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此次台灣大選，衝突激烈、群情激憤、一波三折、曲折跌出，使台灣這個亞洲新興的民主社會經受著考驗。在龐大的專制北京政權的擠壓下，也在國際孤立的逆境中，如果台灣能夠經受住了這種大起大落的考驗，克服尖銳的朝野對立和族群分裂，其民主政治必將愈發成熟。而台灣民主越成熟，也就越讓專制北京失去可乘之機。
阿扁連任成功再次凸現了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用北京智囊的話說就是：”文未能收台灣人民之心，武未能奪台獨分子之志。”未來的四年中，如何與阿扁政府打交道，確實是對”不能坐視台獨”北京的新考驗，需要胡溫體制做出較大的政策調整，而固守”一國兩制”的老套及其打壓、圍堵、統戰和利誘等傳統策略，顯然已經毫無出路。除非北京繼續拒絕與阿扁政府打交道，讓台灣在獨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的話，北京就只能別無選擇地洗心革面。
前兩次大選中，北京對台的直接打壓基本以失敗告終，李登輝和陳水扁的當選，”兩國論”、”一邊一國論”和”公投牌”……就是明證。而對此次台灣大選，北京的態度比前兩次聰明一點，不是試射導彈的武嚇，也不是重量級政客如朱熚基的嚴辭威懾，而是採取曲線外交，利用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來打壓泛綠和遏制台獨，特別是在溫家寶訪美期間，勸說美國政府出面反對公投，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威爾等一系列美國政要的相繼表態，對遏制台獨勢力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此次大選中公投的無效，與其說主要是台灣主流民意真心反對公投，不如說是美國政府明確的反公投的立場使然，讓當初發出”寧要公投而不要選舉”的誓言的陳水扁頗為尷尬。
權宜之計
然而，中共對台策略的這些微調僅僅是權宜之計，無法真正為兩岸關係帶來和諧的新局面。從北京目前對台灣大選的態度看，仍然沒有學會如何爭取一個民主社會的主流民意，大陸媒體上充斥著幸災樂禍的語調，繼續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輿論，還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灣的民主。甚至，在台灣朝野對立僵局無法打破的情況下，中共國台辦還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態發出恫嚇：”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蕩，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損害台海地區的穩定，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與其同時，中共人大就香港政爭表態，將就”基本法”以及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進行釋法，顯然是想以強權為香港政制改革定調。
大陸的這種官方姿態，絲毫無助於改變其在台灣民意中的惡劣形像。現在的台灣，無論是綠營勝出的優勢多麼微弱，也無論公投無效的結果，二者向中共傳遞了一個不願意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對的負面信息：在陳水扁當政的四年中，台灣人的本土化意識獲得了迅速成長，統派已經徹底邊緣化，剩下的只是獨派和維持現狀派。即便選舉的結果反過來，藍營以微弱多數獲勝，也無法改變本土化勢力日益壯大的趨勢，因而，在島內民意和大陸壓力之間的選擇上，藍營執政也不能忤逆傾向於本土化的主流民意，至多是真心迎合島內民意，而用口惠而實不至的方式應付北京的壓力。
通過競爭選票來爭奪執政權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須尊重民心所向。現在的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島內的任何政治勢力都必須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來越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動”去中國化運動”也好，與連宋的競爭執政權也罷，民進黨靠的就是民意這張民主社會中的王牌。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四年來政績乏善可陳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為什麼還能成長了十個百分點，並在大選中以微弱多數勝出？為什麼泛藍要在大選臨近前改變選舉策略，由反對公投轉向有條件地支持公投？
面對這樣的台灣現實–民主社會及其主流民意，罔顧民意者必將被民意所拋棄。這一現代民主政治常識，對島內各派政治勢力有效，對隔海的獨裁政權同樣有效。對島內而言，維持現狀派佔據島內民意主流，使統派無法主導台灣局勢，也使獨派不能走得太遠。對大陸而言，”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在台灣沒有任何市場，北京對台一貫堅持的中央心態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嚇的威懾、拉一派打一派的統戰、經濟收買和國際圍堵–不僅絕難奏效，反而會適得其反，越發刺激台灣民意對島內的親北京勢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而意欲強行通過23條立法，才導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彈），北京政權的長期罔顧島內民意的過程，就是李登輝和陳水扁逐漸贏得主流民意的過程。
雖然，在目前的國際關係中，沒有政治道義合法性的北京政權卻具有國際法上的主權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義合法性的台灣政權卻沒有國際法上的主權合法性，這種現狀，看上去似乎有利於中共政權的統一戰略，但在事實上，正是這一悖論，既構成台灣獨立的瓶頸，也構成北京統一的瓶頸。
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尷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灣的欲獨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態﹔北京在政治道義上的劣勢和在主權上實力上的強勢，非但沒有為北京帶來對台灣的絕對優勢，反而使趾高氣揚的大中國陷於遠勝過台灣的尷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尷尬，沒有台灣悲情的動人力量，而只有專制政權的無奈硬撐。所以，中共政權擁有再廣袤的領土、再龐大的人口、再優勢的武力、再高速的經濟發展、再有利的國際地位，只要一黨獨裁制度沒有根本改變，美國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會有根本改變。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台灣朝野的離心傾向愈演愈烈，卻苦於無計可施。
要破除這一瓶頸，消除這種尷尬，就必須打破上述悖論，使台灣失去對大陸的政治道義優勢。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只要有意願，打破瓶頸僵局的主動權就在大陸政權手中。也就是說，北京對台政策之主線必須加以大幅度調整，與其死盯著誰入主台北總統府和美國的對台政策，遠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爭取台灣民心和塑造自身開明形像上，用大陸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作為兩岸和談的時間表。
也就是說，北京必須為統一提供一種被國際主流社會接受的政治道義合法性及其政體框架，具體而言，在承認兩岸是兩個分治的獨立政治實體的前提下，無非是完成幾大轉變：1，由中央政權的霸道姿態轉向尊重對手的平等姿態。2，由單純的經濟收買轉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為主的統戰轉向爭取台灣主流民意認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嚇的實力打壓轉變為和解對話的道義誘導。5，由僵硬的國際圍堵轉變為靈活的外交寬容。
在短期內，指望北京對台政策發生如上轉變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上述轉變必須以大陸政治改革的啟動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國內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灣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棄統一或壓根不想真的統一，否則的話，就必須完成上述轉變。因為，沒有上述轉變的完成，台灣只能漸行漸遠，即便無法達成獨立，起碼決不會與大陸談統一。
轉載4月14日BBC(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