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衡：我在“六四”前後的日日夜夜
【大紀元6月4日訊】 “六四”北京大屠殺已經十五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更新和深入。我們過去總是習慣地使用“六四民主運動”的說法，這對親身走過那段人生歷程的人是可以理解的概念，但對於新生代或當時遠離運動活躍區的群體來說有一定的誤導性。準確地說，“六四”只是一次大屠殺發生的標誌性日期，是對民主運動進行摧毀性打擊的時間概念。所以我們今後應該提倡比較規範的用語，那就是“八九民運”、“六四大屠殺”或在一些場合使用溫和的說法：“六四事件”，這樣書寫歷史會較爲妥當。
一九八七年，中國大陸學生的一場民主運動在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爆發了，這次運動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辭職而被暫時平息，但爲今後的更大規模學生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年我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工廠裏工作了兩年，忽然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向我招手了，一個外資公司錄用了我。但工廠當局不允許我以合法的手續離開，於是懷著對當局政策的強烈不滿和對自由的渴求，我毅然決定不辭而別地去那家外資公司上班了。氣急敗壞的工廠當局把我開除了，人事檔案被遣送到居住街道的派出所。這就是說我下海了，當時很少有人敢走這條路，因爲與現體制決裂有著巨大的風險，沒有人再會爲你提供任何保障。在外資企業工作被炒掉是家常便飯的事，找到新的工作會非常困難，要想回到體制內單位更沒有可能，那樣就意味著可能會死無葬身之地。我就是走上了這樣一條危險的路，但我有著自己的信念，我認爲十年以內中國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判斷只對了一半，一方面十年後中國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老百姓雖然沒有機會或勇氣下海，可是自己所在的單位卻因政府改革政策的失敗而不幸破産了，最後還是落得個下崗、失業的下場；另一方面，上帝決定把機會留給了俄國和東歐的人民，卻把中國的機會送給了邪惡的既得利益集團。當然上帝這樣做可能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就是給中國的巨大變革積聚起巨大的能量，使之具有強烈的報復性，我希望這種判斷是百分之百正確的，那將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唯一希望之所在。
一九八九年春天，身受鄧小平集團欺侮之苦的胡耀邦先生不幸逝世，從此引發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學生民主運動，進而發展成爲全民性的民主愛國運動。我終於感到中國有了希望，盼望已久的大變革似乎就要到來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反動勢力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把這次民主運動定性爲“動亂”。第二天，北京各高校憤怒的大學生們組織了起來，走上街頭，一舉衝破了當局設置的層層警戒線，浩浩蕩蕩地奔向了長安街。我當天下班時在建國門內終於等到了遊行的主力隊伍，場面異常壯觀，令我一時熱血沸騰，激動萬分。學生們一遍遍高呼：“《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等振奮人心的口號。這時對面居民樓上從窗口打出了聲援、支持學生的大標語，我立刻發現一個特務正在通過步話機向總部彙報情況，報告標語的位置。當時真恨不得能夠立刻把他幹掉，這個可憐蟲爲了自己的飯碗竟然幹這樣的罪惡勾當！
隨著連續幾天的示威遊行，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前開展了請願活動，要求同當局負責人對話。在要求無法被滿足時學生們又在天安門廣場展開了靜坐絕食鬥爭，這使大批有正義感的北京各界群衆大爲感動，紛紛自發地走上街頭聲援學生的正義行動。北京長安街每天都有數百萬市民的遊行隊伍通過。在群衆的強大壓力下，各單位的領導都自覺不自覺地安排購買了大量的慰問品並將其源源不斷地送到廣場的學生中去。北京當時這樣正氣壓倒邪氣的壯觀局面真是百年不得一遇的事，沒有親歷當時場面的人是很難體驗那時的心情的。穿警服的人誰都不敢上街了，學生們在長安街沿線有條不紊地維護著交通秩序，群衆自覺相互禮讓，誰都沒心思引發衝突，相互理解成爲當時的主旋律。連小偷們都被感動了，他們罷偷了。
到了五月十九日晚，當局不但沒有意思傾聽人民的呼聲，反而變本加厲地決定與人民爲敵，宣佈了對北京的戒嚴令。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堅決反對這樣的決定，拒絕宣讀戒嚴令，結果是李鵬扮演了這個罪惡的角色。一隊隊軍車從四面八方向北京市區開來。北京市民不顧當局的戒嚴令，爲了保護學生在廣場的安全紛紛在各個進城路口將軍車攔住，居然沒有一路車隊能夠突破防線，只有少數軍車溜進城裏，但沒有發生重大衝突事件。整個軍事行動顯然是精心策劃的，因爲五月二十日清晨所有的公交車都被停發，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計劃在勇敢的北京市民面前卻寸步難行。解放軍的士兵根本就不知道北京出了什麽事，還在向老百姓詢問情況。群衆把一份份報紙遞給士兵們，當時北京幾乎所有報紙都在說真話了！當局的圖謀眼看就要破産了，於是一場慘烈的大屠殺開始醞釀了。解放軍的直升飛機不斷地在天安們廣場上空盤旋，不時撒下傳單威脅示威群衆。但是當時沒有人把當局的恐嚇放在心上，強大的人民正義聲浪讓人不再畏懼，人們幾乎把豺狼的嚎叫完全當成了兒戲，因而大家已經被這熱烈的氣氛極度麻痹了，沒人相信殺身之禍就在眼前。
六月二日晚上，當局安排了最後一次演習活動。一批批剛剛入伍的新兵被偷運進北京市中心。他們毫無目的的在北京街頭列隊行進，仿佛是一支支奇怪的遊行隊伍。各地區的群衆一擁而上，部隊立刻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士兵們一時摸不著頭腦，在黑暗中不知所措。第二天早上，北京到處都能看到流浪的解放軍，他們已經找不到自己的部隊了。
有的士兵被群衆收容了，濛濛懂懂地在接受教育。六月三日早上這場鬧劇剛剛收場，下午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周圍學生與軍隊的摩擦就不斷升級，每過一會就有滿身鮮血的學生被擡走，不知道到底都發生了些什麽事，後來分析是解放軍在爲晚上的行動熱身，加強敵對情緒大概是怕以後下不了殺人的狠手。人民大會堂是當時指揮軍隊行動的大本營。我看到中南海各個大門裏都架起了機槍指向門外，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了。
見到形勢的這樣變化，我一刻不離地在天安門附近觀察情況。傍晚，人民大會堂裏有人通過擴音器一遍又一遍地向外發出廣播，威脅群衆立刻離開天安門廣場，不祥之兆已經越來越明顯了，但誰也不知道當局會採用什麽樣的手段進行鎮壓，甚至大家懷疑這樣強大的人民洪流是否能夠被鎮壓下去。轉眼間已經是夜裏十二點多了，遠處隱約地似乎傳來了異常的聲響。爲了避免父母擔心，我只得回家去睡覺了。
後半夜外面的槍聲越來越緊了。廣播電臺在播放著輕音樂。淩晨。我終於聽到了外國電臺的報道，“六四大屠殺”發生了！嚴酷的現實終于擺在了我和全中國人民的面前。中國的局勢將會怎樣發展下去？人民會揭竿而起嗎？當局能夠控制住局面嗎？北京市民能屈服嗎？一大串問號閃現在我的腦海裏。我猜想假如人民沒有能力積極對抗就會通過消極抵抗的手段來將反動當局拖垮。
天剛一亮，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大街。在美術館後街，也就是距離天安門廣場四公里的地方，我看到到處都是坦克部隊通過後留在路邊鐵欄杆上的槍眼，聽說附近有一位老人不幸被流彈擊中死亡了。當時軍隊只是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地區，其他地方還沒有軍隊把守，群衆仍然像往常一樣不時聚集起來，到處都能看到有人在群衆中講演。
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戰爭場面。戰鬥的一方武裝到了牙齒，而另一方則是依靠嘴巴的宣泄和軀體的集結。雙方的力量都很強大，似乎哪一方都不能立刻主導局面。
我騎自行車向天安門方向進發，看到底能夠走多遠？到了北京飯店門前，可以聽到天安門傳來的槍聲時斷時續。不時有群衆被流彈擊中，滿身是血，有人用三輪車把他們送往醫院。顯然沿長安街活動是非常危險的。於是我繞到離天安門最近的一條路南池子街。那條街的長安街出口處群衆都不敢貿然前進，可以聽到清脆的槍聲不斷。從拐角處偷偷看出去，根本看不清幾白米外空曠廣場上的情況，只能見到有幾股濃煙總是在冒著。我又轉繞到西長安街的西單。那裏的情況基本與東側相同。長安街上的人已經很少，到處都是用以阻擋軍車、坦克通行所設置的路障，主要都是橫七豎八的公交車輛。我小心地向新華門方向運動，來到了一個公交車前面時，見到一個軍官的屍體被高高地吊在車上。我只記得他的頭髮形狀相當漂亮，看不出是怎麽死亡的。
玩味了幾分鐘這永世難忘的場面後我只得奔相反方向而去。西長安街是前夜最慘烈的戰場，到處都是燒毀的坦克。大多數群衆都像我一樣在觀察著事態的發展，大家不知道現在還能夠做些什麽？人們不時聚在一起相互講述不能證實的新聞。有人宣佈李鵬已經被衛兵擊斃，群衆立刻振臂歡呼起來。除了天安門廣場，整個北京城都在人民的手裏，但人們一片茫然，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到處流動，期望找到自己需要的任何線索，他們渴望有一支正義之師來控制住局面，爲人民做主。
可是人們沒有等來任何希望。電臺和電視臺早已被軍隊牢牢控制起來了。很多播音員儘管不情願但卻只得接受當局的擺佈。但“六四”當天北京市民的憤怒情緒顯然是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夜幕降臨了，隆隆的坦克聲把人們都趕進了家門。那天晚上天氣悶熱，接著是一場暴雨。
就這樣人們以憤憤不平的等待心情度過了兩天。我當時想，時間將會考驗北京市民到底是處在什麽樣的心理狀況下，他們會不會去罷工、罷市，長期抗議下去？但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有人主動出來組織清理街頭的路障了，似乎大家更害怕的是生活供應沒有了保障。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路上，在長安街上的北京國際飯店門前看到一些人在觀看著什麽。我過去一看發現是一大片鮮血。沒人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麽事情。我繼續向東行進。建國門橋上幾輛坦克把炮口指向四面八方，猜不透他們是在等待什麽？有人說軍隊將發生重大衝突。再往東走幾公里，來到了大北窯路口。路邊細細的鐵欄杆上到處都是子彈穿過的痕迹，可以想像掃射曾發生得多麽密集！當時國際貿易中心的大廈正在施工中，樓上安裝完畢的數千面窗玻璃竟然全部被槍彈打碎，足見解放軍對城市人和那裏建設的極端仇視心情。每天我們到公司只是報個到，並沒有什麽工作可以去做，外籍人員已經都離開了。同事們相互交流一些自己所見到的情況就解散回家了。當我又經過國際飯店門前時意外的事又發生了。數百輛運兵車從天安門那邊開過來，車上滿栽著全副武裝的士兵。不知他們是在撤退，是換防抑或是在示威？遠遠地從北京火車站方向跑出一些賤女人到軍車前好象是要慰問士兵。
就在這時突然前邊車隊響起了槍聲，整個長安街頓時槍聲四起，藍煙一片，再看那些賤女人都四散奔逃而去。我也本能的就地臥倒了，觀察著周圍的動靜。開始響槍的地方恰巧是外交公寓樓群所在地。因爲當時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出入那些外交公寓，後來我發現祁家園外交公寓住宅的許多門窗都有彈痕。軍隊的藉口是有人從樓裏向外打槍，實際上我認爲根本不可能判斷出第一槍是誰放的，很可能整個行動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我所十分驚奇的是在這個事件中居然沒有人員受傷，這是我至今都不可思議的事。
隨著時間的過去，北京市民的希望日益渺茫了。他們逐漸對民主的熱情敬而遠之。他們不願意輕易觸動這歷史的傷口。
我的“六四”經歷雖然只是這場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中一個極小的因子，但我們卻可以通過以上內容發現一些當時不同人群的真實心態。
通過反思，我所得到的結論是，中國人民當時的民主思想基礎遠不如俄國人民和東歐人民進步，但那一代中國青年人是近代以來最進步、最勇敢、最有愛國心的，他們在極度荒蕪的中國思想沙漠上點燃了如此熊熊的革命烈火，雖然犧牲了自己卻爲推進全世界極權制度的普遍崩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六四”精神已經成爲鼓舞中國進步力量的一個重要支柱，也將成爲中國歷史中的重大標誌性事件。
“六四”正在成爲中國人民永遠的紀念日，也是一個讓中國反動派越來越心驚膽寒的日子，她必將成爲我們未來民主新中國的重大節日。
“六四”英烈的鮮血決不會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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