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和他的兩個女兒的遭遇(三之二)
【大紀元4月5日訊】六，我已被關滿了三年
1997年5 月25日，我已被關滿了三年，勞教隊卻拒絕釋放我。我怒不可遏，再次絕食抗議，一周之後，他們才說剛接到上級指示，我可以離開南湖勞教處了。
回家的途中，我多次給家中打電話，始終無人接聽，令我焦慮萬分。我無法揣測，家中出了什麼事。只是有點不祥之感。因為已經有一年時間，妻子和女兒沒有來看我了。我甚至沒有收到一封家信。
我步出火車站，沒有人來接我。我趕回到家，發現妻子正在炒菜。她見到我，既無笑容，也沒說什麼。我急忙入室看女兒，她正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本幼兒識字課本。對我的注視，她感到有點驚訝，便起身跑到站在門外的媽媽身邊，再轉過身來好奇地看我。三年裡她只見過我三回，當然已認不出我。
後來，我才逐漸獲知，三年囚禁，使我已經徹底失掉了妻子的愛情。她已無法再承受這種苦難而又膽戰心驚的生活，她的精神幾度崩潰，兩次自殺被搶救才得生。
回到家中，更令我悲哀。原來我妻子紀曉的精神，在三年的孤獨與苦難煎熬之後，幾乎崩潰。她對我們的前途，已沒有任何信心。她之所以還守在家裡，就是為了把女兒交給我。她已愛上了別人，此時執意與我分手。
我回家不久，就頻頻與《中國人權》聯繫，發表了兩份政治聲明，又發表了9 首詩。一天晚上，劉青打來電話，警告我說又有危險了。我剛剛出獄，實在不願束手就擒，再回到監獄裡去。當夜我就在王庭金的幫助下，離家逃亡了。
但我沒敢走遠，因為我可憐的女兒，始終沒有得到父愛的女兒，我還不知道怎麼安排她的生活！我那可憐的女兒，在苦難裡出生，一直沒有父愛，3 歲又失去母愛，而我現在又不得不逃亡！
紀曉沒有能力撫育女兒。後來我終於想到一位義人，魏輝，曾在六四鎮壓後拍案大怒，作為車間主任，下令停工停產，率領大家再去動員大批學生，上街遊行，斷絕交通，衝擊中共。
我找到魏輝一說，他慷慨同意，當天中午就到王庭金家抱走了我的女兒。然後，我才忍住悲痛，離開蚌埠，離開我的骨肉，亡命天涯。
直到現在，只要回憶起那段逃亡托孤的情景，我就會黯然神傷。為了早日結束共產主義暴政，我不僅自身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女兒也都跟著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逃亡中，我到過很多地方，幸而碰到一位大學同學，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建議我到美國去，他可以幫助我。承受過長期迫害之後，我的容貌不僅未老早衰，心境也十分蒼老。而且患了嚴重的勞改後遺症。勞改後遺症是可怕的，包括焦慮症、自閉症、恐怖惡夢症、失憶症和失眠症。
中國勞改隊不是南非監獄，曼德拉始終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閱讀全世界的報紙雜誌，可以與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電話，可以會見朋友，每週還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僅僅是單純的監禁－身體活動區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國勞改隊，你完全是抓來的奴隸，你沒有任何權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脅下苟活。這樣久而久之便會患上焦慮症，出獄後不知所措，不知所以。在勞改隊一年接受的資訊可能還沒有在美國自由生活一個星期接受的資訊多，我根本無法應對。
勞教隊奴隸生活方式的絕對要求是你不能決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許你進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時的每一分鐘裡都替你安排好了，連撒尿都必須經過批准。你只要象牛馬或機器一樣絕對執行命令就行了，否則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脅你的生命。
政治犯當然會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裡在思想裡抗拒。抗拒勞動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變成猿人，抗拒變成動物。而習慣上抗拒一切，敵視一切，最後就變成了與世隔絕的苦行僧，像中古時代歐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樣，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養成自閉的思維習慣，出獄之後聽不進去任何話，也不想聽別人說什麼，更不可能與人交流互動，這樣豈能搞什麼政治活動？
我那時幾乎沒有耐心聽任何人陳述，也讀不進去任何書和文章。不能連續寫100 個字以上，莫名的煩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總是心煩意亂，總是一事無成，後來就陷入幾乎癲狂的境地。
七，到了美國之後
到了美國之後，在家門之外我是個活躍的民運人士，每天獨處室內我又在嚴重的煩躁抑郁裡掙扎。既不能讀書，也寫不了字，幾乎寫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我每天坐在一把從大街上撿來的破椅子上，沒完沒了的抽煙喝酒，幻想怎樣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個猛子扎進去，四兩撥千斤，一舉推翻共產黨。除了飢餓時不得不去買上一大塊三明治充飢以外，什麼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這種心煩意亂的生活我幾乎無力擺脫。
沒完沒了的惡夢也時常折磨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夢中被追得走投無路，突然驚醒，起身呆坐良久，驚魂也難安定。只有下床開燈，抽一根煙，恢復鎮定，擺脫恐懼感。
最多的夢中逃亡是我在空中飛，後面有一群怪物窮追不捨，有毒蛇，有老鼠，有野豬，還有豺狼，怎麼也擺脫不掉。它們青面獠牙，十分恐怖，明顯是要吞噬我，而且他們數量太多，我不能轉身與它們搏鬥，根本沒有一點勝算，只有逃亡求活命。
我的雙臂總是十分吃力，有時象翅膀，有時象滑板，而有時仔細看看，就是兩隻赤裸的手臂而已，根本飛不起來的。這樣一想，我就開始直往下墜。而地面上滿是血污和垃圾，我的眼一黑，就嚇醒了。
還有就是在胡同裡轉來轉去，處處都有殺氣，都讓我望而卻步。但是後面有魑魅魍魎追擊，我又不得不逃，只有硬著頭皮，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吹著口哨，腳下盡可能快地穿過去。
在巷口轉悠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特務，或是民運叛徒。而且很多面孔我似乎都見過，甚至很熟悉，卻想不起來他們的姓名。這讓我感覺更危險，更心驚肉跳。為了不暴露出來，我還必須保持表面平靜。
還有就是逃亡在荒郊野外，簡直就像喪家落魄之犬，還被追擊，我慌不擇路，鑽進了一大片雜草叢，那草叢比人高得多，我竟然鑽不出來了。既沒有食物吃，也沒有水喝，累暈了只有坐在地上喘粗氣。想找回頭的路，也分辨不清，白累一場。
慢慢地天黑下來，風聲鶴唳，無不驚心。也不知道附近有沒有野獸，會不會一下子就撲過來咬斷我的喉嚨。儘管又困又累，我卻根本不敢睡覺，手裡緊緊攥著一根木棍，時刻提防著。
我的腦子裡還始終納悶，我並無罪惡，那些人究竟為何要窮追我不捨？絕望已極，看來只有一死了之了。又怎樣死呢？這時我就在絕望中醒來。
這也許是在恐怖高壓下，所有試圖反抗暴政，從事過地下民運活動，後來又在獄中遭受過殘酷折磨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曾經歷過的內心驚恐。這是勞改後遺症的病症之一，也不能指望醫生治好，只能自療的。
自從我從事民運以來，常做這些惡夢。這些惡夢對我的健康損害極大，因為睡醒之後，我的頭腦很久都停留在模糊的夢中情境裡和恐懼感覺中，要過很久才能擺脫。
好容易擺脫逃亡惡夢之後，又感覺頭腦裡空蕩蕩的，身體也疲憊不堪，好像我已經累壞了，好像這個世界對於我而言，除了惡夢什麼也沒有。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擺脫這些惡夢，才能有安甜的睡眠。第二天起床後，能夠精神飽滿，給親人一個熱情的問候，然後去做一份工。
本來我自幼嗜讀，無論逮著什麼書，都要一讀到底。然後有好多天那些文句都還清晰地停留在腦子裡，可以隨時向別人複述。1987年10月在廈門看守所連續5 天的絕食絕水，而真正給我致命打擊的，還是1994年8 月在看守所開始的，連續2 個月以上的斷續絕食，和隨後幾個月的厭食。那真使我耳聾眼花，記憶力10毀其9.
從那以後，大部分事情我都記不住。跟人家約好時間見面，轉身就忘的一乾二淨，令我失去了很多朋友。鑰匙老是忘記帶，好多次只有撬門，最嚴重的一次是我新婚之日酒席之後，幾十個親戚同學朋友要鬧新房，但是鑰匙又弄丟了，幾個同學想盡了辦法幫我砸鎖撬門，累得渾身是汗。差不多2 個小時之後，快到後半夜了，大家才入內，也無興致鬧新房了。
至於丟東西、丟錢，褲子扣子忘記扣，更是老常事；弄得我老是檢查，反覆檢查，出了門、上了街還要摸一遍，到人家門口還要最後檢查一遍才敢敲門。看到我這些小動作的人還以為我有精神病。即便我謹慎如此，還有好多情況下忘記扣扣子。
更讓我尷尬的是，當我給別人講一件事情的時候，講了上一半卻忘記了下一半，別人在等著，我卻愣住了，甚至連剛才自己說了什麼也根本想不起來。所以有好多年我都不敢輕易開口，尤其是我在美國的那一年。
還有熟悉的名字，人名、地名、物名都會隨時卡殼，怎麼也想不起來，甚至過了好幾天都想不起來，好像我的記憶被牆壁擋住了一樣，無論如何，就是想不起來！
我從初一開始學英語，學了10年左右，到了美國我很想學好英語，但是我幾乎連一個單詞也記不住，無論我念多少遍，背多少回，都記不住！
記憶力衰退到這種地步，加上我過去主要搞地下活民運活動，那時絕不能記筆記的，再加上8 年坐牢，我幾乎有十幾年沒有看書寫字了，導致我提筆就忘字，好多字怎麼也寫不出來，幾回字典一查，我就沒有信心再寫下去了。記得在紐約時，洪哲勝博士和劉賓雁老師都曾認真地向我約稿，並付給我優厚的預約稿酬，我卻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
除了水和食物之外，人體最必需的也就是睡眠了。睡眠不好，人會無精打采，心煩意亂，不能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久之還會影響健康，身體的免疫抗病功能會下降，特別容易受各種病毒感染，慢性病也會悄悄發展，成為不可治癒的痼疾。
在勞教隊裡，最痛苦的還不是豬食，或者喝不上水，而是長期睡眠不足。一般每天只有5 －6 個小時的睡眠，所以總是感到睏倦，有氣無力。時間久了病就多，頭腦也混混沌沌的。
我本來就患有神經衰弱，經過勞教隊6 年折磨之後，更是嚴重到可怕的程度。無論想什麼辦法也睡不著覺，而到了需要出門做事的時候卻困得睜不開眼。
很多年裡，我的睡眠幾乎沒有任何規律，每天想睡的時間是不斷變化的。有陣子非要到上午8 、9 點鐘才能入睡，晚上7 、8 點鐘才能睡醒，如果強制自己不睡，很快就會感冒咳嗽生病，情況更糟。
早上喝茶、喝咖啡，晚上喝牛奶、喝酒的辦法我都嘗試過，不僅沒有效果，還使我染上了茶癮、酒癮。不喝越來越濃的茶，起床後就一點精神沒有；而不喝越來越多的白酒，就再也不能入睡。
後來我仔細觀察，我的失眠症也有一個規律，就是每天的入睡時間差不多都比前一天晚一個小時左右，差不多一個月左右一個迴圈，也就是徹底顛倒一回。
我在紐約十分思念女兒，經常給她打電話。但是再次見到女兒，卻是相隔兩年多之後的1999年底，那時我已經再次鋃鐺入獄。我父母千里迢迢、專程帶她到廣東勞教隊看我。面對陌生的女兒，我百感交集，不知對她說什麼。父母說她一路上哭哭啼啼，不願來見這個她幾乎沒有印象的父親。
原來我將她託付給魏輝的時候，魏輝為了使她在成長時期能有正常的心理，不會受別的孩子歧視，便對孩子說他和李樂才是她真正的父母，而我只是他的「叔叔」，並重新給她取了新的姓名「魏寶寶」。她對我本無印象，更不知其中原因，當然不願來看我，一路上我父母又一個勁的跟她說我才是她的真正親生父親，她無法信任這對老年人，所以不知所措，十分痛苦。
我父母自私地認為，我已近40歲，卻一無所有。唯有這個女兒，將來或許能與我相依為命。而我卻因為他們沒有尊重女兒義父母的意願，在尚未懂事的孩子面前胡說一氣而感到憤怒。果然，孩子回去後神思恍惚，到處打聽究竟誰是她的真正父親，母親又在哪裡？魏輝夫婦十分憂慮孩子因此而傷心，從此不允許我父母再見孩子。
2001年11月，我終於再次出獄，回到家中。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女兒。她根本不認識我，當然不理我。魏輝夫婦十分瞭解我的感情，他們告訴我，孩子屬於大家，誰有空誰就多一點照料她。
我一有空就去看女兒，但她始終不太理我。我從別人那裡聽說，她經常悄悄打聽，究竟誰是她真正的父親？她的母親到哪裡去了？我揣測，也許她在怨恨我這個沒有盡責的父親。又過了一年，為了上學方便，女兒才到我家生活。
在一起生活之後，我才漸漸地意識到，過去這些年來，她心頭所受的創傷。她到魏輝家時已3 歲零4 個月，已記事了。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她非常驚慌，有半個月裡，天天哭泣喊媽媽。我檢視她那時的照片，像個失魂落魄的大孩子，神情憂鬱的令人悲傷。
幸虧魏輝夫婦竭心盡力的照料，才使女兒的心理漸漸恢復正常。女兒遇到他們，是非常幸運的。他們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在那些苦難的歲月裡，給了我的女兒無微不至的愛。在我的心目中，魏輝夫婦永遠是我和女兒的恩人。
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女兒，在和平時期，卻像一個失去父母的戰爭孤兒一樣被陌生人收養，都是一直無法彌平的精神創通。哦！我的女兒！我能拿什麼才能撫平你幼小心靈所受的創傷！何況我現在仍然是受迫害的政治犯，仍然處在共產黨的嚴密監控中，隨時可能再度入獄。
我就對中國腐朽的教育制度非常憎恨。教育腐敗涉及多方面，處處都有故意設置的關卡。我女兒開始根本沒有上學權利，後來還是化了3000元，才獲得了受基本教育的權利，進入一間小學讀書。而我回家後，為了給她轉到我戶口所在地的一間小學唸書，我和母親更是跑了無數趟腿，都沒有辦成轉學手續。後來還是靠女兒義母李樂的人際關係，才辦妥了手續。
個人無法抗拒制度的損害，這種行業腐敗，就連共產黨貪官污吏的孩子，也不能倖免。當然他們可以用貪污勒索來的錢送自己的孩子到國外上學，但是我們普通的中國孩子，卻只有忍受這種虐待。所以我一直謀求發動因此一場保護兒童權益的運動。為了幫助女兒和千千萬萬與她同齡兒童不受虐待，我曾經設計了一個「通過互聯網聯繫一百座城市一萬個父母同時在一萬座學校徵集一百萬家長簽名的維護兒童權利活動」的計劃，準備在適當時候推出。下面是我起草備用的呼籲書：
「每次看到女兒幼小瘦弱的身軀，背著沈重的大書包上學放學，我心裡都有一種難言之痛。不僅書包沈重，功課也特別繁重。看到女兒從早晨6 點多鐘就起床梳洗、檢查學習用品、吃早餐、上學，中午回來就做作業，晚上回來也做作業，一直做到晚上10點鐘才能上床睡覺，我的心裡就更痛苦。她不能遲到，否則會被老師罰站在教室門口。這樣孩子每天就要忙碌16個小時左右，根本沒有玩耍的時間。連睡眠都不夠充分。
孩子之所以這樣辛苦，並不是學習的需要，而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太殘酷。一方面，教師的道德和教學水平都極端低劣；另一方面，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又受利益支配，千方百計找出理由，搞出一大堆考核標準，從而對下級部門敲詐勒索。學校也就把所有負擔轉嫁到孩子身上，讓他們無休止地重複練習，從而記住大量根本沒有必要記住的東西。
假如完不成作業，孩子就要被老師罰站在門口羞辱，甚至用尺子打手心羞辱，用語言羞辱，我的心裡幾乎痛苦不堪，因為我從來捨不得打女兒，更不能忍受別人羞辱和毆打我的女兒。
為了不讓女兒遭到羞辱毆打，不讓女兒幼小的心靈和自尊心受到損害，我只有不斷地催促女兒做作業，每個中午，每個晚上，每個週末，每個星期，我至少要幾十次催促女兒寫作業。弄得她對我十分反感，視我為監工、乃至敵人，幾乎不願理我，讓我的心幾乎要流血。
在她看來，如果父愛就意味著不斷地催促她寫作業，那她真是寧肯不要我這個父親！
現在中國有勞動法，至少公務員每週工作限制在40個小時以內。但是孩子，我們的孩子們，為什麼要從早上7 點多鐘到晚上9 點多鐘，差不多14個小時裡，除了吃飯上廁所，就是幾乎不停地學習、寫作業呢？
週末孩子也不能休息玩耍，這樣累積起來，孩子們每週幾乎要學習80個小時以上，是成年人的兩倍時間！果真必須這樣折磨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下一代、祖國的花朵、祖國的未來嗎？
《未成年人保護法》和《中小學教育法》沒有規定對違法此法的懲罰措施，所以從沒得到施行。看來除非動員社會力量干預，政府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了。
正如作家劉曉波、余傑指出的那樣，教育腐敗已經威脅到我們民族的未來，已經威脅到每一個中國家庭了！已經使我們不能再坐視不管了！
我看美國的小學生，每天上午大約9 點才上學，下午3 點多鐘就放學了，根本沒有家庭作業，一個個還特別棒。我的10歲侄子和外甥女，到美國才一年多，就能說流利的英語，和一些日語。許多美國六年級小學生，幾乎就會寫中國大學生畢業時才寫的一篇畢業論文，他們是怎樣學習的？
當然，我們的教育制度有嚴重缺陷，完全是不切實際的，根本不是孩子需要學什麼才教什麼。而是按照莫名其妙的、缺乏實用價值的的教育部教學大綱，再加上一些更不切實際的、毫無必要的考量和評選指標，來對孩子們進行折磨和虐待！
但是至少，在我們目前還不能系統地改革這個腐朽的教育制度之前，我們至少有權利要求，我們的孩子不受折磨、不受羞辱、不受虐待、不被摧殘！
我們不能再容忍，不負責任的教育部門領導和老師，把因為他們教學無能的責任，再無休止地轉嫁到幼弱的孩子們稚嫩的肩膀上了！我們再也不想聽他們的托詞和詭辯了！夠了！夠了！足夠了！
如果他們認為工資不夠用，可以正大光明地多收一點學費，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們願意付任何代價！但是各級教育部門再也不應該為了敲詐勒索，而弄出一大堆考核指標，巧立名目折磨幼弱的孩子了！夠了夠了足夠了！他們應該拿出一點責任心來了！
我們現在僅僅要求，徹底地、永遠地取消小學生們的家庭作業，取消早自習，每天只上6 節課。讓我們中國人的孩子也能夠健康地發育、成長，有時間玩耍、看電視、做遊戲，有時間跟父母親人交流感情，學習一些人生經驗，學習一點人際交往的禮儀，學習一些更有用處的生活知識。
如果一部分父母望子成龍心切，覺得自己的孩子能夠學習更多的時間和課本，老師可以向他們提供建議，但絕不能要求每個孩子都跟著受罪，因為那樣做本質上就是虐待大部分孩子！
當然，這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這需要所有孩子的家長一起來努力！所以我希望，並在這裡呼籲：每個小學生的父母，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參與到這個簽名活動中，莊嚴地簽上你們的名字。在這樣的問題上，你只有關心愛護全體孩子，你的孩子也才能夠得到關心愛護。
我還希望，我還呼籲：所有的成年人，都關注這個問題。也許您現在孩子已上中學或大學，或者還沒結婚生育，或者孩子還在幼稚園，但是你總會有孩子，你的孩子也會有孩子，反正總會有一天你會有一位你疼愛的孩子，也要讀小學。您肯定不希望他或她也像現在的小學生一樣受折磨。所以你也應該花幾分鐘時間判斷一下，是否應該表明您的態度，簽上您的大名。
孔子教導我們：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會怎樣對待你。我們可以引伸為：你怎樣對待人家的孩子，人家也會怎樣對待你的孩子。孟子教導我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賢都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理：每一個人只有付出愛，才會得到愛。只有我們周圍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保護，你的孩子也才能夠得到保護！現在，讓我們先愛護好我們的孩子，讓他們能夠健康地發育成長，才是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歡樂，最主要的希望！」
──轉自《北京之春》05年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