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吳宓與季羨林的死與生

【大紀元3月15日訊】最近，美國各地中文學校掀起簡體字与正體字孰优孰劣之爭，這使我想起中國大陸已經去世的名學者吳宓。他在六０年代寫過一篇列舉簡體字不當与贊揚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賈禍，遭到嚴重批斗。從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鄉壽終正寢，結束了屈辱的一生。

　　吳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陝西涇陽出生，一九二一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后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主任、西南聯大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學衡雜志社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歷任重慶大學、西南師范學院教授，長于西洋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著有吳宓詩集，翻譯法國馬西爾論 “現代美國之新文學”等，是治學勤奮、寫作不輟的學者兼作家。

　　吳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陸掀起反右運動之前，曾就大陸推行的簡體字發表文章在“光明日報”上，評論簡體字的不當与不便，并認為簡體字不應該透過政治壓力來推行。沒有想到，反右時他因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為他的致命傷，導致他被批斗、毆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后被當局從北京遣回西安家鄉，郁郁以終，享年八十四歲，是苦難中苟活壽命較長一個“臭老九”。這里簡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過程，讓他在海外的親友對他有所了解。

　　吳宓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遭到沖擊的。四川西南師范學院的紅衛兵沖進他在重慶的住所就打，并把他供奉妻子鄒蘭芳的遺象撕得粉碎，從此以后，大批小斗，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是，吳宓的生命力特別強，任由紅衛兵小將揪、打、踢、罵，終于熬到文革結束，真不容易。

　　綜合吳宓被斗的現行罪名，歸納出三個：（一）供奉臭老婆亡靈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隨便貼在牆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實，有反對毛主席之嫌。（二）在課堂上向學生放毒，反對簡體字推行，怨責口糧不足，說什么“三兩尚且不夠，何況二兩乎？”（三）肆意宣傳帝國主義——美、英、法的文化。

　　紅小將命令吳宓跪在毛主席象前認罪。他不跪。被紅小將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斷仆倒，接著紅衛左右兩邊揪他耳朵，不斷扭擰，使他痛徹心肺、兩耳欲斷，最后被紅衛兵一腳踢翻在地，昏死過去。醒過來之后，紅衛兵已离開，他掙扎爬起來閉門思過，檢討自己罪行，銷毀文件、日記、著述、文稿、書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沒有想到抄家接踵而來，家里一切有文字的東西都被抄走。几天后，吳宓便被關入牛棚。未几，又被單獨隔离，住在一個積水二寸的小房間。房里只有一張木床，工資取消，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維持他的“生存權”。

　　吳宓生活雖苦，活下去已無問題，但卻准備隨時挨批斗。十年中斗了多少場，他都記不起了。只知道有兩种斗法：一种是集體斗，另一种單獨斗。兩种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時左右打耳光、有時有鞭抽、有時用棍打、有時用針刺，不論哪一种方法，都令人疼痛難熬，恨不得當場死去。

　　斗爭的方法雖可怕，斗爭的姿態更難忍。在紅衛兵一聲令下，被斗的吳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頭、雙臂前探如噴气式飛机，然后迫他交代、揭發、追問、批判，滿場都是吼叫聲，他則被拉扯、踢打、辱罵。紅衛兵追究吳宓的歷史罪名有：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凶，等等。對這一切罪名，吳宓絕不抗辯，只支吾二句后就不吭聲，這樣還可苟延殘喘三五日。

　　吳宓在西南師范學院的党委書記張永清，也在劫難逃被批斗，歷史系講師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誣張永清組織一個取代中共的政党，有党章、有綱領、開過會、有人事安排、有發展組織計划、有發展對象，吳宓是其中之一。紅衛兵得此口供大樂，視為“特大捷報”，所有被攀誣的人，包括吳宓都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斗爭，大會小會、個別追查、車輪戰術、疲勞轟炸，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

　　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臟痒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說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儿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他們才問他好不好玩？最后，吳宓實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并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吳宓難過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來几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里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

　　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難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才停止那种慘無人道的“鼻飼”，但紅衛兵繼續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說出同謀，于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對吳宓來說，這些皮肉之苦已經習慣，也知道如何應付，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難友間彼此幫助的情義。正如吳宓所說，那是“牛棚之誼”。

　　吳宓曾經向親如兄弟的另一位學者張紫蓮敘述一件事，他們學院的年輕院長，是一個只有五十歲的工農干部，是中共中央根据外行領導內行派到學院當院長，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類，与吳宓等“反動學術權威”一樣挨打被批斗。有一段時間，他每天与吳宓在一起排隊躬身，讓紅衛兵以鞭棒打屁股。為了減輕吳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揮棒時把臀部向后突出，超過吳宓，所有打下來的棍棒他都承受下來，甚至打吳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吳宓十分感動。這在當時人整人、人害人、人殺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點人性光輝。

　　吳宓對年輕院長的“義舉”很感動，曾多次向院長說：“你怎么可以替我挨打！”院長回答說：“你這樣大年紀，又瘦成這個樣子，怎么吃得消，再打斷骨頭怎么辦？我年輕、身體棒，多吃几下沒關系。”

　　有一次，四川兩派造反派武斗，雙方都有長短槍、手榴彈，斗得十分激烈，因此禍及被兩派強迫勞動的“反動學術權威”。有一天，吳宓正埋頭揮鋤、汗流腦轟，突然，在一旁勞動的年輕院長大叫一聲：“快！有手榴彈！”說著就扑向吳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溝飛滾，跌入溝水中，而落在吳宓身邊的手榴彈爆炸，彈片四濺，接著槍聲四起，土炸彈橫飛，院長救了吳宓一命。

　　吳宓另一個“牛棚友誼”，來自一名女性“反動學術權威”劉尊一。時間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吳宓已從牛棚出來，返回西南師范學院，改善生活、恢复工資，校革命委員會的干部告訴他“希望他加強學習，改造思想，不要辜負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吳宓歷劫余生，當然對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時，吳宓已經視力衰退、耳聾目盲，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步履不穩，膝腿折斷無法复原。住在右鄰的劉尊一女士卻來結伴照顧他，替他打飯、購物，使他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但這种生活維持不久，又出來兩個專搞“群眾專政”的男女來找麻煩。他們規定吳宓与劉尊一每天早上七時到下午一時做義務勞動，打掃地面、清理陰溝，但要自備工具，過几天要到專政机關去听訓半天、清洁半天，再過几天還得接愛革命群眾大會批斗一次，回到家中不准關門，必須端坐屋內反省罪惡，晚上睡到半夜，隨時有群眾專政的男女闖入屋內踢醒他們查抄，防止他們變天造反報仇。

　　某次，劉尊一与吳宓在造反派和當權共干押解下去勞動，共干命六十開外的劉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沒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難拔，她用力過度仰面跌在地下，吳宓立即趨前幫助，被共干制止。共干罵他多管閑事踢了他一腳，命劉尊一爬起來再去拔草，不料此時草叢中跳出一個瘌蛤蟆，那兩名男女干部立即改變主意，不再叫劉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劉尊一沒有選擇，立即奉命轉身去抓瘌蛤蟆，當她奮身前扑去抓瘌蛤蟆時，沒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机靈，快速跳入草叢，劉尊一又再奮身前扑，又扑了個空。此時兩名男女共干一面笑一面罵劉尊一這個“臭老九”、“臭婆娘”蠢笨，并命她快把癩蛤蟆抓住，否則有她好看。劉尊一年老體衰，既恐又急，只好奮力再去扑抓，但癩蛤蟆已失去蹤影。劉尊一亦已渾身塵土，臉部被叢草刺傷流血，兩手也血跡模糊，樣子十分狼狽。吳宓眼看老友慘狀，放下手中鋤地工作，去幫劉尊一在草叢中找瘌蛤蟆，兩名男女共干大怒，沖上前去一腳把吳宓踢翻，罵他多管閑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后掏出身上紅寶書，朗讀几段毛語錄表示忏悔，折騰到晚上才讓他們回去，結束了這段鬧劇。

　　這位被整得灰頭土臉的劉尊一來頭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師范學院的教授，抗戰期間投身戰時儿童保育工作，做過“歌樂山第二保育院院長”，与蔣經國在江西女友章亞若結拜姐妹，章生下孿生的章孝慈、章孝嚴兄弟后，只有劉尊一去探望、安慰她，并做了兩兄弟的干媽，幫章亞若撫養這兩兄弟很長一段時間（她從不向吳宓之外的人透露）。

　　吳宓与劉尊一在受難期間彼此照顧、互相關怀，成了好朋友，但他們所受的磨難、所受的批斗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后還沒有結束，而斗爭他們的男女共干仍然把他們視為階級敵人，硬把他們往死里整。他們的說法是：“讓這此臭老九徹底改造，國家才有希望。”這就是共產党人的愛國理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師范學院革命委員會批准從陝西來的吳宓的外甥儿——他妹妹吳須曼的儿子把他接回老家。吳宓不想回去，因為他与妹妹一家人很少見面，無共同語言，而自己已經八十二歲，眼盲腿斷、行動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個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不再認他這個“反動爸爸”。他想留下讓劉尊一繼續照顧他，但劉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吳宓只有含淚离開四川，兩年不到傳來他在家鄉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師范學院革委會為吳宓開了追悼會，鄭重評价他是“有真才實學、道德高尚、熱愛祖國的學者。”

　　吳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謝“党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并向“祖國母親”保證不會辜負“毛主席与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這樣說，絕無諷刺吳宓之意，假如吳宓歷劫不死，活到今天，也會象北京大學另一名“反動學術權威”季羨林一樣，受盡毆打羞辱后，不但感謝“党和人民”寬大，甚至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飾解脫，并把共產党加害中國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釋為“父母打錯了子女”，子女不應記恨，相反要向“党和人民”交心，叩謝“祖國母親”不殺之恩，感謝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季羨林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自己被中共解放后所受的种种苦難，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無怨無悔，并表示對“党和人民”永遠忠心耿耿，絕不會為過去所受苦難而對 “党和人民”不滿，尤其不會怪毛主席与“光榮、正确、偉大”的共產党，因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則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親，被毛主席和党整肅，就等于父母打子女，子女豈可記恨之理。所以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愛党，而且更听党的話，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在此之前，季羨林把他在文革期間所受的苦難，寫了一本謂《牛棚雜憶》的書，在海內外暢銷，賺了不少稿費，但“党和人民”似乎不大滿意，因此季羨林立即在海內外的雜志上撰文解釋，甚至在去台灣訪問時，對台灣的文人暢述他對台灣獨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假如不是美國帝國主義當年作梗，台灣早就回到祖國怀抱，達成統一，那么台灣獨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季羨林的种种表現，當然贏得“党和人民”對他欣賞，讓他在北京大學做研究所所長，為他出版專書，又委他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學”那些忠于党的年輕精英更是對他的愛國心表示贊許，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繼續傳道授業，給他高職厚薪，花園洋房，享盡“祖國母親”的寵遇与厚愛。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季羨林的表現有异議，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學者周質平教授，看到季羨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他的“父母打錯子女論”有所批判，并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恥辱，怎么可以這樣討好史無前例的殘暴政權？豈可把那些男女共干當作父母熱愛？這是什么道理？

　　周質平教授批評季羨林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副刊，立即引來廣泛反應。有人著文回應，有人寫信去北京大學給季羨林，痛斥他無恥，其實罵他的人不知道季羨林的表現在共產党統治的地區（不論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是常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帝制延續下來的傳統。尤其是，當海外知識分子生活得消遙自在之際，季羨林正遭到人類難以忍受的迫害与羞辱，尊嚴掃地，生命不保。因此，當他歷劫不死，焉得不對“党和人民”感恩戴德，這是人類正常的反應，實在不應對季羨林苛責。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季羨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羨林真正感覺到浩劫災難將來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國大陸掀起一場惊心動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季羨林經過“人人過關”，“人人洗澡”的整肅后，与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東郊外的南上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學參加“革命”。

　　季羨林當時是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見到貼在校園內批判他的“大字報”，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散文“春滿校園”，內容是熱情的歌頌共產党和社會主義，也把他對北京大學的感情傾注在這篇文章里，沒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認為他歌頌“春天”，而“春天”則象征著資本主義与資產階級。

　　季羨林看見校園內到處有挂著木牌、被押到台上受學生群眾批判的同事、朋友。對于這些牛鬼蛇神，季羨林為了自保，只好遠遠避開；沒有想到，最后還是被紅衛兵上門抄家、批斗。明明他愛党愛毛，卻說他對毛愛得不夠，挂毛象不熱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舊書、舊信、舊文件，這些東西在“破四舊”的活動中，應該被毀掉、掃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羨林還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与“敵我矛盾”之間的中立消遙派，可以暫時避開激烈批斗打擊的待遇。但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卷入風暴中了。他開始每天被批斗、毆打、羞辱。為了生存，他向紅小將低頭屈膝，站在毛主席象前叩頭問安，檢討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殘忍，既沒有尊嚴，也沒有廉恥。古人所說“士可以殺不可辱”，到了共產時代變成既可辱又可殺。季羨林与大多數知識分子既在六０年挨餓，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間又挨打又挨殺，一個個都生不如死。

　　台灣癲瘋文人李敖歌頌中共政權，說：自從共產党政權成立，中國人不再挨餓，也不再挨打。這种“幸福”，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資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國大陸，相信也必在劫難逃，說不定早就向馬克斯報到。

　　神通廣大的紅衛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羨林的罪證：（一）在一個竹籃子里有一堆還沒有燒盡的信；（二）他老嬸母的枕頭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張石印的蔣介石与宋美齡的照片。這三條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亂棍打死；小到必須被拳打腳踢，耳光相向，凌辱漫罵，背曲腰彎。

　　在“罪證”确鑿之下，季羨林覺得只有死路一條，于是他想自殺。他親眼看到歷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總支書程某及其他許多教職員工自殺求死成功。他們有的吃安眠藥、有的吃敵敵畏、有的跳樓、有的臥火車軌道。雖然，死后仍被“党和人民”視為“畏罪自殺”；但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豈不痛快？

　　在斗爭季羨林的紅小將中，有兩個是“貧下中農”及“烈屬”（類似李鵬的身世）出身的學生，他是因為政治身份極紅進入北大求學，其實是根基淺、智商低。季羨林為了貫徹党的政策，特別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結果他們在批斗季羡林時反說季對他們的關心与幫助完全是“階級報复”，在打季羨林耳光与動手動腳毆辱季羨林時還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

　　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季羨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毀，在紅小將打砸搶下，家中已無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于是季羨林決定服安眠藥自殺。

　　季羨林終于知道，在共產党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沒有活的自由，也沒有死的自由，想自殺談何容易。

　　就在季羨林決定求死之際，紅衛兵突然上門把他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們把季羨林帶到北大最大的聚會場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樣低頭認罪。在認罪的行列中，不斷听到紅小將的喝罵聲及打耳光的聲音。終于季羨林也重重挨了几個耳光，打得他滿嘴是血，接著背后又挨了一記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腳，他想轉頭看看打他的是誰，一口濃痰吐在他臉上。有人高聲喝叫：“不許亂說亂動”，季羨林立即低頭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臉上的濃痰。

　　季羨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紅小將的歡心，接著下來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彎腰、低頭，并再命他“往下彎，再往下彎”。他支持不住，以雙手扶膝，卻又招來一頓拳打腳踢，紅小將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張望。但從批判的聲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季羨林在被批斗時，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眾。解放軍、工人階級与紅衛兵聯合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眾時，把他押上一輛敞棚的車上，車子進行中，群眾夾道觀看，興高采烈，但臉上充滿對季羨林的刻骨仇恨。他們向季羨林揮拳，往他臉上吐痰，用石塊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頭轉向，不辨東西。他不明白大家為什么會這樣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車子還不知在何處停下，他睜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處，突然被身邊一名大漢，飛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從車上踹了下來，跌爬在地上。沒有想到，他剛想爬，一名工人階級的漢子沖上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當場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時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滾蛋”，季羨林如聞綸音，立即連爬帶走离開革命群眾，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羨林自殺的念頭，他想：這樣重大的打擊，他還可活下來，今后還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會熬過去。

　　接著下來是一次比一次厲害的批斗，季羨林嘗夠了“祖國母親”加在他身上的懲罰，為了應付批斗，他開始鍛煉身體去對抗侵害。他回到睡覺處，自行練習噴射式 ——低頭躬身、兩臂后伸、彎膝曲腿。果然身體抵抗力增強，即使被斗三小時，姿勢不變，暈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時就腰酸腿痛，渾身汗水，身體搖動，腦袋發脹，兩眼發黑，耳朵轟鳴，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來踢打，罵他裝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羨林已完全可以應付，真是得感謝毛主席給他的鍛煉。

　　被斗挨打兩年之后，季羨林被送去勞改。他以為勞改雖苦，總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沒有想到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時鞭打他，看他不順眼，隨時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羨林在勞改期間不敢走大路，只敢貼著牆邊走陰暗潮濕的小路。盡管這樣小心，還是逃不過毆辱。

　　某次，季羨林走小路，被一枚釘在木板上的釘子插入腳底中間，釘尖深入，拔出來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見了，不但不同情，還勃然大怒罵他，并要他滾蛋，然后又把他調去煤炭厂勞改，由當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頸上挂一個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形容煤厂是閻王殿，十分可怕。季羨林每次從批斗台下來，變成了一塊沒有知覺的走肉，被工人大眾象死狗一樣拖來拖去，沒有知覺，也不知人間還有榮辱。他實在不明白以整人為樂的工人還有沒有人性！

　　在嚴重迫害折磨下，季羨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睾丸腫得象小皮球，兩腿不能并攏，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醫院求診。醫護人員因為他是黑幫，拒絕為他治病。沒有想到，后來慢慢就痊愈了。

　　過了不久，季羨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內也是地獄。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語錄，如果背錯或背漏，就會遭到毒打，并被誣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錯語錄，被打得鼻青眼腫，還有一名學者因背錯語錄，被當眾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主席磕頭求恕。

　　有一位西語系歸國華僑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內有不少人自殺、有不少人發瘋。而這些人都是留學歐美名校的碩士、博士。當年都以為中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向中共靠攏，投入中共怀抱，結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為活罪更難受。所有在牛棚內的教授、學者，走路不可抬頭、不許翹二郎腿，更不准笑。長期管制下，他們一個個低頭、并膝，甚至完全不會笑，因為一笑就會被打被辱。笑變成一种罪過，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長期下來，這些飽學之士，即使活著，也生不如死。

　　共產党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學者專家，一個個仗著自己滿腹經綸、學富五車、自命不凡。他們看不起勞動人民、解放軍和莘莘學子。因此，當農民翻身、工人當家，當然應該受到監管控制。在飢餓与暴力之下，這些學者專家，尊嚴蕩然，顏面掃地，為了吃一頓飯，他們向共干奴顏婢膝。為了怕挨打，他們會向當年的學生、現在的造反派屈膝叩頭。為了避免受辱，他們可以向那些農工獻媚討好，低聲下气有如哈巴狗。

　　季羨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發瘋的教授，半夜跑到叢林中佇立哭泣，白天看見造反派就跪地叩頭求饒，最后還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殺，自絕于人民！

　　最令人難堪的是造反派戲弄牛棚里的男女學者，強迫他們喝尿吃屎、飽痰罐水。如有不從，就拳打腳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季羨林就經常碰到這种事。

　　某次，季羨林在牛棚中准備睡覺，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腳跑出去報到，發現是一個姓張的學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學生鞠躬，沒有想到張姓學生喝叫：“喊你為什么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季羨林回答說：“我不是出來了嗎？”季羨林還沒有說完，就感到臉上和頭上一陣熱痛，原來這名學生以膠皮包裹的自行車鏈條迎頭打了下來，接著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頭部，把季羨林打得腦袋嗡嗡響，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閃，直打到混身鈍痛、火辣、麻木，將暈倒之際，耳邊听到了一聲“滾蛋”，他就連滾帶爬逃回牛棚內，后面惹來一片嘻笑哈叫之聲。季羡林惊魂未定，檢視身體，發現眼腫了，五官流血，手腳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斷，只是外傷。

　　最叫季羨林難忘的是“解放軍之怒”。某次，一名“解放軍”訊問他，他的反應慢了一點，便被視為頑固抗拒，“解放軍”擰住他的胳膊把他押進一座樓內，樓內全部是工農大眾、小將學生、“解放軍”頭，他們叫口號、念語錄，震耳欲聾，接著拳頭如雨打在他的身上。這些自稱不要人民一針一線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此刻卻差一點要了季羨林的命。

　　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０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寬赦。季羨林這才體會到“母親錯打子女”的滋味，對于“祖國母親”，他無怨無悔；對美國帝國主義、國民党反動分子、台獨分裂主義卻仇大苦深、恨之入骨。這就是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轉載《黃花崗》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