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

【大紀元8月3日訊】一、必也正名乎？

對當代中國進行命名是一件困難而冒險的事。但如同中共的發家史和執政史已經成就爲一部精彩絕倫、驚心動魄的長篇小說一樣，當代中國的魅力，也使得世界範圍內的飽學有識之士們涉險犯難在所不惜，那種不僅來自智力的挑戰是值得的。這樣導致對中國問題的衆說紛紜，千差萬別，甚至絕然對立。

的確，東方世界再沒有比中國更成其爲謎了，日本早已入歐，印度以其政治制度架構標榜爲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國家，東盟地區也多少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儘管這些國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麽人們該怎麽談論它，怎麽稱呼它，怎麽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才會以爲中國正在步蘇東國家的後塵。他們說，中國將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後最有影響的一波，中國是正在從共産主義走向自由民主社會的國家。中國遲早都是，而且正在是，會變好的孩子，中國會是一個好孩子。

只有那些無思的人或不作爲的人才會以爲中國只是政治哲學史上的一個經典個案。他們說，中國曾經是極權主義，現在正經歷哈威爾們論述過的後極權主義，它曾是神權主義，如今它祛魅弑神，成爲原子個人主義，它是專制主義、集權主義、寡頭主義、勃涅日列夫時代，等等，等等，所有人們想到的概念名詞都提供給它。順理成章地，借助於概念及其理性的歷史或邏輯展開，一個告別專制時代的中國經驗正在現實地展開。於是，不僅企業家們，知識分子們，青年學生們，就是城裏人先得到保障實現“小康”的四五億市民也作“壁上觀”，等著這一歷史邏輯使中國現實地進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時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勢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會標榜中國的特殊性。他們說，中國是有自己國情的，中國是有自己文化的。他們巫師般地說，中國本身就有意義，中國有其自性。他們阿Q般地說，中國向來如此。中國不會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國的災難，自由民主的觀念可以標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卻不能落實，那種實踐只會“水土不服”。中國目前有一個歷史地決定了名器的牧者──中共，中共已是傳統，這個傳統是需要“保守”的。中國只有在中共統治下或主導下才能獲得生存，才有希望發展。中國的文明傳統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陳出新。只有中共主導下的變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試圖挑戰推翻中共的努力都會把中國引向崩潰的邊緣，並使民衆淪入破産貧困的境地。他們樂觀地預言，中國將會在中共手中崛起；他們矯情地驚呼，中國已是奇迹，中國還會有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將在可見的將來成爲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

這些狀況無疑增加了認識中國的難度。

事實上，對中國認識的爭論數百年來即已開始了。一個世紀以來，列寧、羅素、杜威、費正清、李約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過答案。李約瑟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梳理工作很讓中國人感激，費正清則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很低，他以爲中國文明的獨特已經特殊到它不適於工業化，即中國文明無能像先發國家或它的東亞鄰居一樣成就出現代化，中國無能成爲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今天，“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說辭同樣令人無所適從，中國究竟處在什麽樣的狀態？中國曾經有過極權政治，但是如此僅僅認識一個民族的歷史階段是不夠的。我本人曾從民族個體成員的心智和外在權利角度認定這是一個類人孩國家，一個專制政黨及其延續文明、歷史傳統的專制生活，看管著、照顧著、哄騙著、綁架著十三億孩子。但這也不足以說明我們民族社會的當下關係、結構或制度，那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傳統解釋則流于傳統的簡單，他們都屬於文明眼裏的類人孩，他們甘願或被迫于文明的某一進化階梯上止步不前的時候，究竟需要什麽樣的反思力量，是向外（如宋儒們做的工夫）還是向內（如王陽明們做的工夫）才能使他們有告別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氣和意志，才能這個民族擺脫傳統的上下二元結構和治亂迴圈？究竟需要什麽樣的實踐力量，是由內力（如臺灣地區、韓國或蘇東的革命那樣）還是由外力（如二戰後的日本或今天的伊拉克）才能使中國進步到持續不斷變遷的文明行列？無論如何，這都涉及到對中國的認識。那些不顧現實而從歷史中推導出民族未來的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對現實的力量演進進行認知才可能把握歷史的軌迹，那麽，對中國的認知怎樣才能稱得上有效？

由於文明惰性帶來的進化艱難，由於改革開放，其經濟行賄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策略，由於文明認同問題的同時性提出，當代中國最有活力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義上的抵抗專制運動，也非源自人本主義意義上的抗惡抗暴運動，（這兩個方面倒是中國後極權主義時代（1976——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當代中國最有活力的因素是個人小康化的逐利奔跑奇觀，是利益集團的社會結構化，當代中國最有動員效能的因素是社會秩序穩定下的威權鎮制氣氛，這正是我要來談論的事實：中國次法西斯時代的成人困境，因爲我知道，這個時代的淪落和災難是令人髮指的，如果我們的心智已經不成其爲人，那麽這個神人共憤的社會已經爲神人棄置。

二、次法西斯時代的政治

對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人們的認知是一致的。毛澤東時代、極權主義、全能主義，等等是人們對這一階段的專制政治的說法兒。這之後的歷史現實，雖然仍是專制政治，但改革開放的官方說辭遮蔽了足夠的內容，也給人們的幻想留下了足夠的空間。那就是，比照蘇東政治革命的經驗，人們都以爲中國經過後極權主義的過渡轉型，將會進入一個民主自由的新時代。在先進的中國人看來，官方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後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出於策略，他們也願意認可官方的說法兒，這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以此促動中共政權的演變。

這種無意獨立思想的特徵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陳倉”。當部分天真的仁人志士終於恍然仍須重走蘇東革命的道路，探討是否到了尋找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共識的時候，當下的中共政權早已與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漸行漸遠。的確，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後極權主義政治了，這也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難的地方，他發現中國政治與哈威爾描述的後極權主義有隔膜之處，李先生無以名之，只能仍以爲中國處在極權主義後期這樣的認識來區別于哈威爾的創獲。

事實上，中國早已不在極權主義後期的陰影裏，如果需要精准地表述，也許華國鋒主政的時代算得上極權主義的後期，鄧小平開創的，其實就是中國版本的後極權主義時代。鄧小平借改革開放的功利主義號召搶佔先機、制高點，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機，“不爭論”，使得一切思想和現實社會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無從成就起凝聚社會道義資源並與鄧小平及其中共政權分庭抗禮的人格形式和組織默契，從而與蘇東後極權時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開了距離。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中國有不少持不同政見或意見的“異議人士”，卻少有民間意見領袖或持自己政見的精英分子，就是說，在蘇東社會專制與反專制力量圍繞政治展開攻堅決戰時，中國反專制的力量是極爲分散，不成氣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機加劇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標誌著極權政治中理想主義要素的喪失，“國外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鄧小平先生語）交相作用時，鄧小平不得不公開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動殘忍而猙獰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

中共的成功使得後極權主義的帷幕落下了。江澤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啓這一帷幕，給人民一次結盟革命的機會。鄧小平南巡，號召權搶錢私有化，使得中共打左燈朝右轉，中共從極權政治的革命黨變成了一個保守權力的機會主義政黨，爲了它的萬年執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秦暉先生對此語有精彩的闡述），迅速地把國民財富部門化、個人化、結構化。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個巨大的機會，在這些機會面前，國際社會的人權標準、國外的民運力量、國內的自由呼聲雖然浮出水面，卻越來越邊緣化，難以刺激或動員中國社會，難以成爲一個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國社會反思、校正自己的發展軌道，並即時有效地表達其正義或文明理性。到中共標榜錢買權民主化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先於制度定型，所謂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們理想的制度建設，不過是這結構叢林中活的潛規則的調適。

後極權時代無思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在1989年後開始反思。首先把反思的物件界定在人類歷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別革命”是他們的成果，一切中國的災難多少與“革命”有關，堅定地把革命抛進歷史的垃圾堆，以此來觀察並解答中國當下現代化的難題。其次，與國際學術接軌，使得他們輕易地接受了後現代主義的論斷，成本、演進、自由秩序原理等成爲他們的口頭禪，自由主義成了一種極佳的紙上談兵工具，他們的概念操練想當然地以爲專制可以和平地轉型爲民主，名教自由主義者們像阿Q一樣對災難的中國專制政治獲得了幻覺或精神上的勝利。再次，新左派們對現實的專制避而不談，專注於對市場、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批判，從而給專制留下了活動的廣闊天地。最後，機會主義地與國際社會交往，民族認同問題成爲一個真真假假的社會命題，民族主義成爲1989年以後最有社會影響的思潮。

因此，後極權時代過後的中國並沒有進入反專制的最後決戰階段，如六四民運人士樂觀預言過的，反而進入了一個急劇右轉、相對穩定的時代。這個時代有別於極左專制的極權主義、集權主義等抽象過的政治定義，如以感性經驗概括，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爲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爲精准。反抗專制不再是這個時代的精神，鄉願、犬儒反而成爲這個時代還有活力或“思想”意志能力之群體的整體特徵。

三、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特徵

與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特徵不同，後極權時代的理論基礎，無論官學還是民間之學，仍貫注著理想主義，那裏有理想與現實的結合，有理性與情感的完美表達，就是說，後極權時代的理論家們有一種即時兌現正義的肝膽，有一種時不我待的峻急，有一種對生存秩序良知邊界的樸素理性。因此，在蘇東，先進的人們以講真話、公開化、透明性來顛覆專制政治，在中國，真理標準大討論，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等事件中，都可以見出這種理想的光輝，即使鄧小平先生的貓摸二論，也有著訴諸經驗直觀的樸素真理，即使鄧小平先生的改革方略或中特理論，也有著跟僵化的專制政治秩序告別的革命性衝動。

但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不同，這一時期的理論總體上是抛棄理想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理性精神到理性主義，大體上是以對人性的情感理性的背叛，而直接訴諸人類的意志欲望，這種世俗經驗的至高明認，就是理論家們對國家利益、立國目的、社會正義的庸俗化表達。那種對一個民族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沒有了，存而不論了，一切表達都是顧此失彼的，碎片的，孤立的，據說也是經驗的，漸進的，可以形成自由秩序的，因而是最正確的。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是鄉願的。

後極權時代的理論是爲了解答現實，滿足現實，是宏大敍事與微小敍事的結合。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以打著微小敍事的名義探討真理，它不表達真實的聲音，它標榜表達的是真理的聲音。它不表達終極關懷，它標榜表達中近期關懷；它不表達社會關懷，它標榜表達民族關懷；它不關心社會秩序穩定的品質，它只關心社會秩序是否穩定。因此，一切有關挑戰現存秩序的努力，一切反抗專制的活動都不在這一理論的視野之內，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是犬儒的。

儘管國際主義的理論闡述後來演變爲第三世界的理論夢想，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核心是國家主義和精英主義，對國家利益的突出強調使其將國際社會庸俗化，對民粹主義的警惕使其標榜民本主義，並對國內諸多社會力量即民本力量進行鎮制打壓。就是說，後極權時代的理論是一種非中心的，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則有著重建話語霸權的努力。它公開標榜這是學術的年代，它嘲笑思想，它跟專制政治有一種暖昧的關係，它可以公開表達自己對民主自由世界的態度，但它不敢公開表達自己跟專制政治現實的分別。

何新先生的國家主義囈語、王小東先生的光榮孤立夢想、蕭功秦先生的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理論、康曉光先生的合作國家論或中國特殊論、江澤民先生的三個代表理論、胡錦濤先生（可能更是鄭必堅先生一廂情願的）的和平崛起論，以及癌變的經濟自由主義、法學自由主義、神學自由主義、儒學自由主義、憲政自由主義，都是這種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專制國家在次法西斯時代的理論刮噪。

四、次法西斯時代政治的社會基礎

後極權社會的群衆對專制政治是離心離德的，但他們有一種明確的目標，即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向往，正是這種社會基礎注定了後極權政治是一種過渡型的政治。次法西斯時代的子民（市民或所謂公民）對專制政治是漠不關心的，他們只關心自己是否能過上小康日子。他們之間的相互敵視、剝奪使得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政治處於動態穩定之中。

後極權政治的社會基礎仍保留著極權時代的某種平等，即群衆與政權有一種親緣關係，群衆在可見的公開的範圍內，其社會地位或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次法西斯時代不同，它不僅公開了過去被遮蔽的三六九等，公開了行政主導的城鄉二元結構，而且以市場和現代知識的名義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分裂。

後極權社會有著追求制度轉型的內外壓力，次法西斯時代的結構先於制度定型（孫立平先生語）則大大化解了制度變革的衝動。

這種社會結構的定型和社會結構的分裂，導致了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政權從矛盾的中心地帶躍進到仲裁者的地位，次法西斯時代的道義力量讓位於利益格局的明認或調整，次法西斯時代的社會正義讓位於對災難不幸的善治善理。這或許是一大批懷抱理想的知識份子願意依靠依附依託中共政權的原因。

這種利益優先性使得專制機器較之後極權社會更易發動，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機器自我認同，自我強化，他們對異己分子的鎮壓是自覺而有力的。像中學生一樣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劉荻曾讓他們大動干戈，正直的人們以爲他們太脆弱，他們不是脆弱，他們是自覺；應城小地方的杜導斌先生被他們捕去，放眼應城，作杜導斌說真話一樣書生之想的也就杜導斌一人，但他們還是要將杜導斌收監；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更可怕的在於，他們不僅自覺，而且凶殘，而且肆無忌憚；他們不僅掌握現實的權力，而且他們掌握了未來的權力，或者說他們自以爲參透了權力的真理。一位朋友被他們收進去了，幾個小夥子輪流對其拳打腳踢，打得他在獄裏求死不能，求饒不止，這樣還不足以打擊異己，小夥子們還有著以軍警特的力量收集來的朋友的隱私，諸如偷漏稅、生活作風問題，一張張牌打下來，我們的朋友只有認輸；這樣還不足以打擊他，小夥子們還以普京說事，在瘋狂地抽打人時，說，你以爲你們民運能成功嗎，成功了你就能當英雄嗎，想明白點，即使成功了天下還是我們的，這些地方還要靠我們來守攤，看看俄羅斯，你以爲掌握權力的是什麽人，告訴你，就是我們這樣的人？

如果我們記得，在今年次法西斯政權審判新青年四君子時，徐偉就在他們的法庭上以頭撞法官的審判桌，以抗議獄卒的毒打，我們也許能夠想見這個次法西斯政權的可怕的基礎。就是說，鎮壓異端不再是因爲被矇騙說教的理想使然，而是因爲要展開、行使並保衛自己的權利，而是因爲要維持自己可見範圍內的穩定。如果我們願意反思一下非典，我們可能更能獲得對於次法西斯時代社會基礎的感性認識。伊拉克的“人民戰爭”（張召忠先生語）沒有發動起來，但我們的倒薩戰爭中卻有著廣泛的人民戰線，這是一種平時裏我們不能想象的民衆理智，我們眼見的中國民衆的鄉願犬儒在此時突然轉變成了一種統一的情緒與理智，那是一種肅殺的可以把任何一人當螞蟻一樣碾死的法西斯氣氛。是啊，國難當頭，國人皆可喊殺。除了衆志成城，除了頌揚中共或白衣天使，除了鼓勵打氣結成統一戰線，沒有人容忍批評，容忍質疑，沒有人傾聽非典病人們、民工們或大學生們的無力無助的恐懼。

五、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特徵

如果說傷痕、尋根、反思是後極權時代的美學特徵，後極權時代的美學是一種尋找式焦慮，後極權時代的美學以求真的人性爲基礎；追求成功、追求世俗的名聲、兌現現實的利益則是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基礎，千方百計地論證並讚美現實的合理性、艱難和不得已，是次法西斯時代作家藝術家們的拿手好戲，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是一種僞善式崇高，是一種仿真式做秀，是一種做戲式傻美。

在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展開裏，活著的民生哲學歷來如此，是國人最好的選擇，是東方神秘的宿命，也是人們可以玩味可以自傷自悼自我感動的悲壯演出；歷史已無是非對錯好壞，只有命運的美醜、幸與不幸、坎坷或風順。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打著新寫實主義的旗幟，只是對現實想當然地歸類，對現實進行無關痛癢的如此而已豈有他哉的旁觀式指點。

但對於微小敍事，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有著精致的努力，作家藝術家們把任何一種感性經驗無限放大，以爲自己是經驗一次美學領域、歷史領域或世界意義的大事。作男作女，有了快感你就喊，這種對欲望的不加節制的展示正是從美男美女作家到所謂學者化作家們的全部把戲。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是祛除情感和理性的欲望標榜，是一種秀，革命秀，下體秀，天下秀，文化秀。

這種次法西斯美學集中到影視領域，最典型的文本就是張藝謀先生的《英雄》，儘管對《英雄》的批評鋪天蓋地，《英雄》仍取得了它的美學地位，因爲它是對次法西斯美學最形象最極端的表達，《英雄》反映出次法西斯時代對力量和僞善道義的崇拜，在人類文明主流高揚人道、人權大旗的年代，次法西斯美學企圖表明在它的政治和社會中有某種深沈的歷史合理性，次法西斯美學不是靠人性的堅實或文化成就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是靠一種改編的歷史，靠標榜自己在文明世界的獨特性來要求地位。在良知和正義之間犯難的類人孩們，被一種《英雄》般的視覺或表達審美催眠了並轉移了心智。跟真正的歷史英雄相反，《英雄》表達的是“真理”，它不表達或實踐正義。從《英雄》以下，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們的演出同樣充滿了悲壯，充滿了犧牲，充滿了崇高。

如果沒有宋祖英等人的甜歌上場，次法西斯時代的美學也就過於崇高或悲壯了。宋祖英等人是次法西斯美學的人格形象，即仿真、僞善、傻美。後極權時代的樂觀、向上、理想，無論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還是《讓世界充滿愛》，等等，在後極權時代，都能給人一種家國美感，那是“我的父親母親”、“我的兄弟姐妹”們有著希望和人生意義的年代。但次法西斯時代的家國已經原子式分裂，其美學理所當然要表達其溫情、人倫、等級。

正是在次法西斯時代，民族歷史的醜惡被“錦被遮過”（李慎之先生語）。在後極權時代受到質疑或審判的毛澤東等人，在次法西斯時代獲得了謬托知己的同情、膜拜：“小平你好”，在後極權時代受到平等對待的政治領袖，在次法西斯時代獲得了置諸宗廟神聖的地位。

六、次法西斯時代的自由主義

次法西斯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法西斯時代的有意無意的摹仿，這一點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已經有過表現，蔣介石有心無力追求的政治局面讓江澤民、胡錦濤等人成功獲取了。次法西斯時代摒棄了法西斯政治的過於尖銳的特徵，摒棄了法西斯政治非常革命的一面，摒棄了法西斯政治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的衝動；次法西斯時代的意識形態退居幕後，只是在必要時走上前臺，但這種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空洞化，徒具符號意義。

法西斯政治有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有一個強大的宣傳機器，法西斯政治是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威脅。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政治卻容忍了思想觀念的多元，容忍了人們的腹誹，容忍了自由主義的浮出水面，它無意繃緊意識形態的宣傳神經，它無意表達自己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支配性欲望，它可以公開表白自己對國際社會的參與性行動或建設性影響，它可以厚顔自己代表整體利益的主張或親民愛民的政策。所有內部的整肅都是它的不得已，都是因爲別的人如一個小姑娘、一個殘疾人、一個書生等等壞了它的善治；所有對外的聲討，都是因爲它受到了侮辱受到了挑釁，都是因爲反華勢力的不自量力、蠢蠢欲動。

跟法西斯時代的形格勢禁不同，次法西斯政治公開了自己法治德治的善治理念；但跟法西斯時代的政治本質一樣，次法西斯政治是對全體成員的腐蝕、侮辱，不過次法西斯政治的生殺予奪或統治命令是用法治德治一類的說辭掩飾了。如果說法西斯政治對人只有管制一途，那麽次法西斯政治爲人還指示了異化的方式，一群類人孩對更大規模的類人孩的統治是殘酷的，但在次法西斯時代是維持性的、要求表面和平而能夠相安無事的。就是說，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帶上了社會的溫情面具，次法西斯時代的政治統治可以用行政化、司法化、學術化、市場化等一切社會化的手段實現，自然，次法西斯時代的個人也可以回避政治，實現人格與行政化、司法化、學術化、市場化等社會化的合一，雖然，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並不就是社會，但它對自由主義或知識份子群體的其他思想演進具有相當大的欺騙性，在後者看來，次法西斯政治還能做事，還能親民，還有一定的社會空間，還願意保證經濟的七上八下。有它比沒有它好，或更不壞一些。

次法西斯政治不僅以政帶工，完成了國家重商主義的投機過程，而且以政問學，製造了知識的斷裂，並使投機性的知識無遠弗屆，指導了民衆和青年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因此次法西斯時代的市場經濟是權力經濟的榜樣，次法西斯時代的知識生産也成爲權力政治的合夥人。知識生産的最從容的一群人失去了次法西斯社會活的感性的經驗，他們的心理世界永遠缺乏專制力量壓迫下的緊張關係，他們缺乏對專制社會窮窘狀態的深刻認知，他們對生活的不滿是由觀念推導的，他們永遠在知識或思想的碎片上患得患失。天可憐見，當發達社會的思想例如人權觀念、法治觀念、憲政觀念、自由觀念等傳播到次法西斯社會，專制政治有著足夠的力量或彈性使之屈從於權力，使之付出失去血性的代價。

因此，在次法西斯政治不動聲色的運行中，自由主義不僅遭遇了扭曲，而且注定要受到其他社會思潮的圍攻。革命的自由精神演變成書齋裏的自由主義，最樂觀的自由主義面對專制社會顯得最爲天真，他們認爲自由主義理想可以在這個專制政治的基礎上實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胡適之就曾在中國民主與專制的大爭論中如此表現過，他對民主與專制的信誓旦旦的主要觀點後來全部爲事實所否定，如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中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可憐的是，胡適的淺薄局限不僅未能爲後來者記取，反而成爲後來者的高標。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同樣缺乏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他們難以看清民主化的許多困境，他們對民主所做的辯護更是一種理論的推演和信念的表達；他們難以明認專制政治的災難，他們對現實政治的沈默多是想當然地以爲那是偶然的、個別的，最終要被超越的，是歷史進程必要的代價。

七、次法西斯時代的出路

毫無疑問，次法西斯政治中有縫隙，有足夠的空間可供其子民棲息，無能棲身的子民往往被定義爲賤民，如同移民被定義爲農民工。就是說，對次法西斯政治的合法性或社會正義存而不論，人們仍可以在次法西斯政治的運作中生活下來，並在其中尋找到某種真理或幸福。網路、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們一直在努力表達基本的真實、表達基本的良知，表達最低限度的道德倫理；但是，專制政治犯下的罪惡或者製造的災難並不是全然爲人們所知曉，媒體或知識份子們只是出於利害考慮來挑選他們所要揭示的罪惡災難，那些必然的罪惡、災難和不幸只能對正義的力量心存僥倖，後者不定什麽時候來，不定會來不來。因爲來了，所以社會感恩于正義的現身，這是次法西斯時代可歌可泣的成就。這些成就在某種程度上爲專制政治所容許並當然地據爲己有的；而這些成就更爲進步人士想當然地當作中國民主化有戲的證據。

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政治體中有著持自己政見的反對力量，歷史進程推出過不少民間意見領袖，但這些意見領袖最終走向了廟堂或山林，社會的道義資源跟專制權力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當政權把民生標榜爲自己的成就，把四分之一的社會成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時，民權順理成章地成爲它的仲裁資源。在民權的爭奪中，任何利益集團的博弈都最終訴諸政治的權威。任何試圖問鼎政權歸屬或性質的力量都將在這個時代邊緣化，個人化，妖魔化。

比起法西斯政治的一驚一乍來，次法西斯政治是相當成熟的專制文化。當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學者們才恍然悟出，中共政權已經成功地對後極權社會和法西斯政治進行了揚長避短。陳奎德先生在1989年以後預言中共將演變爲右翼專制，這個預言完全被事實證明了，到世紀末，何清漣先生、吳國光先生、孫立平先生等人先後爲這種右翼專制正名。拉美化、印度化、西西里化、宋朝化、清末化、北洋化等歷史和現實的經驗用來參照中國，但這些名詞概念尚不足以觸動中國人的心智或正義神經。鍾鼎山林，各有其性，在次法西斯政治的巨大機器面前，每個中國人只有賺出一個生命，賺出一種活法兒；中國人已經缺乏一種反專制的人格力量，更缺乏維護社會基本正義的精英群體。

我也是在世紀末的時候得出了右翼專制的結論，在一次演講中我說中國的改革已死、轉型已經結束，它是受詛咒的資本主義或最壞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榜樣，或者說它是對傳統專制王朝統治的某種回歸。今天，我們看得更清楚了，這種回歸是什麽樣子，它確實跟一個王朝沒有什麽區別。但這種表述仍沒有太大的意義，如上表述的，最有意義的在於我們如何成就我們個人，相聚一起建立一個何等的社會。就是說，最有意義的是如何表述我們自己。

一個美國土著人給他的孫子講述他的感受說，“我感覺好像在我心裏有兩隻狼在搏鬥，一隻滿懷報復心，憤怒且充滿暴力；另一隻富有愛心和關懷。”孫子問，“哪一隻狼會贏呢？”爺爺回答說，“我喂的那一隻。”

對中共來說，它只會餵養自己的權力；由於我們這些子民的沈默、不作爲以及我們對中共政權的期望，我們實際上也在餵養中共。對次法西斯時代的專制統治，只有革命才能逼其交出權力；如果革命的政治力量自廢自律、不思進取或自汙自損，那麽，受壓迫人民的造反最終會使得世界天旋地轉。

2003年12月回顧胡溫“新政”　寫於北京2004年5月爲祝漢語獎之公佈改於北京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