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長江：項南的坎坷
【大紀元2月8日訊】一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７日下午，我和吳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裡探望他。耀邦語氣沉重而嚴肅，足足談了三個多小時。其中談到項南，他說：“我沒有保護好項南，這是我經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談及此事，內心的痛苦和歉疚溢於言表。其中原委，《敬畏人民──項南傳》一書有詳細的披露。
後來我見到項南，把耀邦的話轉告他。項南苦笑著說：“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麼辦法？他自身還難保呢。”還說，“耀邦是個好人，就是太軟了。”耀邦的自責和項南的諒解，同樣令人感慨。
他們兩位，一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我認為他們是當代中國最得人心的高官。從傳統的“官場文化”來講，他們似乎都不宜當官，因為他們都是性情中人，一顆赤子之心，有理想而無城府，重大義而輕自保，鄙視官場上爾虞我詐、趨炎附勢的陋習。因此他們在為百姓興利除弊的同時，必然要得罪官場同事的另類勢力，以至於付出沉重的代價。
毫無疑問，胡耀邦和項南都是轉型時期的傑出人物，同時又都是轉型時期的悲劇人物。他們的命運具有同樣的悲劇性質。這種悲劇，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艱難曲折和矛盾鬥爭。其中蘊含著極為深刻的歷史內容，需要人們認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經對他們作出了公正的評價。耀邦在臨終前不久的那次談話中，曾對我們說到有兩個“沒有想到”，一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一是沒有想到下來後“老百姓對我這麼好”。這可以說是耀邦對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處高位，酸甜苦辣，虛虛實實，莫辨真偽。只有下來以後，老百姓的真誠擁戴，才是最真實的。李銳在給耀邦寫的悼詩中說：“活在人心便永生”。這句詩，也完全適合於項南。
一位閩籍老華僑深情地評述道：“項公沒有海外關係，也不是華僑親屬，可是他在華僑的心中，威信之高，無以復加！靠什麼？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麼是人格魅力呢？對於政壇人物來說，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對人民賦予的權力持甚麼樣的態度，或者說，他有甚麼樣的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權力。省委書記是一方諸侯，位高權重。項南行使其權力時，首先考慮的，在於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難和阻力，冒再大的風險也要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他畢其一生所創建的政績，就是他行使權力的記錄。
政壇人物的人格，還表現於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約束和監督下，他能不能自覺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權力。蒼天可鑑：項南的嚴格自律，已經近乎“潔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於家鄉，更不給自己和兒孫謀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遠離低級趣味；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清廉如水……這些都早有公論，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二
項南是閩西大山的兒子，出身於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母親曾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壯烈犧牲……正如習仲勛讚譽的，這個革命家庭 “滿門忠烈”。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和閩西蘇區的環境裡，項南自幼受到熏陶，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後，項南經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烽火的考驗；解放後在團中央工作時又因真誠敢言，受到“留黨察看”、降職降薪的嚴厲處分，被貶到農村勞動；調到農機系統工作後，他又為中國實現“農機化”而耗盡心血；在全民大動亂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關押和輪番批鬥……在中國，一個真誠正直、堅忍不拔的靈魂，總是擺脫不了厄運的打擊。
坎坷的命運，並沒有使項南變成一個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沒有使他變成見風使舵的“聰明人”。逆境的歷煉，反而磨礪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華。在“文革”即將結束、新時期開始那段時間，項南有機會先後考察美國及歐洲的現代資本主義，在強烈的對比中，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深刻反思。在與命運的碰撞中，項南積累了開拓創新、大展宏圖的能量。
１９８０年深秋，中央決定派遣項南主政福建，可謂知人善任。項南剛登上福建省委常務書記崗位，就遭遇舊體制的頑固抵抗，改革開放步履艱難。無論是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平反地下黨冤假錯案，還是創建廈門經濟特區，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難。記得１９８１年春天，我和中央黨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時，對廈門特區的不成規模深感失望，也對項南面臨的難題感到擔憂。當時項南主動談起“真理標準”討論，他語氣堅定地說：“改革開放的實踐，現在也在檢驗真理，對我們提出了新要求。”項南緊緊抓住“思想解放”這個關鍵環節，以大無畏的精神，勇創雷區，帶領福建幹部群眾殺出了一條改革開放的血路。
孫中山先生教誨說，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這一點項南是實實在在地做到了。省委書記這個職位，上通中央決策層，下接地、市、縣、鄉官員和黎民百姓。可謂矛盾交織，眾目睽睽，是一個絕不輕鬆的職位。項南以當“太平官”為恥，他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依靠廣大幹部群眾戰勝重重阻力，推進改革開放大業。
項南審時度勢，利用福建“山、海、僑、特”的優勢發展經濟。他善於總結和發揮群眾的智能：他支持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堅定地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受知識分子肺腑之言的啟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經” 、建設“八個基地”的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實地考察，他意識到優先搞基礎設施意義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來低息貸款興建廈門國際機場；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荊斬棘平反“地下黨”冤假錯案，解開幹部問題的死結；為了使福建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更上一層樓，他當面向鄧小平進言，建議擴大廈門特區範圍；在城市改革興起之際，他重視企業家的呼聲，堅定勇敢地支持為企業家“鬆綁放權”；從閩南晉江農民利用“三閑”集資辦廠搞商品生產的實踐，他看到在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對振興經濟的強勁動力，看到發展民營經濟所蘊含的深遠意義……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遺餘力地去推行、去落實。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稱項南一生的最輝煌時期。在這五年中，項南銳意進取，帶領幹部群眾把一個經濟落後的省份提升了幾個檔次。在他開創的事業中，有許多都走在全國的前列，擁有多個“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著否定與創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後的體制，也必然有得罪舊秩序的維護者和既得利益者。項南在福建發憤忘我厲行改革的時候，不斷有人對他造謠中傷、告惡狀、搞小動作；項南提出的若干極富前瞻性的設想，就因這種人的搗亂而擱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識不同外，還有既得利益和個人私慾作祟等複雜因素……項南不得不“側著身子戰鬥”：既要不遺餘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範明槍暗箭。
項南遭遇的阻力，並非僅僅來自地方；種種居高臨下、上綱上線的訓斥、責難，乃至“黃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艱難：搞廈門經濟特區招商引資，“理論權威”胡喬木就在中央會議上危言聳聽地大講“舊中國的租界”；與外方合資生產“福日”電視機，又有高官說這是搞“殖民地性質的企業” ；支持為企業家“鬆綁放權”，有人就質問你還要不要黨的領導；嘗試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有人更是以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壓；支持福建農村發展鄉鎮企業，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賣假藥” 的責任，直至演出“晉江假藥案” 的鬧劇……一道道“金牌”下來，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項南的處境實在艱難，簡直是動輒得咎。
身為沿海開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項南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飽嘗了其中的艱辛。京城還不時傳來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說對廣東的任仲夷、福建的項南“不放心”。本書傳主項南如果是個乖巧的人，或許還好辦，可他偏偏是以條剛直不阿、寧折不彎的硬漢，這就在劫難逃了。
三
使項南遭受重創，以至於中箭落馬的，是喧鬧一時的“晉江假藥案”。此書對這段公案的真相有詳細的披露。我想說的是，鄧小平對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予以明確肯定的時間是１９８７年，而項南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旗幟鮮明地支持鄉鎮企業（當時叫社隊企業），他公開強調：“福建２５００萬人究竟怎麼才能很快富起來？農業、工業都不能很快見效，那麼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發展社隊企業上，大搞多種經營。社隊企業是我們希望之所在。”
今天閩南民營經濟強勁發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那個時候鄉鎮企業是備受歧視、冷落的“私生子”。項南說：“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在１９８１年全國經濟調整之際，鄉鎮企業受到質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馬。福建怎麼辦？項南堅定地表示：“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
假如甚麼事情都要經過最高權威點頭才敢去做，將會貽誤多少時機！項南為官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一旦認準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風險、得罪多高的權威他也要幹。由此也不難想見，身為改革先鋒的項南，遭受批評、處分只是個時間早晚、“罪名”如何欽定的問題。
項南之所以對鄉鎮企業情有獨鐘，對它傾注了太多的心血，這是因為他在實踐中清醒地意識到，鄉鎮企業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業基礎薄弱的實際，能解決農村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整體經濟的長遠發展意義深遠。他不僅熱心扶植鄉鎮企業，而且強調嚴格管理，對出現的問題也決不袒護。
１９８５年夏天，所謂“晉江假藥案”爆發後，我藉去武夷山開會之機，趕到閩南晉江一帶作實地調查。耳聞目睹的事實告訴我：情況顯然被誇大、被歪曲了。所謂“晉江假藥” ，既非晉江，也不是一般所說的假藥。說是“晉江”，其實事情出在晉江縣陳埭鎮的一個涵口村；說是“假藥”，其實是一些農民專業戶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衝劑”銷售。首先發現並制止這種違法行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項南下令嚴肅查處此事：停止生產、銷毀成品。
當此事被升格為“晉江假藥案” 、中紀委發出“公開信”後，聲討的浪潮鋪天蓋地而來。項南不推卸責任，帶頭做檢討，強調要“除虫護花”，採取堅決措施查處“害群之馬”。然而一時間全國各地紛紛退貨，“晉江的商品不可靠”，“晉江乃至福建的企業也不可靠”，晉江人出門在外想住旅館都困難……晉江乃至福建經濟受到沉重打擊，福建人心惶惶，海內外議論紛紛。面對沉重壓力，項南指揮若定，盡力穩定幹部群眾情緒。他囑咐晉江地委書記張明俊“沉住氣，大膽領導”，以避免經濟蒙受更大損失。
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實事求是、勇於負責的做法，卻被當作“態度不好”、“對抗上級”的罪狀。當時“晉江假藥案”已經被渲染得完全變形，但是客觀事實清楚，對項南的處分由於缺乏依據拖了一年有餘。令人痛心的是，盡管從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確表示反對，項南最終仍然受到“警告處分”。只要冷靜思考一下就會發現，處分項南，決然不是因為一個甚麼“晉江假藥案”的問題，而是因為項南對改革開放的堅定行為和思想鋒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們不把這股銳氣打掉，決不甘心。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胡喬木。胡喬木對發生在晉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卻對處分項南格外有興趣，甚至步步緊逼，在會上大聲質問：“為什麼不處分項南？”許多人都很清楚，胡喬木對項南的改革精神和開放思路早有不滿，他們之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爭論。這位“理論權威”在處分項南的問題上態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來由的。
使項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處分”的主要原因，當然還不在胡喬木們。在決定處分項南時，有人翻出底牌：“這是老人家的決定。”這位老人家不是別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項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陳雲。事實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說，項南因所謂“晉江假藥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實” 、只唯“上”的典型。
在強權之下，項南不認錯，也無錯可認。雖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紀不算大，簽個字，還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項南不拿原則做交易，到死也沒有在處分決定上籤字。
善良的人會說：項南命苦，好人沒有好報。讀了《敬畏人民──項南傳》就會知道，項南的遭遇，非命也，勢使然也。這“勢”，就是體制。在落後的政治體制下項南這樣銳意進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這種悲劇，顯然不僅僅屬於項南個人。試想，一位銳意改革、政績卓著的省委書記，下場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從中接受教訓、學得乖巧！審視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會看到：在項南之前，優秀的省委書記裡尚有萬里、習仲勛、趙紫陽、任仲夷；在項南之後近二十年間，省委書記數以百計，年輕化、高學歷，其中不乏博士碩士，但是像項南那樣大智大勇、敢做敢為的省委書記卻是再也看不到了。
體制如此，夫復何言！
難能可貴的是，心靈屢受創傷的項南不改初衷，後來又以古稀之齡抱病從事扶貧事業。我私下跟他開玩笑說：“你當上了中國最大的丐幫幫主。”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們對貧苦百姓欠帳太多，現在總算有機會還點債了。”這就是項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長！
四
和胡耀邦一樣，項南決不僅僅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官。他是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披荊斬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轉型時期是一個新舊體制交替、各種社會矛盾錯綜複雜的時期，也是社會失范，好人、壞人、革新者、守舊者乃至魯訊說的“冷笑家” 、“做戲的虛無黨”一同登台、熱鬧非凡的時期。二十餘年來的中國大地上，這一切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由於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加上長期 “左”的精神禁錮，我們在轉型時期每前進一步都非常艱難。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確定以後，社會上反對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勢力仍然相當頑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補”卻抵制實質性改革的，不乏其人。這些人口銜天憲，手握大權，隨時準備給改革者、特別是給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績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擊。
在這種情勢下，像項南這樣秉性剛直、行動果敢而不遺餘力的改革先鋒，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殫精竭慮，越是創造性地推進改革開放大業，招來的非議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釀成冤案。從項南１９８１年初走馬上任，到１９８６年初中箭落馬，其主政福建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劇。
何謂悲劇？征諸詞典，悲劇是戲劇的主要類別之一，以表現主人公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及其悲慘結局為基本特徵。他和保守勢力的衝突不可調和，他的種種“災難” ，無一不是政壇“眾神” 加給他的，而且不是從正面，都是從背後加給他的。
可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是，歸根到底，項南的命運並不“悲慘”，毋寧說，他的結局和他的開局一樣，是壯烈而輝煌的。不僅他這個主人公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切，更重要的是劇中人，即他一生所摯愛的人民根本不認可“眾神”對他的判決。項南驟然去世後，海內外各界人士對他的悼念是如此真切而隆重，尤其是八閩大地的父老鄉親對他的深情呼喚是如此震懾魂魄……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這裡既表現了百姓對項南的崇敬和愛戴，也表現了他們對“眾神” 給項南橫加罪名的抗議和輕蔑。
我的朋友張顯揚教授曾經說過：“能夠在社會轉型時期扮演悲劇角色的人是幸運的；悲劇比喜劇崇高，它更具震撼力，更能啟迪人的心智。”我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人們從項南一生的事業，品德以及不算很特殊但卻很典型的經歷中，不是可以解讀出很多東西來嗎？
五
中國自古就有為賢人立傳的傳統。兩千多年前，史聖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嘔心瀝血寫就的《史記》，就為許多賢人立傳。司馬遷說，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就是說，把這些人的言行風貌記錄下來，略加點評，是想讓當下的大臣們當作一面鏡子，對照對照，比較比較，“所以自鏡也”。
項南是當代中國的一位賢人，理應為之樹碑立傳。感謝作者胡少安先生，他從１９８６年即開始追蹤探訪項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１９９７年項南去世後，作為其 “忘年交”的胡少安，以誠篤之心為其立傳，他歷時數載，縱橫萬里，探訪了項南的親友、同事和上級（包括直接採訪華國鋒），查閱、搜集了大量資料，以極為豐富翔實的史料，幾易其稿，寫成這部洋洋五十萬言的《敬畏人民──項南傳》，真實而生動地展現項南富於傳奇色彩的一生。
據作者自述，他寫作、出版此書的目的，並非僅限於為傳主歌功頌德，而是要通過展現一個卓越人物的命運，探討一個真誠正直的靈魂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引發人們對中國曆史進程的思考，以求鑑往知來，從中獲得教益。這個意圖，就不僅僅停留在情感層面，而是具有理性思辨精神。
一個沒有歷史感、終日沉湎於“說謊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貽誤時機、被世界拋棄的；同樣地，幻想以創造經濟奇蹟來彌補政治體制的缺陷，最終將被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誠如鄧小平１９８６年所斷言，“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必須有勇氣直面真實的歷史；只有勇於展示歷史真相，才談得上深刻地總結教訓，明□政治經濟體制的症結所在，實行全方位的改革。這也是《敬畏人民──項南傳》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中國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是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現實，也是最鮮活的歷史。要走出杜牧所言“後人復哀後人”的怪圈，其中需要總結、可資借鑑的經驗教訓實在太多了。
每個人都在寫歷史。每個個體生命的歷史，匯聚而成我們民族的歷史。此書通過展現一個卓越人物的歷史，折射出一個多災多難而又充滿希望的時代。項南是個有七情六慾的人，他的艱辛、挫折、憂愁和渴望，他的歡樂、悲憤、光榮與夢想，莫不與時代緊密相關。閱讀項南的歷史，我們在感嘆生命如此壯麗輝煌的同時，也會獲得自強不息的動力，以及推動中國進步的智慧。
我注意到，整部《敬畏人民──項南傳》的重點，落在項南主政福建的那五年。這是項南充分展現其才華和人格魅力，不斷開拓進取的時期，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階段，同時也是在改革風雲變幻中，他作為主人公所演繹的那段時代悲劇達到高潮的一幕；在這裡項南充分顯示出只服從真理而決不向權勢低頭、只以人民利益為念而不惜失去“烏紗帽”的高貴品質。可以說，這是傳記中最精彩的篇章，讀來令人盪氣迴腸，感慨萬端。
人物傳記不是小說，它是以真實、具體的事實為基本元素的。人們渴望在傳記中讀到真實的歷史。正如《敬畏人民──項南傳》作者所言：“項南的經歷本已相當精彩，只需將其真實地展現出來就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任何添枝加葉的虛構，都會成為多餘的敗筆，而且違背傳記作者的良知。”因此，作者在本書寫作中，輕文學描繪而重史料運用，力求事實準確，言而有據，其“不隱惡，不虛美；寧可有不盡，不可有不實”的寫作態度，我是讚賞的。
在十丈紅塵的今天，作者甘願抗拒物質利益的誘惑，坐冷板凳研究考證史料，甚至不惜冒一定風險為項南立傳，的確是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我認為，這既是作者出於對項南的深厚感情，也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因此我願意向讀者諸君推薦這部傳記。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京──海南
（本文作者孫長江為福建泉州人，著名政治文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撰稿人，現是首都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本文是孫長江為《敬畏人民──項南傳》一書所寫的序言，原文標題：“悲劇比喜劇更能啟迪人的心智”。）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