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朱江波士頓報導)3月24日晚﹐在哈佛大學校內舉辦了一場座談會﹐場內座無虛席﹐暢銷書《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應邀同與會專家教授座談﹐以「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善惡雙重角色」為主題﹐由儒學專家杜維明和哈佛學者黃萬盛主持。次日﹐高文謙還應邀在費正清中心發表演講。
高文謙先生是當今文革史和周恩來研究最權威的專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并參与編寫中國官方《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等。他對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有著更客觀、更詳實的掌握和解讀﹐高文謙說﹐對周恩來的評價眾說紛紜﹐尤其在文革十年中﹐他把《晚年周恩來》寫出來是希望把真實情況告訴老百姓﹐請每個人自己根據經驗價值和道德準則作出自己的判斷。
*文革把國家推向災難 竟是場鬧劇
高文謙認為文革中的周想做個好人﹐最終卻做不成﹐是中共制度性悲劇。周恩來親自批示把他的養女、藝術家孫維世抓入監獄﹐據說孫維世被迫害得很厲害﹐去世時很慘﹐赤身裸體躺在稻草上。可見那個時代和體制對人性的泯滅和扭曲。在林彪叛逃事件出現後﹐掀起文革的所有理由都不能再自圓其說﹐民眾開始清醒文革竟是最高決策人毛在私欲帶動下發動的一場鬧劇。
高文謙以親身經歷回憶在那個政治高壓的年代﹐當時人若有一點冷靜看待紛亂時局﹐用良知判斷﹐即「違背指示」﹐想起這個內心都不寒而栗。當敢怒不敢言的民眾在十年文革末的一九七六年「五四天安門事件」中發出了「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怒吼時﹐當權者真的恐懼了—-在民眾都開始清醒﹐人心向背的時候﹐再可怕的政治高壓也不可能持續太久了。
*黨性其實就是不要人性
高文謙提到﹐中共說周恩來是「黨性」的楷模。所謂「黨性」﹐當時就是「當組織認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懷疑的問題﹐要能劃清界限和揭發」﹐說白了要黨性其實就是不要人性。 文革中﹐江青明確地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去咬誰﹐我就去咬誰。」這是黨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差異。
*何為忠臣?
關於周恩來是否是忠臣?高文謙先生說﹐在中共體制下﹐出不了傳統意義上的忠臣。以古人忠臣的標準是「違上順道」﹐文死諫、武死戰﹐如魏征當面進諫﹐不畏生死。 以此為標準﹐不要說周恩來﹐連剛直的彭德懷也夠不上﹐彭在大躍進期間雖為民上書請命﹐在後來還是違心的認了錯。
*毛周的君臣關係
高文謙總結毛與周的君臣關係還略有不同﹐在共產國際聲望下落時﹐毛靠四渡赤水的軍事才能擺脫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樹立起了個人威信。古代皇權社會皇帝雖有皇權卻無法壟斷臣民的精神世界﹐要受天神、聖賢之道等制約﹐還要敬天拜神。而毛是將精神權威、軍政大權全攬一身﹐每句話都是最高指示。周儘管在小心翼翼侍奉毛卻無法按照傳統君臣之道行事﹐做一個「違上順道」的忠臣。
*《晚年周恩來》被列為禁書的原因
高文謙先生說﹐ 周的悲劇在于他既是中共體制的創建者參與者﹐也是這個體制的犧牲品﹐人格被嚴重扭曲﹐甚至連骨灰都不敢保留﹐後來的周向毛表忠心﹐他真的怕自己像彭德懷的一樣的結局。周的死宣告了共產革命神話的破產﹐試想﹐連周恩來下場都這樣悽慘﹐還有誰相信中共及其這場革命?這也許是《晚年周恩來》被大陸官方列為禁書的原因。
*如何看待文革和這些歷史烙印
會上有人談到現在年輕人仿彿都不太想了解也不願探及文革悲劇。以後如何看待文革和這些歷史烙印﹐高文謙認為﹐大陸官方是有意讓老百姓健忘那段歷史﹐如今江澤民的號召是「悶聲發大財」和「一切向錢看」。在一九九九年浩巨資裝璜慶典五十年國慶時﹐也同時將歷史的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等一切運動和政治錯誤造成的國家災難掩蓋了。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劫難﹐四千萬人在那期間非正常死亡。世界歷史上的文革、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都是不應被掩蓋和遺忘的。
最後﹐高文謙向記者提到﹐毛澤東發動文革、鄧小平鎮壓六四、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迫害是一脈相承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