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九月三十日
一個人的圖書館•天皇詔書•《無言的幽谷》
早上去“一個人的圖書館”——由吉岡數子創辦的“和平人權兒童中心”。“和平”、“人權”、“兒童”都是我所關心的話題，主人將這幾個主題集中在一起，讓我很是好奇。這個圖書館在一個小小的街道內，遠看是一幢絲毫不起眼的三層小樓。樓頂有寫作“和平人權兒童中心”字樣的白色招牌，招牌上已經略有些鏽迹了。
吉岡數子早已在門口等候我們。她是一位年逾七十的退休教師，身材略微有些發胖，穿著碎花長裙，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似乎只有五十多歲的樣子。由此可見，一個人心態比他的實際年齡更重要，像吉岡數子這樣熱心於自己的事業，自然能延緩衰老的降臨。她給我們看當年在滿洲念中學時候的照片，那個頭上留著濃密的劉海的女孩，像極了《城南舊事》中的英子。
吉岡數子向我們講述了她的經歷：她小時候生活在朝鮮和滿洲，父親是日本從事侵略工作的文職官員。她說：“因此，在我此後三十二年的教師生涯中，我一直堅持把加害的歷史告訴日本的孩子們。”
在這個資料館內，搜集有四千多種日本的教科書，尤其是各種戰時的教科書。這項搜集在日本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另外還有各種有關侵略戰爭的著作、畫冊、地圖、招貼、兒童玩具等。可見日本的軍國主義宣傳教育確實是“從娃娃抓起”。
一樓的房間內重重疊疊放滿了書架，兩個人都無法錯身而過。二樓的房間顯得寬敞一些，四壁依然是頂天立地的書架，中間倒是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客人可以在此抄錄資料。吉岡數子拿出許多珍藏的資料供我們拍攝，如當年僞滿的小學生識字課本，有一頁乃是所謂的“和漢朝滿蒙五族共榮”，還有一幅精美的圖畫來闡釋之：畫面上是五個穿著各自民族服裝的孩子在一起玩耍。表面看五個孩子其樂融融，仔細一推敲則會發現：那個代表大和民族的日本女孩處於中心位置，其他四個小孩都畢恭畢敬地圍繞著她。這種潛在的種族主義教育尤其可怕。
吉岡數子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維持此圖書館頗不容易。因爲房子是自己的家產，不用繳納房租，所以還可以勉強堅持下去。只是近年來，她的精力日漸不濟，無法每天都開館，只能讓客人來電預約，卻始終不向參觀者收取任何費用。
在從一樓到二樓的樓梯的轉角處，我發現牆上挂著一張類似于年畫的天皇一家的“禦照”，旁邊還有日俄戰爭中天皇對俄國宣戰的詔書。天皇一家個個珠圓玉潤，神采飛揚。殊不知這種幸福乃是建立在千千萬萬國民家破人亡之基礎上。從明治以來，天皇即爲若干對外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旁邊的牆上還挂著裕仁天皇著古裝參拜靖國神社和著戎裝檢閱軍隊的宣傳畫。天皇始終是日本政治權力的核心。
日本的法西斯體制非常特別。它不像德意一樣擁有“魅力型”的獨裁領袖，即便是東條英機這樣的軍事強人，在普通民衆心目中並無偉大領袖的感召力，在政府和軍部之中也不具備絕對權威。戰爭末期，東條輕易便被倒閣下台。在日本，充當類似於希特勒、墨索里尼這樣的“精神象徵”、並一直掌握最高權力的，乃是天皇本人。每一個日本士兵都把自己看作是“天皇的士兵”，而每一場戰爭的發動者都是天皇。此些天皇的親筆詔書乃是明證之一。我立即掏出相機將這些資料拍攝下來。
戰後天皇裕仁逃脫審判，有諸多歷史原因。這並不意味著天皇沒有戰爭罪行。在此問題上，歷史學界亦有許多爭論。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爲天皇並非戰犯，他在《對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論述說：
日皇裕仁是否應對戰事負責，曾被提出討論。國際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澳洲人）曾說縱使日皇被迫主戰，不能辭其咎。事實上，裕仁於一九四五年美軍登陸後不久訪問麥克阿瑟時，曾表示：“我承擔我們人民在（這次）戰爭之中所有政治與軍事決策的全部責任，願受將軍所代表之權力的處分。”文載曼徹斯特所作《麥帥傳》。
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對華全面作戰。因爲即在盧溝橋事變兩方軍事衝突之後，“北支”駐屯軍尚曾命令所部停止於保定之線。但東條英機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時爲第五師團長（關東軍有三個旅團增援，第五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忽視命令將戰事擴大。事後二人均列作甲級戰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參謀本部即在柳川兵團在杭州灣登陸之後，仍命令軍事行動終止于蘇州嘉興之線。攻佔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發。
日皇個人性格更可以從以下事件看出：遠在一九三五年即在日方強迫何應欽簽訂所謂“何梅協定”（“北支”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參謀長酒井隆操縱）後，裕仁仍在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呈遞國書時對蔣私自破例道出：“此次華北事變，實對不住；對汪蔣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煩爲轉達”，載在蔣介石日記。戰後酒井經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處死刑。
發動太平洋戰爭時須由日皇公告宣戰。現存的紀錄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後禦前會議群情已定，日皇仍擬表示意見，侍從近臣知至此辯說無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個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權位與其個人實爲兩途。戰前美濃部博士作“天皇機關說”。戰後舊本公佈新憲法稱“天皇爲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美國研究日本專家賴世和即在他書中寫出，此不足爲奇，因爲歷來己是如此。只可見得習慣法不見諸文字，由來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黃仁宇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且親身參與過二戰，但他爲天皇開脫的論點完全站不住腳。他太注重所謂的“大歷史觀”，而忽略了許多歷史的細節，比如我今天看到的這張日皇戰爭詔書的宣傳畫——它明確說明，天皇自始至終都全面操控著戰爭的進程。
在天皇的戰爭罪責問題上，黃仁宇作出了極其錯誤的判斷：他居然將侵華過程中裕仁假惺惺的幾句外交辭令當作其真心的想法，如此天真爛漫，實在不像是一位睿智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這種觀點謬種流傳，十分有害。雖然先生已經過世，但仍然需要嚴肅批評此論點，所謂“對事不對人”也。
關於裕仁天皇個人的品質，諸多史料證明，裕仁本人並非“秉性平和”，他也從來就不是自稱的“苦惱的天皇”。黃仁宇列舉了三五條天皇同情中國、不願開啓戰端的言論，但是我更可以列舉出十倍的天皇叫囂滅亡中國、乃至懲罰美國的言論及文字。在南京大屠殺之後，裕仁親自發表命令嘉獎前線軍隊。皇室中多位重要成員擔任前線指揮官，參與了南京大屠殺，天皇本人不可能一點也不知道正在發生的血腥屠殺。據最近發表的裕仁侍從官的日記披露，天皇對戰況了如指掌，而且看到了若干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然而，他始終沒有制止他的軍隊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繼續實施暴行。
就日本民衆而言，他們也都認定自己是在爲天皇而戰，而不是爲某個軍閥而戰。他們可以批評軍部，卻不能批評天皇。前者是一批人間的官僚，後者則是獨一的真神。日本人參與戰爭的內在動力，並非軍部的鼓動，而是天皇的感召。四十年代初，作爲侵華先鋒的“愛國運動指導者”前田虎雄在《使聖火熊熊燃燒起來》一文中指出：“所謂尊皇，就是把天皇陛下奉爲神而尊敬的信仰。所謂效皇，就是體會天皇旨意並付諸在行動上。無論尊皇也好，效皇也好，在日本民族神聖的胸腔裏三千年來一直燃燒著一心無二的信仰心，一直表現在至誠通天的神聖行動上。……總之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在國民中貫徹爲歸順天皇信仰而生，精忠報國的至誠精神，讓這種精神如同洶湧澎湃的浪潮充滿整個日本。”把對天皇的信仰付諸行動，就是在被侵略國的戰場上燒殺搶掠。天皇本人又怎麽會毫無責任呢？
另一方面，我與黃仁宇先生的一個分歧在於：與其關注某個天皇個人品性的高低，不如深入研究天皇制度的利弊。而天皇制恰恰是戰爭的元兇。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論天皇制》一文中指出，保留天皇制也就意味著日本社會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封建屬性。並且，從歷史上看，天皇制也是戰爭的根源。十五年戰爭不僅是軍部的責任，它還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根源就是天皇制。如不從根本上廢除天皇制，並進而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社會體制，天皇制也就有可能再次成爲戰爭根源。而天皇制的存在不利於清除它在人們心靈上造成的影響，不利於清除日本社會中的“不合理主義”和“神秘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天皇制與理性和人性是相互對立的。加藤認爲，天皇制與民主主義的文化精神難以並存，要建立一種民主主義文化，就必須對天皇制進行徹底的否定。這一觀點的提出，充分顯示了加藤的膽識和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力。
另一位日本學者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書中，揭示了天皇制背後的民族心理。通過對大量史料的研究，安丸得出這樣的結論：“近代天皇制度是在內外危機加重的情況下用來對應秩序崩潰的重建秩序的原理，是用來克服上述危機的不安與恐怖所必須表現出的自強心理的産物。”
黃仁宇爲天皇脫罪，也就是對死難的中國同胞的犯罪。戰後天皇逃避得以審判，乃是冷戰背景下美國政府實用主義思路的勝利，而不是正義的伸張。當時麥克阿瑟說，天皇的力量相當於二十個機械化師團，爲了讓佔領軍的政策迅速實行，最好不要動天皇。這並不表示麥帥真的相信天皇無罪，他的那麽多的部屬死於戰場和日軍的集中營，他能夠對之無動於衷嗎？然而，政治考量總是牽扯著正義的實施。對於這種處理辦法，在歐美、亞洲各國乃至日本內部，皆存在著嚴厲的批評。我非常同意美國學者法蘭克•吉伯尼《戰爭——日本人記憶中的二戰》一書中的看法：“戰後盟軍對日本的佔領，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當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對待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上，變得不那麽無所適從了。爲順利和平地達成美軍對日本的控制，‘麥帥佔領’沒有觸動日本政體。與盟軍當局在德國採取政策不相同的一點是，美國佔領當局非常扎眼地爲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認爲，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實際的統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徵。美國政府堅決拒絕了許多人對此的抱怨，包括堅持認爲裕仁天皇犯有戰爭罪行，而且可能首犯這種說法。”
法蘭克•吉伯尼對戰後美國治理和改造日本的過程提出了質疑，尤其對美方所採取的“功利”壓倒“正義”的做法進行了直率的批評：“在整個四十年代後期，一心想著如何根除戰時軍國主義的美國，對日本近代歷史教育，基本上取的是一種‘擱在那裏，放一放’的態度。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管他們多麽努力清除‘軍國主義政府’過去推行‘全民灌輸’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卻稱了日本官僚組織中許多人的願——他們只想把日本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罪行統統忘掉。”美國過分的姑息和縱容，導致戰後半個世紀之後天皇崇拜沈渣泛起，讓美方也“自食其果”。
中午我們到附近一家餐廳去吃日式烤肉。餐廳大堂內，展示日本南部的綠色大米及其他優質農產品。我們在門口脫鞋，各自領取一個竹板鑰匙，將自己的鞋放入與鑰匙號碼相符的箱子之中。
餐廳內有潺潺流水環繞，營造“小橋•流水•人家”之意境。各桌皆是半封閉的小間，身穿鮮豔和服的女服務員如蝴蝶般上前端茶送水，殷勤而周到。只是烤肉的味道不如國內的朝鮮烤肉那麽濃烈。日人飲食味道普遍比較清淡，即便烤肉也如此。
下午三點，豬八戒將我們送到大阪火車站，然後與我們告別。這幾天的相處，我感受到了他的熱情，也發現了他的偏執。他較多參與花岡和解，因此不能接受任何關於此事的批評和質疑。也許，今後有機會作更加深入的交流。
我們乘坐新幹線去東京。我驚歎於新幹線之快捷方便，以及整個日本交通系統之發達。火車站內新幹線、普通火車、地鐵形成一個便捷的網路，互相之間轉車極爲方便。老田說：“在日本主要的四個島嶼上，要到任何一個小城市都可以乘坐火車，成放射網狀的鐵路路線圖，差不多覆蓋了整個日本國土。”
在中國，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是一種可怕的體驗；而在日本，乘坐窗明几淨的火車則是一段舒服的旅途。在時刻表上和實際運作中，每個班次的時間都能準確到分鐘，因此旅客可以精密計算出自己達到目的地的具體時間。我悲觀地預測，即便是二十年之後，中國也很難發展到如此水準。雖然表面上看，中國的上海、北京等“國際化”大城市並不亞于東京、大阪之發達，但是比照村村均通鐵路、村村均是小康的日本，中國鄉村之困窘與凋敝則讓人憂心忡忡。
在這三個小時的旅程中，我仔細閱讀攝製組剛剛從豬八戒處購買到的《無言的幽谷》一書。此書由臺灣泰雅族舞蹈家、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策劃，歷史學者徐宗懋搜集整理，是一本日軍殘酷殺戮臺灣山區原住民的圖集，其中的許多圖片都是日軍拍攝的。
日軍以現代化的武器屠殺過著原始生活的原住民，其殘酷程度超過了昔日白人移民在美洲對印第安人的屠殺。臺灣歷史學家黃靜嘉在《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一書中指出：“在殖民統治體系之下，在嚴格意義之下，‘蕃人’是否被認爲具有法律上之人格頗成問題。而在殖民地統治者幾次大規模的‘征伐’（如佐久間左馬太任內）和‘屠殺’（如有名的霧社事件）下，日人對所謂‘蕃人’的原住民所採取之政策，抑可稱爲類似‘宗族滅絕’政策，其情況較之本島人尤爲悲慘。”
在這本《無言的幽谷》中，有被被俘之後等待被砍頭的原住民武士，有鷹鼻鷹眼、倔強粗獷的拉比特溪一帶的抵抗領袖，有被摧毀的山地村落，有張皇失措、面無表情的孩子和婦女，有打破山林寂靜的隆隆的日軍炮火，有耀武揚威的日本總督、前陸軍大將左久間左馬太，有日軍在台南舉行的慶祝勝利的儀式……每張照片都記載著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歷史學家徐宗懋在該書的序言中說：“當我們在檢視日本殖民時代各種美妙的精心說辭時，永遠不能忘記原住民先人爲了抗拒被收置，保衛家園時所灑下的鮮血，那山嶽中親人的呼喚，正是臺灣本土歷史的良知。”讀到這樣的著作，我對某些臺灣人的親日言論更是不以爲然，如李登輝自稱是“半個日本人”，可有半點心肝？
晚七點，我們又回到了東京後樂飯店。《朝日新聞》頭條報道，昨日細菌戰審判中國受害者勝訴。這是一個好消息，真可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一天受害者們已經等待了十多年。東京地方法庭的法官的判決書中有頗多可圈可點之處，此爲公義的勝利，良知的勝利。日本媒體對此案件作了重點報道，值得肯定。
我們略事休息，便乘坐地鐵去銀座拍攝夜景。大名鼎鼎的銀座卻不若王府井熱鬧。這是第一次乘坐東京市內的地鐵，地鐵中人流如潮，比大阪還要擁擠，卻絲毫不顯得混亂和無序。上下車時候車門所在的位置，地上皆由黃線劃出一個通道，車門開啓的地方剛好與黃線吻合。等車的人，人人都沿著線條排列，排得整整齊齊。下車的線條在左邊，上車的線條在右邊。如果下車的人還沒有全部下完，上車的人絕對不會搶先走上去。整個過程幾乎鴉雀無聲。而在北京地鐵中，地上沒有標注與車門開啓的地方對應的符號，人們無法在固定點上排隊。車門一旦開啓，上車和下車的人完全擠成一團，最後下也下不去，上也上不來，使得列車停止的時間大大增加。每個人都成爲他人的障礙。兩國國民素質之巨大差異，由此細節可見。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中國國民素質的提高還非常艱難。
我們回到賓館的時候，在大門口巧遇兩位來自東北的女律師，她們參與了此次細菌戰訴訟案件。她們向我們介紹了法庭審判的過程，並告訴我們，諸位受害者和王選本人也住在這家賓館。中國受害者代表團計劃明天早上去日本參議院開會。秦導與王選是老朋友，聽說王選就在這裏，她感到非常高興。她打聽到王選的房間號碼，立即決定前去與之商量，明日我們攝製組跟蹤拍攝的他們的活動。
更巧的是，王選就住我對面的房間裏。秦導帶我一起敲開其房門，王選和丈夫以及幾位律師正在討論訴訟事宜。小小的房間裏已經擠得水泄不通了。秦導向王選介紹我，王選說她聽過我的名字，還讀過我在海外發表的一些文章。她看上去比電視上顯得更加瘦小，卻堅強而精悍，渾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勁。
王選說話亦像連珠炮一樣，語速極快，常人難以招架。據說，有一次王選出庭，幾個問題就頂得日本法官說不出話來。有日本媒體形容說：“假如有兩個王選，日本列島就要沈沒了。”雖然是誇張之語，亦可見王選之勇氣與毅力，一個弱女子也足以愚公移山。
王選是一位傳奇女性，一位整天拉著上百名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在中國和日本間來回折騰打官司的中國女人，一位英語和日語都非常精通且不圖任何報酬而與日本政府較勁打官司的中國女人，一位經常被人罵爲“有精神病”卻讓英國廣播公司的製片人流淚的中國女人，一位經常被騷擾（其電話和郵箱總是無來由地出毛病）卻不被衆多國人所理解的中國女人。在中國人當中，喜歡在網上充當“愛國賊”的永遠也長不大的“憤青”很多，像王選這樣身體力行捍衛民族尊嚴和歷史的人少。愛一個抽象的“國家”很易，愛那些被淩辱、被傷害的殘缺的同胞難。王選，這位來自“非藏汙納垢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的女子，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
狹小的房間裏沒有多餘的椅子，我們便盤腿坐在床上。王選向我們介紹了明天日本國會聽證會的情況，以及東京地方法院即將開庭勝利的中國慰安婦案件。她像是一位運籌帷幄的將軍，幾乎把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到了。
在王選機關槍似的談話的同時，他高大英俊的丈夫在一旁默默地注視著妻子，時不時給妻子的茶杯添上一杯水。我暗地裏想，王選的丈夫跟她一樣偉大，沒有丈夫在背後默默無聞的支援，王選的事業根本不可能堅持下去。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才告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