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5日訊】一，在我心靈的深處
在我心靈的深處，始終有一道傷痕。儘管歲月匆匆，世事紛紜，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牽動我心。但那道親情傷痕，一經觸及，卻立刻泌出血來，引動我錐心的痛感。
如同消逝的青春永不再來，我欠女兒的童年幸福，也永遠不能彌補。所以這道傷痕，在我有生之年，恐怕永遠也不會消弭。當共產黨人肆意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時，他們何曾想過，他們也給受害者的妻女帶來了沈重的打擊，令她們生活在恐懼和絕望的陰影中。
1989年六四之後，當局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瘋狂鎮壓民運，大肆搜捕民運人士。做為蚌埠民運的領導人，做為一艘船的船長，我不能丟下我的支持者。所以我一直堅持在最前線，指揮學生和市民抗爭。6 月7 日的全市大抗議之後，我迅即被當局做為「首惡」，投入獄中。
關押兩年出獄後，我激情依舊，不顧病弱的身體，到處奔波，激勵人心，試圖掀起新一波民運高潮。但是我周圍的人都被共產黨的坦克機槍嚇破了膽子，幾乎沒人像我一樣敢再度挺身挑戰專制制度。
我意識到這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便轉向地下活動。1993年初，我重新開辦了三楚事務所。「三楚」這個名稱，寄託了我的深意，因為中國歷史上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而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和秦王朝一樣兇惡殘暴。當局對我嚴密監控，我的兩個副手都在威脅利誘下成了公安局特別情報員，近距離地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有時我邀請一些民運人士星期天在我辦公室裡聚會的時候，特別情報員會賴在辦公室不走，我硬攆都不行。
特別令我難以容忍的是，當我發覺真相，憤然解雇他們時，其中一個竟然寧可不要工資也要賴在我的辦公室。最後我只能威脅他們：「這樣賴下去，大家只有同歸於盡。」這個無賴特務才悻悻離開。
二，民運活動沒有什麼進展
民運活動沒有什麼進展，做生意又總是讓我煩惱，所以那段時間我心煩意亂、痛苦不堪。似乎只有杜康，才能緩解我內心的苦悶、彷徨。所以每天下班之後我都是約三、二知己對酒當歌，暫忘煩惱。
那時紀曉也在我辦公室工作，擔任我的女秘書。她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以及苗條的身材。她每天總是第一個上班，把我簡陋的辦公室打掃得乾乾淨淨、收拾的井井有條。她也總是整理好桌上所有的文件，才最後一個下班。她對我很關切，我們經常聊天。她總是全神貫注，傾聽我說話。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漸漸地愛上了她，而且越來越深。她是傳統的南方女子，如水溫柔，如蘭芬芳，指如雪蔥根。不久我們就成為戀人。
但是我們很快發現，我們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障礙。我既沒有任何財產，也沒有穩定的收入。我也根本不想結婚。與大部分趁勢而起參加民運的「民運人士」不同，我在青少年時期，便經歷了長期孤獨的、痛苦的思考，認定共產主義是一條死胡同，只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所以我很早就從事地下民運活動。而在1986年之後，我已經決然獻身於民運。這樣當然意味著要承受政治迫害，要反覆地被抓進監獄，顯然不宜結婚生孩子。否則必然會給妻子和孩子帶來難以估量的痛苦。
但是紀曉對此卻缺乏認識，她只相信我，不相信危險。她一心一意想嫁給我。儘管我努力迴避著，但是我們之間的愛情卻與日俱增，後來我們終於同居了。最不幸的是，她懷孕了。
她告訴我：「我想給你生個孩子，我只想給你生個孩子。我不管你是否想要，我願意獨自生下她，獨自撫育她。」我好像不認識她似的盯住她看，心裡想這小女子竟如此堅強！
她使我受到強烈震動，而同意與她結婚。由於我的父母拚命反對，我們只好婚事簡辦，趁端午節，我們在她姐姐家裡吃了一頓喜酒。她的戶口遠在江蘇，辦結婚手續很麻煩，我們準備以後有條件再打結婚證。
三，魏京生、王丹紛紛出獄
那時民運正有轉機。隨著魏京生、王丹紛紛出獄，民運圈子熱鬧起來。而更重要的是，劉青領導的中國人權，開始給中國大陸活躍的民運人士群體，提供大筆的人道援助。經過天安門血腥鎮壓四年後，民運開始緩緩復甦，正在經歷一個「小陽春」。
李海到全國各地聯絡，也到了我家裡。我們促膝夜談，他向我詳細介紹了北京的狀況。不久我就關閉了我早已厭倦透頂的事務所，也開始到處奔走，聯絡同道。我必須繼續我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根本不去管這可能給我帶來什麼危險。因為那是我生命價值不由自主的取向，如此活著我才感到我的生命有意義。
我去拜訪王丹，有段時間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裡，後來我又搬到劉念春家住。劉念春和他太太儲海藍為人特別真誠友好、無私無畏。他們家在北京當時的民運圈子裡最熱鬧，幾乎成了民運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造訪劉家，經常有十來個人吃飯。據我估計，在那個艱難時期，他們家所有的錢都用來給我們這些經常處於半饑半飽狀態的傢伙買食物吃掉了。
別的人都還有一份工作牽扯，幾乎只有我和李海是專業的民運分子，天天跑來跑去，只要是民運的事馬上就干。我還到西北去聯絡翟偉民和郭海峰。94年2 月17日，給王丹過生日，邀請了兩百多個民運人士及六四受難者家屬，我也忙得不亦樂乎。
其實從1986年開始，我基本上是以民運為專業的，只是從來沒有人給我發工資，一直是在當義工。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點資助，大部分時間我得另外掙錢養活自己。紐約時報稱我為「職業革命家」。「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我從事的正是順天應人的正義事業。但同時，我也感到很辛酸，世界上哪有這樣窘困的「職業革命家」呀。
我也時常到魏京生家裡去，有一天他給我介紹了《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孫曉凡，《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記者黃明珍和《BBC 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麥傑思，他們很想深入中國農村採訪，瞭解農民的苦難狀況。但這是違反中共宣傳部規定的。老魏讓我幫助他們，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然後我趕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運人士落實這件事。我從事民運已久，周圍關心政治的居民，幾乎都知道我。他們碰到一些特別麻煩的、與政治有關的問題，就會來找我諮詢。所以我對周圍城鄉的情況十分瞭解。權衡之後，我精心地安排了兩個農民受共產黨欺壓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苦難的鄉村開展工作。
四，秘密召集民運精英
在約定的日子，我讓王庭金帶一個人去機場接來孫曉凡和黃明珍，把她們安排住在我的朋友的旅館裡。因為按當局規定，她們不可以到蚌埠活動，憑證件她們也無法住進任何酒店。麥傑思沒有來，因為他沒有一副中國人的面孔，無法進行這次秘密採訪。麥傑思後來在一天深夜來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見了面，談了一夜，但那時我已入獄。
我們先到懷遠縣，沿途看到公路邊幾萬農民在修路。我們都很吃驚，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結束了嗎？怎麼這裡又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我們索性先停下來瞭解這件事。原來縣政府下令沿路農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溝修路一個月，每天只給零點五元。不干就罰款，或抓到鄉政府批鬥。所以沿途8 萬農民不得不拖家帶口去完成這項政治任務，這種做法，簡直比當年秦始皇修長城還要野蠻！
見我們問東問西，又不停拍照，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就警惕的走過來盤問我們，我們只好匆匆離開。然後我們就到我表弟維方家裡，請來許多農民談話。這個村的黨支書一班人特別野蠻，許多農民受到殘酷打擊。儘管我提前就讓表弟作了我們去採訪的準備，但是談了兩個小時之後，表弟告訴我，幾個村幹部在附近轉來轉去，有可能在調集人手來衝擊我們。我擔心有意外，脫不了身，就匆匆帶他們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們到蚌埠市郊一個村採訪，那個村的村長貪污了幾十萬，當地幾百名村民集體告狀好幾年卻沒有任何結果，反而遭到瘋狂的打擊報復。後來我又陪她們到合肥采訪了幾位民運人士。
此後不久，所有人都被傳訊，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維方，因為積極幫我們聯絡，還被懷遠公安局關了起來。地方政府十分惱火，將之定性為嚴重的裡通外國、出賣國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從那以後，我就不能公開在蚌埠市及懷遠縣露面了，當地村委會、鄉政府更狠，下令聯防隊只要一發現我就可以先打斷我的腿！因為國外報紙的那些詳實報道嚴重地打擊了他們，使他們遭到上級的嚴厲訓斥。
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略好一點，這時我已經與劉念春合作發展《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我們頻頻會見外國記者，當時的英文《新聞週刊》駐京記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幾篇關於蚌埠農村的報道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危險，他說：「我們很多記者認為不應當這樣做。我們渴望瞭解真相，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但我們不能以你們入獄為代價！」
我當時並沒有充分理解這段話，沒有意識到得罪地方政府的嚴重性，沒有意識到地方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政績和飯碗，可以不擇手段地收拾我。何況北京這時也有這個意思，無論找什麼藉口，都要把我這個幹得太歡的專業民運活動者收拾一頓了。
我和劉念春開始到各地串聯，以把勞盟建成全國性的組織。返回北京後，我們已感覺到非常危險了，沿途都有追蹤。幾乎每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差一點被抓住，尤其是在上海和嘉興，幾乎是我們前腳走，警察後腳到。為了繼續活動，我們不得不進入隱蔽狀態，住在通縣一位朋友家。
我們秘密地約見了何德普等幾位民運人士。還先後與幾位元外國記者秘密交談，我們都是在第一次見面時約好下次見面的地點和鐘點，然後只要在電話裡暗示一個日期就行了。
同時我們還在醞釀一個紀念六四5 週年的遊行計劃，起草宣言，到天安門廣場周圍仔細地觀察地形，分析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以完善這個計劃。
我們打算秘密召集北京浙江安徽的民運精英，避實就虛，在便衣警察不多而人群又最密集的西單百貨大樓門前突然出現，召開演講大會，從樓上往下撒傳單，在當局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就糾集足夠規模的人群向天安門廣場遊行前進，再造八九輝煌！
五，我迄今難以忘懷
5 月26日，在克林頓宣佈無條件給與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第二天，我和劉念春正在下圍棋，聽到輕輕的敲門聲。我走過去開門一看，是幾個警察，還有幾個便衣，一起擠在門口。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派出所的，查戶口。我說可以，我要先去找防盜門鑰匙，我關上門回來告訴劉念春，看看後門是否可以逃走，我來與他們周旋。
然後我去銷毀隱藏一些不可以被收走的東西，特別是我們打算在六四紀念日發動一場大規模遊行的宣言，為了實現這個大膽的計劃，我們已做了很多準備。
敲門聲越來越急迫，我只好去應付一下，我擔心他們破門而入。當我回到客廳，劉念春告訴我：「周圍全是便衣，起碼有六七十個，絕對不可能逃出去了。」最後我們只好把門打開，從容就捕。
我迄今難以忘懷的是，在妻子最孤獨、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能守候在她身邊。由於把美國加拿大記者帶到蚌埠附近的二座鄉村，調查採訪當地村民受迫害的事情，我已超越了地方當局容忍的底線。在1994年，公民維權比這些年要危險困難的多，尤其是把外國記者帶來採訪報導這些「社會主義陰暗面」，更會被認為是裡通外國的「間諜活動」，絕對要蹲監獄的。
所以從1994年4 月份開始，我就不能在家鄉公開露面了。只有一次，我在夜晚潛回家中探望她，她在我懷裡低聲抽泣了一夜。孩子就要出世了，而我們既沒有錢，我甚至連自由都將失去。前途黯淡的令人窒息。
風聲很緊，我在第二天去探望一位民運朋友時，一個我懷疑已久的「特情」突然出現。他只坐了幾分鐘便說要下樓回一個傳呼。我乘機急忙逃走，去找王庭金。王庭金深知危險，便警告我不能走大路離開蚌埠市，要由他騎自行車帶我抄小路脫身。那次驚險的逃亡之後，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即將分娩的妻子。
我堅忍住沒有再去看我那即將臨盆的妻子，她卻每天流著眼淚，等著我回家陪伴她。她在分娩的時候因難產而大出血昏迷過去，醫生只好問我母親：「如果只能存活一個，保誰？」面臨如此危險，我母親嚇得要死，只有機械地回答：「只有先保證母親存活，否則母親死了，孩子靠誰撫養呢？」
我那可憐的女兒，竟然差點被犧牲掉！聽到電話那頭妻子的泣訴，我多麼想飛回家去，看一看她和幸運地活下來的女兒，把她抱在懷裡親一親。
但那時，我被熱烈的獻身精神驅使，只有犧牲親情。回想起來，為了造福中國人民的民運事業，我們傾注了多少感情！我們失掉了多少愛情！我們承受了多少苦難！我們付出了多大代價！
最後地方當局終於給我捏造了一個罪名，說我與紀曉是非法同居，還說我以前的談情說愛是流氓行為，因而處我三年勞動教養。那罪名之荒唐，幾乎把我活活氣死，從而使我開始了長達兩個月左右的漫長絕食。那是我第二次抵死抗議。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所以這次絕食最為慘烈。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權真正是徹徹底底絕望了！不想活了。
我那時並不知道，江澤民有一個內部指令：政治案件的處理非政治化。後來我略微估計了一下，94年江澤民實際掌權以來，將近一半的民運人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抓入獄，另一半人的判罪也名實不符，嚴重違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這就像江澤民打擊陳希同一樣，共產黨人總喜歡這樣做，總是自以為得計。卻不知這樣不按規矩出牌，導致的嚴重惡果，對手的極端憎恨。這必然會造就出一批鐵石心腸，使未來的政治鬥爭更殘酷。至少他造就了我。
我第一次見到女兒是在她已出生三個月之後。那天我突然被帶到審訊室，見到了全家人。我久久地端詳著繈褓中的女兒，淚水直往外湧。我不能再給她們任何關愛，只能要求妻子堅強面對苦難。我只能安慰自己：我的女兒也許會喪失童年應有的幸福，但是我的努力、我的坐牢、我付出的代價，肯定會使全中國的孩子受益。所以是值得的。
共產黨中國的殘酷，不是自由世界的人們所能夠理解的。由於持久的、範圍曾經非常廣泛的政治迫害，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國人，幾乎滅絕，普通中國人的道德，十分墮落。當民運人士為了民眾的利益，與專制政權抗爭的時候，一般的民眾，不僅不會給予後援，反而因為擔心自己也受牽連、也受迫害，而疏遠我們。有的甚至乘機落井下石。
所以在我被捕後，我始終擔憂我的妻女遭受更多的傷害。當我最終出獄後，我所擔憂的確實也發生了。
長期絕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潰爛，惡臭難聞，又得不到治療。周圍的人都把我當成一堆垃圾，掩鼻而過。沒人願意端水給我喝，我只能扶著牆一點一點挪到水池喝點水。
後來，我又站起來了，但是沒有一點力氣，而且厭食。別人都拿飯盆排隊打飯，我不想吃飯，只揀幾塊南瓜或青菜象徵性地吃上兩口。那段時間，我一個星期吃的飯還沒有以前一頓吃得多。
我的身體越來越衰弱，根本沒有力氣幹活，走路都困難，我也堅決拒絕被奴役。他們把我轉到菜園班，隊副楊明球要求我做做幹活樣子，我拒絕了，他就毆打我，扒光我的上衣電擊我。我再次絕食抗議，這是我第九次絕食。
我已記不清那段時間有多少次絕食，每次絕食多久了，大約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只是偶爾吃一點點東西。面對共產黨的羞辱和虐待，我實在是太傷心了，太絕望了。
終於有一天，我的妻子帶著女兒來看我，回去後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中國人權》，劉青和他的同事們為我做了大量呼籲。後來當局終於把我送到醫院，我也確實快不行了。
我到現在依然清晰地記得，我奄奄一息地躺在椅子上，看著我的女兒，想著在我死後，女兒的悲慘命運，我禁不住淚如雨下。後來我之所以堅強的活了下來，多半也是由於對女兒實在放心不下，妻子如此病弱，誰來照料她、撫育她啊？
在我八年的囚禁勞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運人士混進去看望過我，那就是楚海藍女士。受劉青、劉念春兄弟和《中國人權》委託，她自稱是我太太紀曉的表妹，從我家鄉派出所弄到介紹信，和我太太一起來看我。
楚海藍是異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為民運做的工作，足令男兒們羞愧。我當時非常感動，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莫大的恩情！無法感謝的恩情！因為我們被嚴格限制與外界接觸，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來看望。我們有時連父母都不准見。
──轉自《北京之春》05年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