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惡軸心》(47) 第九章(三)

北韓

被許多觀察家稱為「隱士王國」（the hermit kingdom）的北韓，在世界最集權的制度統治下，長期以來便是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國家。它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人民飽受慢性饑荒的折磨。在九○年代，北韓為了維持其政權，開始尋求人道主義的援助。儘管人道主義工作人員無法充分的自由旅行和進行調查，但還是清晰地描繪出了問題的輪廓。各種調查顯示：極權統治已經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了災難。由於全面性的營養不良，兒童的體重遠遠低於正常值，並且引發精神缺陷。共產主義先天上就不擅於經濟管理，導致一個以農立國的社會無法自給自足。北韓至今還完全處於冷戰狀態，其封閉的程度甚至超過古巴及越南。它就像一個二十世紀怪物，時空錯亂地存在於講求資訊全球化與自由化的新時代中。

為了打破北韓與世隔絕的狀態，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發起了一個稱為「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的計畫，嘗試與平壤政權展開接觸。剛開始時這項計畫有一些進展。對於和北方同胞分離了五十年的南韓人來說，這個計畫為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南韓公司在北韓的投資受到獎勵，開發中俄交界處圖們江流域的計畫也進行了評估。在被全世界戒備最森嚴的邊界隔絕了數十年之後，若干家庭得以短暫地團聚。北韓渴望從富有的南韓取得外匯，所以同意在嚴密控制的條件下開放若干地點的觀光旅遊，二○○○年金大中與金正日甚至在平壤見了面（注17）。但到了二○○一年，「陽光政策」似乎遭遇到了瓶頸，南韓投資人在北韓的投資損失慘重，種種想要延續進展的努力都徒勞無功了（注18）。北韓是完全沒有自由化可言的。在這個短暫的解凍期間，南韓人（以及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的其他太平洋強權）對北韓所增加的瞭解並不足以減輕他們對北韓的恐懼。北韓就是那樣一個偏執、孤立、頑固地不對外開放的國家。

隨著布希總統第二任任期的到來，美國政府對平壤有了更多的質疑。在展開二○○二年二月份亞洲之行的前夕，布希詮釋了為何美國必須在南韓維持強大駐軍。他強調他關注北韓對非軍事管制區的立場。他補充說：「在這個非軍事管制區的一邊是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們，是被監禁的人們，是不能自由表達思想的人們……而在另一邊則是自由的人們，擁有著驚人的經濟和偌大的機會。我想提醒人們想想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我想是因為自由。」（注19）在與南韓總統金大中的記者招待會上，布希總統強調：他支持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同時質疑北韓不願意採取行動有效地利用這項政策所提供的新機會。他繼而強調為何把平壤政權歸入邪惡軸心國。他說：「對於一個容忍饑餓，但卻又同時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政權深感不安，而獨裁者金正日必須向全世界證明他關心他的人民。」布希接著概述了他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看法：「我的看法很明確——我希望未來看到的是一個在經濟和合作的基礎上完成統一的半島，而不是一個被鐵絲網和恐懼所分隔的半島。北韓的祖父母們晚年時應該和他們所愛的親人共同度過，北韓的孩子們應該不再因供養龐大的軍隊而挨餓。沒有一個國家應該成為人民的監牢，任何一個北韓人都不該只被當做是國家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注20）

問題是應該如何來推動這樣的變化？

二○○二年十二月金正日承認他已在進行一項秘密的核武發展計畫，從而引發了一場新危機。他亦違反了與美國在一九九四年簽訂的協議，以戰爭當籌碼，威脅美國同意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以及重啟經濟援助，以換取他再一次不發展核武的承諾。而這場新危機對美國和南韓來說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嘗試「從赫爾辛基到平壤」（From Helsinki to Pyongyang）。這是一篇聲明的標題，是由哈德遜學院（Hudson Institute）的霍若維特滋（Michael Horowitz）和我共同構思和起草，而我們也確信美國會為其背書。《華爾街時報》在二○○三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了這份聲明。我們認為，正如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同意與布裏茲涅夫進行對話一樣，布希總統也應該提議與北韓展開類似當年赫爾辛基的對話。當時布裏茲涅夫要求緩和局勢以及增進經濟合作，尼克森總統雖然同意對話，但仍堅持加入包括人權在內的諸多議題。赫爾辛基協定的核心觀點是：公開地突顯人權問題的重要性，美國才有著力點削弱蘇聯共產帝國的合法性。後來的發展也驗證了當初的預期。共產黨在赫爾辛基正式承認一些權利是合法的，例如人民可以自由遷徙、開放疆界和家庭重聚。共產黨也因而打開了管控異議人士的閘門，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崩潰。

金正日是否會同意類似的磋商和協議呢？在二○○二年和二○○三年初他曾為了應付日益惡化的問題而急於尋求解決方案。二○○二年，他在薪資和物價上實施了溫和的改革，這很可能是他到中國和俄國參觀學習的結果。雖然他用他一貫好戰的方式，事實上他等於是向美國乞求與其建立關係，並希望從中取得援助。他雖然不是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年時的戈巴契夫，但兩者仍有我們應該加以利用的相似處。

在所有不自由國家之中，北韓是唯一尚未邁入民主發展三階段中第一階段的國家。它沒有公民社會的雛形，沒有法律規章的文化薰陶，也沒有自由媒體。它比赫爾辛基協議前的蘇維埃共和體更加與外界隔絕。物質的貧乏更超過六、七○年代的蘇聯。那時蘇聯的公民境況雖然淒慘，但至少它還向世人佯裝著擁有一個消費群。事實上，由於人類精神和想像力的韌性，很少國家真如他們外在所展現的那樣封閉。北韓人民可能被說服：隧道的那端就是光明，他們終會用一世代的時間與南韓在民主開放的基礎上完成統一。民主國家，特別是在這個區域有重大影響力的美國和日本，在與南韓——一個民主社會成員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同時，亦需要優先考慮和北韓人民加強交流。一旦受虐的北韓人開始相信他們能夠改變命運，並且會得到民主國家所能提供的一切協助，北韓這棟腐朽的大廈就將開始崩潰。但是時間很緊迫，一點都不能浪費。

一個非常寶貴的方式就是媒體的滲透，這在北韓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住在鄉間的人們都有收音機，自由亞洲電臺有提供韓語服務，而南韓電臺的廣播也都能收到（注21）。想把自由亞洲電臺韓語服務從他當前的每天四小時延長到全天候服務並不需要太多的資金，但只要想一想它潛在的效益就知道這投資很有必要。協調一致的以這種方式接觸北韓人民是很重要的，即便有干擾和監測。

北韓的精英分子可以經由衛星電視、網際網路和其他媒體，擁有較多的管道取得外界資訊。他們收到的訊息應該始終如一，那就是對那些願意效忠人民而不是這個政權的人來講，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這是一個註定將走向滅亡的政權。他們也必須瞭解，如果北韓領導階層有一天自作自受，其結果將是絕對可怕的。對這個政權來說，管理軍事、安全和外交事務的精英分子能接觸到國際媒體是很重要的。藉由這些管道，民主國家可以減少這個政權崩潰時所可能引發的危機。近年來，已有一些北韓高級官員投誠。毋庸置疑的，他們願意承擔背叛的風險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們知道北韓的獨裁者是怎樣地領導這個國家，而今天這個國家又是如何的落後。現在必須為這些精英分子找到一條出路。民主國家的情報部門應該針對這個特殊階層吸收有影響力的人員。如果能說服北韓軍隊和安全部門不鎮壓國內的異議者，而在國外又不反對他們所謂的「敵人」，只要北韓人民有勇氣冒必要的風險，那麼民主的轉化就會迅速隨後而來。

民主國家必須設法耕耘日本境內規模可觀的韓國社區，想辦法打入他們並獲取北韓內部情報（注22）。雖然這些社區內也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北韓間諜以及同情北韓的人，但是他們也可能轉變成助力。雖然審問和轉化北韓間諜伴隨著風險，但至少會比較清楚地知道支持北韓的資源脈絡。如果這些支援北韓的資源被削弱，甚或轉變成為民主而奮鬥的生力軍，這個政權就將感受到真正的壓力。

這種殘存的與外面世界的資訊交流一定要加以利用。名義上已經成為民主國家的俄國仍然繼續和冷戰時期的盟友維持密切關係。但是對莫斯科來說，北韓還不足以為俄國在經濟或戰略上產生實質的助益。在恐怖分子攻擊美國以後，俄國普亭（Vladimir Putin）總統試圖拉近與美國的關係，因此機會就在眼前。布希總統應該和普亭展開對話，讓莫斯科明白一個能以和平方式轉變到民主政體的北韓符合美國和俄國雙方的利益，敦促莫斯科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來確保北韓「軟著陸」。

俄國位於遠東的廣播設施能擴大無線廣播的覆蓋面及提供更多的頻道，使更多的北韓民眾能接收到廣播。俄國與北韓邊境雖然較短，但足以鼓動投誠與難民，藉此也可促進和北韓當局的互動。再者，俄國應該頒佈政策，提供政治庇護給逃離北韓的人。正如前東德一樣，不經流血或戰亂，大量的難民潮可能就足以導致政權的崩潰。如果俄國想被接納為民主國家和反恐戰爭中的夥伴，那麼它如何處理與北韓及幾個流氓政權的關係就極為重要，乃至於如何收拾令人髮指的車臣（Chechnya）戰爭等等，俄國就必須證明它願意針對這樣的共同目標做出承諾。

中國與北韓有比較長的邊界，並且和平壤關係更深——這種關係是建立在雙方專制政權都認為他們處在民主國家的包圍之中。儘管中國相比之下比較開放，它仍然覺得必須維護北韓這個它從韓戰中保護下來的政權。中國和北韓之間一直有大量的交流。北韓的投誠人士和難民已是不足為奇，在過去的幾年中就有大約三十萬人之多。就像中國一貫的人權做法，一些人被強迫遣返北韓，其他人就和世界各地的非法外籍人士一樣，在中國基本上處於奴隸地位。中共政權渴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雖因為它的本質而變得遙不可及，但是在這樣悲慘的情勢下也應該可以利用。遣返難民導致難民受酷刑折磨或甚至被殺害是違反國際法的。我們應要求中國承諾——實際上是對其規勸——遵守國際法應該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礎。其次，中國與北韓的邊境是滲透進入北韓最容易的疆界，亦是韓國人聚集以及獲取北韓政權情資的好地方。民主國家應該籌資，幫助這些有幸避開北韓邊界員警追捕的難民在南韓定居。這些逃離者與其他投誠者應該在非暴力組織接受訓練，學習與北韓相抗爭的技巧。首先請參加過一九八○年「光州（Kwangju）事件」中街頭巷戰的人來負責執行這項訓練，先把這些逃離者培養成為教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法。

我們的底線是，必須強迫北京當局接受北韓終將與南韓統一成為民主的韓國，而且各民主國家也希望儘快付諸實行而不是等待。當然，如果中國在二○一五年以前能夠像前面所談到的完成民主化，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除所有這些外部活動之外，民主國家也需要與這個國家的內部直接進行接觸。美國已對平壤表示，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展開對話，那為什麼不宣佈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希望在平壤設立大使館？儘管外國使館為數可能不多，但是只要選擇合適人選進駐，民主對北韓發展的影響就會迅速地增加。這些使館就像其他地方的使館一樣，有網際網路及各種設施讓人們能安全地交往。大使們和其他外交官員也需要增加他們在平壤的曝光率，測試他們的極限，並到內地旅行、做報告、交朋友、擴大影響。甚至分發能接受外國廣播的收音機，如同我們的外交官當年在古巴所做的一樣。

在南韓的領導下，民主國家和非政府組織需要廣泛地與北韓擴展教育、文化、科學、民間等多方面的交流。這個已實際驗證過的方法曾對蘇聯和東歐的改革開放發生過巨大的作用，當然也可適用于北韓。金正日對交流的摸索雖然只是非常試探性的，而又反覆地退縮，但是他曾經願意展開交流。就算這位獨裁者最初有興趣的領域只局限於管理培訓、瞭解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發展機構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商業法是如何運轉的，民主國家都應該把這些看做是這個轉變過程的起始點。金正日像大多數獨裁者一樣，在神經質與偏執狂的狀態下，可能會開始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聰明才智可以控制一切。我們必須相信，當北韓開放到一定程度時，他就無法這樣做。

統一前的準備工作現在就應該開始著手。由於政權會在何時崩潰是很難預期的，最好早日準備好計畫，因應北韓政權隨時的垮臺。北韓周邊國家都應接納這項整體計畫，或者就像中國的案例一樣，願意置身事外。整個民主世界必須向該區域的國家保證——尤其是首爾——當這個轉化過程開始啟動時，他們將獲得包括各種資源在內的堅定後援。在南北韓雙方差距巨大的情況下，怕被壓制的恐懼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這樣的恐懼或許是南韓不願積極支援北韓政權轉化的最大障礙。他們需要確保這樣的轉化過程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而現在是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節加以開始計畫的時候了。

現在就開始為後共產主義的來到而規畫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就如對北韓廣播這一計畫為例，公開地做將讓人們相信這種巨變是真實的而且近在咫尺，因此可以提高人們的期望並創造動力。我們相信一旦失去了人民的合作，專制政權就將無法生存。

南韓和其他國家的人已經在研究德國是如何在一九九○年走向統一的，以及有什麼應該加以避免。德國與韓國兩者雖然並非完全相似，但仍有可借鏡之處。例如，不應該讓北韓貨幣占太多便宜，這曾經損害了東德最具競爭力的優勢——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必須等待一段時間，直到北韓經濟有了一些進步才可開始，以防南韓陷入廉價勞力的衝擊；但同時亦不應否認北韓在吸引投資方面的優勢。在不可抗拒的對家庭團聚的渴望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將是不容易做到的，也是現在就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或許在獨裁者被驅逐，兩韓完成原則上的統一之後，仍應有一個過渡時期，允許某種程度的隔離和自治。一個從德國統一中學到的正面教訓是：加強基礎設施在刺激經濟成長、吸引國內外投資和阻止大量人口湧入富庶地區的功效非常卓著。北韓曾一度是這個國家的工業基地，而工業基地就要求有相應足堪使用的公路、港口、鐵路和通信系統。南韓的員警、行政官員和其他行業的經理級幹部將需要遷往北部，帶領北韓人民平穩地走過這一過渡時期。最重要的是儘早將民主政治體系介紹給北韓人，以使他們能像南韓人目前一樣自己處理地方事務。

對自由化的北韓來說一個最正面的模式就是南韓。用一代人的時間，南韓從一個被認為是獨裁統治下的絕望死水轉變成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由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國家組成）的成員國，現在南韓的創造力和技術都已具備。在積極推動世界上最專制政權解體的過程中，北韓人民將自己帶領自己走向自由之路，使一個自由和統一的韓國成為現實。(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