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最近，北京在香港掀起“愛國”論戰，搬出鄧小平20年前關於必須由“愛國者”治港的言論，並聲稱普選不可能選出愛國者，企圖以此阻止香港市民對民主的訴求。北京這套手法，不是第一次。既然一而再，再而三的運用這套辦法，表明以前這樣做並沒有成效，否則早已“畢其功於一役”，香港大街小巷都是“愛國者”，不必現在再重施故技了。
中共“解放”大陸後，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大，在它插手下，香港掀起過間歇性大大小小的“愛國”高潮，其中規模最大的有四次。
第一次高潮發生在1967年5月到11月。開始本來僅僅是工潮而已。但是中共在香港的工會組織相當強大，當時正好是文革的高潮，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思想席捲全球，香港被改名為“驅帝城”，當然逃不了，所以愛國人士提出“愛國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工潮擴大到“反英抗暴”。愛國人士把土炸彈安放在各個角落，炸死數十人，大部分是無辜的平民，所以社會上對這些“左仔”非常反感。北京因為火燒英國代辦處，演變成外交事件，香港的鬧劇也被迫結束。
文革結束後，北京將這次暴動定性為極左路線，使那些暴動的愛國人士十分不滿，但又無可奈何。所以在後幾次的愛國高潮中他們都是跳出來的主力，企圖借此改變自己的地位。到1997年以後，特首董建華給當時暴動總指揮楊光頒授勛章，才算在表面上得到平反。
第二次高潮發生在80年代中期。當時中共決定收回香港，愛國人士認為自己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來了。但是中共唯恐投資者離開香港，提出“一國兩制”，等於默認資本主義優勝過社會主義，所以對這些愛國人士控制得很緊，不讓他們亂說亂動。只有港英打民意牌，以及民主派強烈要求普選的時候，北京才會動用這些愛國人士做口水機器和舉手機器，那時突然之間會有幾百個組織出來同香港主流民意對抗。例如民主派提出八八年直選時，愛國工會就出來聲稱飯票比選票重要，中共就借口香港社會沒有“共識”而向港英政府施壓。這時期處在改革開放最好的時刻，極左勢力沒有什麼市場，所以香港的愛國人士也沒有什麼戲唱。
第三次在1993年到1997年主權轉移前夕。這時候是六四以後，整個中共統治集團向左轉。1992年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他為了加快民主步伐，將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擴大到讓更多人有投票權利而提出政改方案，觸怒了中共，誣蔑彭定康“三違反”，就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中英兩國外交部交換的信件精神。其實這些都是北京單方面的解釋。由北京帶頭，那些愛國人士就被動員出來輪番批鬥彭定康。用“千古罪人”、“小偷”、“娼妓”形容彭定康，並且要求香港市民配合中共的強姦以享受樂趣，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愛國”名言。這時那些老土共還沒有從文革惡夢中醒來，主力是當時剛當上全國人大常委的紅頂商人曾憲梓和新任全國政協常委的文化痞子徐四民，還有那位口不擇言的鄔維庸醫生。
第四次愛國高潮就是從去年年底發軔，到現在還沒有平息。這次的愛國高潮，是因為去年7月1日香港超過50萬人大遊行，11月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保皇黨，中共唯恐香港失控，終於忍不住再發出“愛國”號召，同民主派對抗。不但請北京一些“法律權威”歪曲基本法，甚至以政策和言論代替香港繁榮基石的法治。他們重發鄧小平20年前有關“愛國者”的講話，借以指控民主派，例如指支聯會配合西方國家的“顛覆”活動，呼籲西方關注香港也是賣國，到台灣則是支持台獨，並且要搞港獨。總之，要把他們打成“賣國賊”而趕出政壇。而香港市民則被描繪成吃狗餅的畜生，需要加以訓練。這次帶頭者還是曾憲梓、徐四民、鄔維庸等。一些潛伏已久的地下黨員也紛紛跳出來，因此可能影響到下一屆特首的角逐。
這次愛國高潮同以前不同的是中國已經統治香港，所以這些愛國人士希望在這次運動中徹底翻身。然而如此一來，香港就不是“一國兩制”了，且看北京發動的這次愛國高潮可以繼續多久。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