國傳統文化對青年的壓抑雖然在很多方面並非直接表現爲與孝養老人有關，但文化是一套結構，對其層層剝離，追溯根源，會發現深層的根還是大都通向那裏。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這種本能在年輕人身上一定會和傳統道德發生衝突。過去的反叛青年總是控訴家庭，他們的反叛也總是針對家庭。離家出走被他們心想往之，“遠遊”似乎成了追求自由的象徵——父母在，也要遠遊！在傳統文化特別強大的時候，這種反叛還能被壓制，一旦傳統日益腐朽並且開始崩潰，年輕人一定會奮起爭取自己的自由。年輕的梅娘正趕上那個時代，反叛成爲代表進步的潮流，而那年代進步青年的一個典型標誌就是“遠遊”。讓我們翻一下梅娘時代的中國歷史，哪一個留下名字的青年不是在那時到處奔波、笑傲江湖呢？
革命和反叛有很多理由應該進行，對這一點我絲毫沒有懷疑。在這裏討論的問題屬於另一個層面。那裏沒有對錯是非，就像人要吃飯，要有配偶一樣，老年也是人類一個基本面上的問題。而且老年問題比起別的問題要更多地被文化狀態決定。中國傳統的家文化在青年反叛、社會革命，還有物質主義大潮的合力作用下解體了，對此首當其衝的就是老年人。
今天，當年反叛的青年已經變成了老人。過去的位置顛倒過來，他們自己開始面臨養老問題。如果說在他們剛出生的時候中國還被視爲老年人的天堂，那麽在他們自己成了老年人的今天，對很多老人而言（尤其在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村），已經可以說成了老年人的地獄。
不久前我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看到一塊新立的墓碑，碑後刻著這樣一段文字：
長眠此地的兩位老人，即（既）不是商賈，也不是官宦，我們是社會最下層的勞苦人。我們用一生的血汗養育了三男六女，爲了子女耗盡了我們一生的精力，得到了他們什麽回報呢？是對老人的孝敬、還是對家族名譽的維護、還是對社會和國家貢獻、還是他們兄妹之間的團結互愛？從精神到物質我們得到什麽了？然而他們辜負了我們的養育之恩，到如今我們的墓地，也是我們自己的血汗錢所買。兒女們在我們的墓前懺悔吧！教育好你們的子女！
做父母的能夠在自己墓碑上寫下這些文字，應該算是對兒女發出的永恒譴責。與兒女的矛盾需要激化到什麽程度，才能讓父母做出這樣極端的事呢？那一對老人的心裏，一定會深深懷念中國傳統那種家族和倫理吧。
不過，在我看來，更深層的斷裂還不在對老人的物質贍養。當代的退休制度、公費醫療或養老工業等，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只要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普及，中國對此最終也不是不能解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在老年人的物質滿足之外，如何還能讓他們得到精神滿足，如何能夠修補物質和精神之間的斷裂？
從物質的角度看，梅娘和我母親都可以算充裕。除了自己的退休待遇，子女也隨時提供。然而她們要的不是物質，物質對她們沒有第一位的意義。她們明明可以出國定居，物質條件好得多，生活舒適，得到的照顧也會更好。可是她們爲什麽不願意過那種生活呢？原因可以歸納爲最簡單的兩點——一不能開車，二不通語言。年齡已經使她們失去了掌握這些技能的可能。而不具備這兩種能力，在國外的環境就不可能獲得自立和自主，只能事事依賴他人，因而也就失去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如果是不自由的生活，即使再舒適，不也是如同軟禁嗎？
深層的原因則是她們不願意淪爲附庸。在中國古代，老人是大家庭的中心和權威，不但物質方面優先滿足，更重要的是可以從家庭事務的裁判、決策，以及通過晚輩的尊重和服從感受自己的價值，由此彌補生理衰老的感覺。然而今天的子女頂多給老人物質照顧，卻不會把老人奉爲中心，也不會給其決策與裁判的權威。老人如果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只能處於邊緣位置，難免自己是一個多餘者的感覺。在這方面，越是一生追求自我解放、實現個性的新女性，從來獨立自主，心高氣傲，越是容易體會淪爲附庸、成爲累贅的痛苦，特別難以接受。
如何讓老人獲得尊嚴，可能是人類需要解決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對此，西方那種僅負責保證老人動物性存活的物質型贍養方式不是出路。人在年輕時不能體會老人的需要，也不會願意拿年輕的自由去交換老年的安穩。然而人人都會老，遲早會遇到老人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獨生子女社會結構，給未來的社會關係埋設下嚴重問題。今天的老人對此只能孤獨地奮鬥。仔細地觀察梅娘和我母親那些老人的選擇，其核心都是在捍衛自己的尊嚴。她們的英勇如同青年時代對自由的追求。我不知道老年的尊嚴和青年的自由是不是一定矛盾，她們的今天是不是爲她們所追求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我們今天在享受自由之時，應該想到我們將來也需要去捍衛尊嚴。面對我們的父母，就是在面對我們自己的未來。
我尊敬梅娘，除了她的文學成就，更在於她一生不休止的追求。每當我去她那狹小居室，我總是會想到三十年代她家的巨宅；那時她家有自己的鐵路，火車可以直接開進後院；又會想起柳青在邁阿密海濱給她準備的豪華住所，那裏的裝潢和窗外風景如同仙境。然而榮華富貴都在她的視野之外，她看到的只有自己的追求。概括她的一生，就是做一個自由的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也許在今天的年輕人眼裏，她已經可以被劃進歷史。但是她並沒有凝固在過去的歷史中，她從歷史走進今天，從青春少女走到耋耄老年，初衷不改，求索始終。即使她今天什麽都沒有了，但是她仍然有尊嚴。
(2001/4/1)
──轉自《遞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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