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希望之聲報導)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日。据媒體報道，2005年11月20日，中國共產党將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中國各地可能也將進行紀念活動。
胡耀邦，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兼總書記。由于鄧指責胡耀邦應該對1986年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
郭羅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89年參加民主運動；「6．4」以后強烈譴責中國政府的暴行。郭被共產党清除出党，被取消博士導師和教授資格。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權理事兼執行委員。
現在我將郭羅基1990年4月 寫成，1992年發表《探索》雜志上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加以刪節播出。為听眾了解胡耀邦提供一些幫助。
有人，生命象一滴水，很快就被歷史蒸發得無影無蹤。有人，生命象流水，流入田野，滋潤大地，激發和養育了更多的生命。胡耀邦就是流水。當他的生命之歌休止的一刻，田野里的小草、小花頓時感奮起來、挺拔起來、活躍起來。有限的生命變成無限的活力；一時的作為贏得永恒的价值。
去年4月15日，傳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好象一聲號令，中國人民尤其知識分子更尤其青年學生，同聲哀泣、同步深思、同時化悲痛為力量，高唱國際歌、高唱民主頌、高唱改革進行曲。
耀邦不畏艱險為別人平反冤、假、錯案，他自己卻在沉冤中离開了人間。他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頂著兩個”凡是”的風浪，提出兩個”不管”：不管是什么時候定的案，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案，定錯了都可以翻。他公布過一個數字：各种冤、假、錯案的總數約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計算，株連所及就是1億6、7千万人，相當于歐洲几個大國的人口總和。這也是中國的世界之最。這1億6、7 千万曾為冤民國中人，怎能不感念耀邦！他為別人申冤，別人也必定為他申冤。冤從何來？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的民主問題；追求民主，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反對民主的腐敗勢力。哀哉中華，折了民主旗手。
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是1956年。那時，我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他在北京大學的大飯廳作報告。再一次重逢，竟是22年之后的1979年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很多。涉及和”凡是”派的爭論，葉劍英建議在會后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繼續討論。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作《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報告。他講到如下一段話，” 我們的理論宣傳隊伍，在這兩年中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斗爭中，涌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善于思考問題，敢于發表創見的闖將。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并不平靜，有過那么几次風浪。”沖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凡是”派紛紛檢討。《紅旗》雜志是”凡是”派把持的陣地，一直抵制真理標准的討論。嚴家其、張顯揚等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后出主意，叫我把它交給《紅旗》發表，試探一下，他們是真認錯還是假檢討。《紅旗》主編熊复收到了稿件既不
說”發表”也不說”不發表”，把球踢給了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根据以往的經驗，文章交領導審查總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擔心會被”槍斃”。
我這篇文章是批評毛澤東的。既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為彭德怀平反，那么就是證明反對彭德怀的毛澤東不正确。毛澤東說：”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一點是否适用于毛澤東本人？如果說不适用，那么毛澤東思想就不靈了。如果說适用，那么不能禁止談論毛澤東的過失。
過了几天，傳來耀邦的意見，他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同意發表。我們几個難兄難弟喜出望外。他看了三遍，親自作了修改。在中國的領導人中，往往是自己的文章叫別人來動筆；象耀邦那樣自己動筆修改別人的文章，确實不多見。耀邦的長子德平告訴我：”您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父親說他考慮了很久才決定發表。
不久，耀邦又批評了我的這篇文章。這就怪了。《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是耿介直言之士，馬上頂撞他：”郭羅基的文章你親自作了修改，還說寫得好。”耀邦笑呵呵，無話可說。只有象耀邦這樣具有民主風度的上級才經得起頂撞；也只有象胡績偉這樣忠誠正直的下級才敢于頂撞。從這件事情開始，我注意觀察耀邦，我認為有時他的嗓門里發出來的是別人的聲音。從此，耀邦和我建立了一种頗為特殊的關系。他對我很賞識，甚至對人講過”才華橫溢”之類的話。在某种壓力下，他又來批評我；批過之后就保護。當泰山壓頂的時候，他又不保了。我倒了大楣，他則表達深情的關怀。
張志新事件的公開揭露，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
年輕的女共產党員張志新，因為在党的會議上批評林彪、江青，反對”文化大革命”，先是被判無期徒刑，后又處以死刑。在關押期間遭輪奸，臨刑前還被割斷了喉管。真是嚇人听聞的暴行！遼宁的《共產党員》月刊報道了張志新的事跡，《人民日報》決定轉載。當時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們都表示反對，理由無非是什么”給党抹黑”之類。
干了卑鄙齷齪的事情沒有關系，但不能說、不能寫；好象本來還不”黑”，一揭露就抹上了”黑”。耀邦在中央宣傳部力排眾議，支持《人民日報》轉載，還說：”張志新是當之無愧的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共產党員劉胡蘭是被國民党殺害的，而”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張志新卻是死在共產党的屠刀之下。
《人民日報》轉載以后，全國嘩然。各報刊發了大量的文章，評論張志新事件。我應《光明日報》之約，1979年6月24日發表了《誰之罪？》一文，進行憤激的控訴：披著共產党員外衣的劊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產党員所發出的真理的聲音。這是超級專制主義、超級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鐵證。”文章的最后，我寫下了理性的沉思：”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譴責、懲罰真正的歷史罪人；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無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會環境；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讓無罪的人成為慘死的張志新。”
文章發表后，反響之強烈出乎我的意外。《光明日報》駐昆明記者站站長王茂修對我說：”洛陽紙貴，洛陽紙貴，邊城都轟動了。《光明日報》為了表示對我的支持，從兩千多封讀者來信中選出若干，以《廣大讀者支持<誰之罪？>》為標題，登了兩個半版。這在當時的中國可稱彌天大罪。北京對付我們這些理論界的”自由化分子”，好象采用打籃球的”人盯人”戰術。這個戴云就是專門盯住我和李洪林的，他十分注意我們兩人的動態。他得了鼻咽癌，發現后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朋友們為我和李洪林慶幸，其實不值得高興。戴云死了，又會有張云、李云，反正都是人云亦云。耀邦听完戴云的起訴，只說了一句：”有那么嚴重嗎？”輕描淡寫地把他給否定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