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2)—首都乎 戰場乎

【大紀元8月19日訊】首都乎？！戰場乎？！

一出北京站，就看到一大隊遊行隊伍朝長安街走去。前面是兩個人分列兩邊，手舉著一個大橫幅。上面貼著用紙寫的四個大字：“擒王進京！”這個“王”是誰呢？

後面的兩個橫幅作了說明。一個橫幅寫著：“打倒反黨分子李井泉”、第二個橫幅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在此橫幅的後面是四名手拿木棍、身著無帽徽、領章的黃色軍服的健壯的紅衛兵！他們押著一位大約五十歲的戴著高帽老頭，向長安街浩浩蕩蕩地走去。

說他們是遊行，可他們的隊伍全部都穿無標誌的軍裝，走路步伐齊整。就像是訓練有素的部隊戰士。倒真有一點部隊練操的陣式。喊著口號，威風凜凜。那個戴著高紙帽的人就是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

我沒有心思顧及這些，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趕快找到國務院接待站。

國務院上訪接待站，事實上就是原來的國務院。座落在離東華門不遠的長安街上。此時的國務院更是裏外擠滿了上訪的人。牆壁上、房間裏，貼滿了大字報。這裏現在除了接待上訪者外，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其他的功能。

直到晚上九點鐘，工作人員才給我登了記，開了一張在商業部招待所臨時居住的證明。

我乘坐有軌電車，按照地址找到了商業部招待所。這裏是北京的積水壇公園附近，在一片低矮的四合院簇擁中，孤獨挺立的一幢六層青磚高樓。這裏，早已住進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的人。

在服務處登記以後，她給了我一條毛巾、兩包牙粉、一塊肥皂，然後帶我到倉庫，領了棉被和褥子。把我領進了三０五房間。房間是地板地，已經有了三個人住在那裏，全部是睡地鋪。

總算有了一個可以臨時安身的地方了。房間裏一名是四川來的，叫馮國章。兩名是山西來的父子兩人，姓薛。大家都是因為被迫害而來北京的，自然是一見如故了。很快都說開了話。

我說：“怎麼國務院上訪辦沒有給我安排約談日期呢？”

“都沒安排。該你談的時候他會打電話叫你。因為人太多，我在這住了兩個月了，都沒有安排呢！”馮國章說。

他告訴我他是李井泉的警衛員，在李井泉被鬥的時候，他因為保護首長而受傷。看見實在沒法保護了，才自己一人跑到北京來上訪。

的確，從六六年七月開始，就有大批的人跑到北京來上訪。畢竟是天子腳下，都住進了各大招待所，過著吃穿不愁的日子了。一般的上訪人員是不參與社會上的批鬥活動的。可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吃完飯就自己一個人外出閒逛。

一天，我走到阜城門外，想逛一逛自由市場。忽然發現城門邊圍著一些人，便擁了進去。原來是貼著一張通輯告示。仔細一看，竟然是我的照片和姓名。我趕緊擠出人群。飛快地消失在人流裏了。從此以後，我有差不多一個月沒有離開招待所。

其實，後來才知道這樣的通輯令到處都有，因為文革初期連公安局裏也造反，不知哪一派發的通輯令，北京根本就顧不了這麼多了。所以誰也不把它當回事。

此時，北京已經進入了初冬。初到北京時，我身上僅帶了十元錢。原來以為最多十月底，就能回青島了。沒有想到國務院信訪辦一直都沒有來通知我約談。此時已進入十一月初。北京的早晨、晚上冷，中午太陽一照還能感到溫暖。我手頭沒有錢了。怎麼辦？

我只有去找妹妹幫忙了。妹妹是教師，住在學校裏。我硬著頭皮找到了她。處在這種情況下，她只有安慰我。拿出了十五元錢，我沒在她那裏吃飯，便匆匆地離開了。

當有軌電車快到長安街時，只看見一隊隊手持紅旗的紅衛兵們，高呼口號，向天安門方向湧去。有軌電車已無法前進。原來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所有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都湧向天安門廣場，去朝見毛澤東的尊容去了。……

我只好繞道穿過人流，然後再乘電車返回了招待所。

這幾天開始，招待所開始攆一些已經約談的上訪群眾。原因是到北京上訪者已達到數十萬人之眾。許多人沒有地方住，就在胡同深處自己搭棚子住下了。十一月的北京已是寒風刺骨。他們不僅沒住處，白天還要四處討飯，以維持生存。有些街道甚至發現凍死街頭的上訪人員。情況異常悲慘。

我們房間的四川人馮國章和山西的父子二人已經回去，又分別從包頭和瀋陽來的父子兩人。姓黃，老人在包頭開了一間鐘錶店，同時修理鐘錶。兒子在瀋陽機床廠當工人。文革以前，老人的鐘錶店很愛群眾的歡迎。那時，中國自己生產的手錶非常有限，對於百姓，手錶還是高級商品；他店裏賣的是許多瑞士手錶。修的錶也多是瑞士等外國表。由於技術好，價格合適，幾乎包頭市的有鐘錶的人，都到他店裏去修理。所以，他的收入也就比一般當地人高的多。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的鐘錶店就被當作資本主義典型，不僅砸了放錶的玻璃櫃，手錶也被工商局作為“資產階級”奢侈品而搶劫一空。老人還被抓了起來。在公安局關了幾個月，搞不出什麼名堂放了出來，交給街道管制。

其實，文革以前私人企業絕大多數已被收歸國有，但還有極少數企業商店是以公私合營形式存在的。像老人這家商店可能是因為屬於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一直也沒有合營。這真是特殊的例子。

也正是“文化大革命”要“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需要，他以及他的店鋪便遭了殃！

老人是單槍匹馬地來闖包頭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瀋陽老家。兒子到北京是為了他的母親。他們在國務院接待站巧相逢後，一同安排到了商業部招待所。

老人的妻子在瀋陽百貨店，同是修理鐘錶的。據老人說，他們的手藝是小時候在哈爾濱一家俄國人開的鐘錶店當店員時學會的，妻子當時也是店員，因此相愛。後來，俄國人回去後他們倆口子一同去到了瀋陽。

文革一開始他的妻子便被紅衛兵揪鬥。一上來誣指她是蘇聯修正主義分子的黑幹將──理由就是過去在俄國人的商店裏當學徒。平時可能說了俄國老闆一點好話；但是說話的事都是望風捕影，沒有找出修正主義的證據。後來，有人發現她跟被批鬥的營業部主任背地裏見過幾次面，這一下可捅了大漏子。於是“黑”找“黑”，男找女肯定有問題。

店裏“紅衛兵”逼她交待，都同“反革命分子”都談了什麼反對共產黨的言論。她非常堅定就是不承認。結果遭到了毒打。“紅衛兵”看整不出什麼東西，便誣指她同“反革命”的營業部長兩人有姦情。不僅批鬥，而且掛著兩隻破鞋，遊街示眾。

更有甚者，幾名“紅衛兵”幹將，竟然強行扒掉她的褲子，用修錶使用的微型砂輪硬插進陰道，開動電源在陰道內轉、磨……。而且，這一切都是當著她的兒女的面幹的。在公安局的干預下她才保住了命，但卻被收進了看守所。這就是她兒子來北京上訪的原因。

“紅衛兵”如此不知羞恥，如此野蠻殘忍，這在我人生中，還是第一次聽說過！

中國啊！你還有王法嗎？！

……。

另外，又來了一個青島的年青人和濟南天橋區醫院的中醫生張大夫。由於曾經在天橋區院住過院，我和張大夫互相都認識。

張大夫當時五十歲。醫術高超，在天橋一帶小有名氣。然而，就是這個名氣把他給害了。

文革一開始，他就被當做地主家庭出身的學術權威，在醫院裏飽受批鬥之苦。據他自己講，他本來在區裏開了一家私人診所，公私合營後，他的診所被醫院合併，他便到醫院來上班了。

但是，他是做為資方代表的身份到醫院工作的。既然是資方，那麼他就不拿工資。而他的收入是按醫院總收入來提成的。這麼一來，他的收入肯定要比普通醫生高出幾倍。

公私合營本身是一九五四年共產黨為了全部把私營企業收歸國有而採取的一項政策。因為中共建國前，民國政府為了振興中華民族，而採取了資本主義的立國政策，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使大批有志氣、有能力的中華優秀兒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下的中華大地建立了中華民族的各種企業。共產黨稱這些人為民族資本家。

但是，共產黨要推行的是“共產主義”。而民族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建國之初，共產黨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農村的地主、富農鎮壓。那是因為中國當時的農民實在太貧窮。而土豪、地主又確實在農村橫行霸道；鎮壓他們是非常得人心的事。

而做為民族資本家，他們不僅手中有企業，有技術，而且他們根本不作惡。工人依靠他們的企業掙錢生存。甚至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資本家還拿出大批資金，幫助剛剛建國不久的共產黨買飛機、大炮。

所以，民族資本家在當時是社會的需要。共產黨沒有任何理由像對待農村地主老財那樣去鎮壓民族資本家。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初，共產黨建國已有十七年了。那時，共產黨一直採取低薪制，把工人分成八個等級，最高工資也不過一百元多一點。無論從工人身上，還是從共產黨掌握的日本帝國主義企業和當時國民黨剩下的國有企業中，已經榨取了無數資產。似乎已經可以不需要民族資產階級了。

而且，這十七年對人民灌輸的“共產主義”思想，也使普通人民對資本家恨之入骨。

這樣一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已經跟政府簽好合同，手中還從合同中每月提取股份分紅的民族資本家，便都成了共產黨眼中的敵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慘無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中，這些人便首當其衝地成了鬥爭物件！

醫院是救死扶傷的企事業，更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黨要改造的是所有知識份子，而張醫生不僅是握有技術的知識份子，更是從共產黨手中分股份紅的民族資本家，文革一開始，被大肆批鬥，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據說，不僅批鬥還抄了家，妻子、兒女被全部遣返農村就地改造。

為此，張醫生就跑到北京來了。他要問的是：我們共產黨說話算不算話！！

大家都是災難中人，自然是互相同情。招待所裏誰要是生了病，張醫生或是為其針灸推拿，或是診脈開藥單，從來不收費，非常享有人緣。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醫生，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往濟南掛了個電話，回到宿舍便倒在了地鋪上。我問他怎麼啦，他直搖頭歎氣，不說一句話。

突然，他要坐起來，剛一抬頭突然就倒下了，嘴裏接著就吐出了一大堆髒物……。兩眼發白……。

我立刻到洗臉間給他拿來抹布、臉盆，幫他洗臉擦拭，就聽他說：“趕快請醫生，趕快請醫生！”

正巧商業部招待所的後面就是積水潭醫院，我飛跑而去找來了一位女醫生。

女醫生一來，先用手把脈，然後把他緊閉的眼睛扒開一看說：“快點，趕快送大醫院，他是心臟問題。我們醫院心外科大夫都在挨批鬥，救不了他！趕快，晚了就來不及了！” ……

張醫生的人緣非常好，招待所的上訪者立刻找來擔架，把他抬到樓下。但是，大醫院在哪裏？！一群上訪全部是外地來的，到了門口，大家都沒了辦法。

到了這個時節，我唯一的辦法是到馬路上去截一輛本地的汽車，由他們一塊送到醫院！因為那時候的中國還沒有一輛計程車。還好，一出胡同口，迎面開來一輛軍用卡車，我站在車的正面一招手，卡車停了下來。

開車的恰巧是北京的戰士，我向他說明瞭情況，當兵的立刻跟我一塊跑到招待所，大家一塊把張大夫抬到了卡車上。

車在寒風中開了足足半個小時，在協和醫院停了下來，急診醫生一檢查說：“晚啦！送太平間吧！”

可憐啊！……上蒼怎麼就不可憐呢？……這麼好的一位醫生，這麼好的一位人人稱讚的好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客死京城！

蒼天啊，你的良心何在！黨啊，你的良心何在！(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