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八月﹐是老媽九十歲生日﹐所以回香港給她祝壽﹐當然﹐也要探望香港的朋友們﹐特別是在言論受到打壓陰影下的傳媒朋友﹐以及迎戰立法會選舉的朋友。
在給母親的祝壽中﹐既有家庭成員四世同堂的聚會﹐也有她的教會朋友﹐更有母親在印尼梭羅華僑公學教書的學生與同事﹐也有在雅加達新華學校教書時的學生。這個“桃李滿天下”﹐給她的晚年填補兒子不在身旁的缺陷﹐他們頂替了我的位置﹐這種師生關係﹐現在是很難找到了。這兩個學校都是那個年代印尼華人的“進步學校”﹐所以現在能在香港聚會的﹐差不多都是當年因為“愛國”而回國﹐後來因為“不愛國”或其他原因回流到香港的學生。其中一個我的小學老師同江澤民同年﹐一九五○年回國參加革命﹐我還到雅加達的碼頭給她送行﹐以後再步他們後塵回國。
孔夫子的“父母在﹐不遠遊”﹐早在我們當年的愛國行為中被顛覆了﹐所以我在十七歲就離開家庭從印尼回到中國讀書與“建設社會主義”。回流香港﹐九七前再移居美國﹐老媽的勸說也是原因之一。當年我回國﹐雖然她不太以為然﹐但是沒有勸止﹐因為她知道無法擋住那個潮流﹐勸也沒用﹔九七前她不顧自己年邁﹐要我離開﹐因為考慮的是我的安全。對我來說﹐主要是不願再接受獨裁政權的統治。如果當年是誤上賊船﹐豈可一誤再誤﹖而選擇在主權移交前夕離開﹐也是抗議中共專制政權對自由香港的壓迫。
在我的前半生﹐自以為是“純粹的中國人”﹐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以後﹐老媽才逐漸透露她是旗人﹐她的祖父當年身居高位﹐從革命的立場來看﹐還有那麼一段並不光彩的歷史。由於外祖父母很早去世﹐中間的斷層使我對母親的家世並不清楚﹐也歸功於母親對我“隱瞞成份”﹐在“竹筒子倒豆子”的年代裡﹐我因為自己不知道而沒有向黨交代這個成份﹐否則我在年年要寫的檢討裡﹐不知道要加上多少痛罵自己和祖宗的文字。
去年八月回到香港﹐因為七一大遊行而使二十三條立法被擱置﹐我也同其他港人一樣有興奮的感覺。這次回到香港﹐因為中共對香港更明目張膽的插手﹐雖然情緒比較悲觀﹐但是更有回到母體的感覺﹐因為香港給我第二個生命﹐如果說我在事業上有小小成就的話﹐是當年香港的自由環境給予我的﹐我的餘生也一定要做出報答。當香港被中共作為“內政”而肆意踐踏時﹐在國外享有自由的我﹐豈能不為之鼓與呼﹖
在香港一個星期﹐感覺上天氣特別差﹐除了悶熱之外﹐眼前老是迷濛的煙霧﹐見不到晴朗的天空﹐特別是在東區走廊上﹐向北方的九龍望去﹐一片迷霧﹐最顯眼的是那個“君臨天下”的建築物﹐像怪獸一樣矗立﹐倒是反映了香港目前的現實。
香港人把這種迷霧叫做“煙霞”﹐有個“霞”字把塵霧美化了不少﹐但是實際上是北方珠江三角洲工業發展隨著北風給香港帶來的嚴重污染。當年在香港時沒有感覺到﹐一方面是中國經濟這幾年來進一步的發展對香港的負面影響﹐恐怕也是我到美國後﹐習慣了美國的藍天白雲而比較出來香港的劣勢。但是更糟糕的恐怕還是壓在香港人頭上密佈的烏雲。
來香港以前﹐就打定主意一定要表達對遭受中共封殺和被商業電台解約而為堅持言論自由出來競選立法會議員的鄭經翰的支持。這不但是對鄭經翰本人的支持﹐也是對中共封殺香港言論自由的抗議。除此﹐也是同鄭經翰﹐這位香港市民暱稱“大班”的交情。
認識大班是在八九年香港市民遊行支持中國學運的時候﹐記得他開始也是支聯會創會成員。那時同他沒有特別的聯繫﹐他到傳媒發展後﹐見面的次數多了些﹐也因為同樣的理念而心有靈犀一點通。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同太太離開香港移居國外﹐立法局議員劉慧卿在二十七日晚上設宴給我們送行﹐鄭經翰知道後﹐立刻表示他也參加﹐變成他們兩人給我們送行。沒有深交而這樣做﹐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鄭經翰被歹徒斬成重傷時﹐我們遠在美國﹐頗為掛念﹐也曾致電慰問﹐但是到底相隔萬里﹐平時沒有甚麼聯絡。一直到去年夏天我們回到香港﹐同胡雪姬通電話時﹐她表示要請我們吃飯﹐大班知道了﹐也立刻參與搶做主人。那晚﹐他們還邀請了幾個我們想見的傳媒與政界中的老友﹐大家暢談香港政局。
這次我們一到香港﹐就打聽到八月八日下午﹐鄭經翰與他的競選拍檔﹐也是我們的朋友﹑“前線”秘書長陶君行﹐將有一個誓師大會﹐我們決定做他們的“神秘嘉賓”﹐並且對鄭經翰“保密”。果然那天他突然見到我們﹐非常高興﹐立刻邀請他們上台。“前線”召集人劉慧卿也不知道我們到了香港﹐見到我們也很意外。很可惜﹐他們都很忙﹐後來都沒有時間再見面了。但是看到鄭經翰在競選民調中支持率逐步上升﹐心裡很高興。鄭經翰有情有義﹐又積極為低下階層仗義執言﹐因此他可能爭取到一些左派的工聯會的票﹔雖然他也可能搶其他民主派成員的票﹐但是從大局出發﹐他的參選帶有特殊意義﹐一些“犧牲”在所難免﹐要緊是民主派不要相互攻擊﹐其他聽其自然。
我最欣賞的是鄭經翰與陶君行的“企硬”宣示﹐那是對理念的堅持。在“轉呔”聲中﹐他們的堅持尤其可貴。在香港期間﹐我們同不同的政治人物也有接觸﹐我仍然不能認同有的人的轉呔理由﹐同樣也欽佩司徒華的堅持﹐他向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使我們對政局的詭譎有進一步了解。
對民主黨創會主席李柱銘的苦心我們理解﹐也敬佩他的無私﹐所以我們也抽空到太古城地鐵站同他見面﹐並幫他派發宣傳單張。大部分市民態度友善﹐甚至同他聊天﹐但是也有一些拒絕接受﹐甚至揚長而去。
我們在香港﹐還去拜訪另一名嘴黃毓民新開的“毓民牛肉麵店”﹐見到他的太太。毓民是鄭經翰被迫封咪以後的第二個受害者﹐因為被黑社會恐嚇而亡命海外﹐至今下落不明。同毓民認識二十年﹐當年同給台灣的美洲“中國時報”寫稿﹐記得那時他寫了一些香港黑道情況﹐說明他對他們有相當認識﹐因此這時受到恐嚇﹐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其中的險情。九七我選擇出走﹐他則是辦“癲狗日報”與“癲狗雜誌”同中共抗爭﹐雖然後來都因虧蝕而倒閉﹐我都無條件給他支持。在我們離開香港時﹐一位傳媒界的土共﹐誣蔑我也許是為不可告人的個人原因離開香港﹐在一個公眾的論政場合﹐黃毓民當場對他進行駁斥。三年前毓民到紐約﹐我們帶他逛長島﹐坐在草地上休息聊天﹐他感嘆多少年來沒有那樣悠閒了。
這次見到毓民太太時﹐她流著眼淚﹐看了心酸。的確﹐家人受到死亡恐嚇﹐壓力有多大﹔而毓民的流亡﹐她要“當壚”賣麵維持生計﹐是另一個壓力。但是看來困境不會很快過去﹐因為毓民雖然避開了七一遊行與九月立法會選舉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是他原來主持節目的商業電台﹐勢必會在清洗鄭經翰以後再對付他。這就是香港目前“言論自由”的情況。
我們在香港還與一些傳媒界的人士接觸﹐固然有些人還堅持立場﹐但是也還有轉變口風的情況﹐這從傳媒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例如電視台都有內地的廣告播出﹐如果不遷就政治立場﹐怎麼可以﹖而若干報章爭取被放行到內地發行﹐表現出來的媚共姿態更使人觸目驚心了。所以在鄭經翰與黃毓民遭受打壓的情況下﹐不要說中共喉舌配合對他們發動攻擊﹐連“新愛國”的報章也趁機落井下石﹐向中共做出政治表態。怪不得一些朋友對他們能否繼續寫下他們的專欄文章也不表信心。聽了黯然。大概這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真義了。所以我更認為台灣關心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性。在香港期間﹐我也同一些朋友交換對台灣政局的看法。香港的朋友比較理性﹐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平心靜氣的討論﹐想來因為不涉及利益關係﹐不像有的人會充滿仇恨到失去理智。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有三位傳媒的年輕朋友“出產”了新一代﹐也就是說有了他們獨特基因的傳人。長江後浪推前浪﹐香江也是如此。中共對香港不論如何打壓封殺﹐可能得逞一時﹐但是能夠違背歷史潮流與自然規律而永遠得逞嗎﹖下一代的出現﹐正是對那些“老革命”﹑“老貪官”的最好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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