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自由主義能不能是國際紅十字會？
【大紀元1月23日訊】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社會底層不斷爆發「群|體|性事件」。一次又一次，就象火山爆發。一天一天的沉淪，朝野愛國人士期待改良的拳拳之心，8-9之後已經傷痕累累，當局一次次拖延而撒了一次次鹽。絕對不會在沉沒中死亡，會的是在沉沒中爆發。從改良到爆發革命，要有多少次的撒鹽？就象掉頭髮，要多少根才算禿頭？沒到的時候，都說還沒有到，可是到了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等待改良成了等待「戈多」。能否改良成功，或者時候有充分的時間等成待等待「戈多」，取決於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矛盾是否尖銳得不可調和。如果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劫持了政治權威，那麼應該判斷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改良的希望已經徹底沒有了。最高當局真正有效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也不大， 腦袋在身體之上，身體已經完全腐爛，縱然腦袋還有一些轉動，但是已經意義不大了。
權貴資本主義劫持了政治權威，這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就復活了。改革開放以來希望市場經濟能夠形成公平的法治秩序，就象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想形成一個正義的國家。馬克思批判黑格爾說，如果國家由市民社會醞造，政治肯定受制於資本，那裏來的正義的國家？中國到了這個地步，那下一步是不是又該打著馬克思的旗號，毛、澤、東的平等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了？
對於權貴資本主義，你對他說道義，說歷史責任，嘶聲竭力也沒用。只有政治力量才能對抗政治力量。當權貴資本主義駕禦現有政治權威，進行搶劫和壓迫的時候，底層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論自由，沒有遊行示威自由，信訪和司法又是水中月鏡中花，那麼暴力抗爭成為比較順當的選擇。
面對馬克思主義幽靈的激情，自由保守主義可以同他對抗，因為它是最強大的理性。自由主義天生講秩序，暴力抗爭似乎不討它喜歡，天不收地不養的。當已經絕望的時候，在秩序和暴力對抗之間，可以看出真正有效果的，並不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大義凜然，而是對抗，身體對抗才讓權貴資本主義屈服。這是一個鐵的事實。
自由保守主義對專制的鎮壓當然譴責，但是卻被壓制，無法發出聲音來，甚至有喉嚨被割斷的危險，所以民眾對自由保守主義的支持並不知悉。相反一旦自由保守主義基於秩序和安定對暴力對抗發出道義譴責，卻很容易一夜之間「洛陽紙貴」。自由主義自己應該明白這一點，所以對暴力對抗中的一些問題，甚至過激行動應該保持沈默。
要寬容暴力對抗，即使違法也要寬容，不要輕易以合法性來否定正當性。秩序固然是自由主義所欲的，但是當秩序與正義衝突時，我們應該站在那一方？堅持秩序只能增加不正義，這是自由主義的追求嗎？自由保守主義的目標是追求秩序和安定，但是到了此時你必須「人格分裂」，雖然你很痛心，發現你現在要說的要做的，與終極目標更遠，但是你還是必須服從於當下的限制。
要避免自由的保守主義被庸俗化。保守主義在日常狀態下，精英和民眾之間毫無疑問傾向於前者，這裏符合為了更大的正義犧牲小的正義的原則，可以視為是正義的。但是在例外情形中，例如我上文說的被迫暴力抗爭的時候，還一屁股坐在精英身邊，這就違背了自由保守主義的真諦。當正義已經從秩序中脫離出來以後，就不要輕易站在秩序一方。不能把例外情形也納入日常情形之中。
或許對抗更接近秩序？到了必須以暴制暴的極端時候，就沒有辦法婆婆媽媽了，托克維爾等保守主義者從來不否定法國革命的必要性。這樣的問題考慮一下是必要的：既然已經很糟糕，而且不可以改變，那麼是不是應該讓這灘死水死的更快一點？
當一種社會結構已經僵化，無法自我更新，非有暴力變革不可的時候，自由保守主義雖然不能贊同革命和暴力，但是至少不要反對或譴責。
我不譴責「告別革命」，但是當下來說告別革命已經不合適宜。例如說市場經濟，在1992年就可以抱有很大希望，可以殷切期待它為憲政創造條件，但是到了今天，幾乎所有權貴資本主義最大規模吸血的領域，例如土地，股票，教育產業化等，都是以市場經濟名義實施的，而且又不可能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只能是壞的市場經濟，那麼現在還在讚美市場經濟，不是糊塗就是別有動機。
面對暴力對抗的局面，不是回避，而應該進入困境，用自己的最不壞的方案，去頂替民粹主義，去頂替暴力對抗。我希望從自由保守主義中找出一些能夠適應當下的局勢的辦法來，例如維權。如果不是維權，而是譴責暴力對抗，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更多的怨氣。
當暴力革命尚未爆發的時候，沒有到最後時刻，自由保守主義都不支持，儘量避免。當暴力革命爆發的時候，自由保守主義應盡力避免壞的結果，它要做的是「國際紅十字會」，在炮火中搶救傷員，把危害減小到最小。避免民粹主義，避免革命並不是罵出來，並不是譴責出來的，而是幹出來的。自由保守主義應該少一些儒家知識份子指點江山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脾氣，回復自由主義的實踐精神。(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