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由於一本傳記《陳寅恪的最後20年》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中國社會對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的學術和人品產生了極大興趣。過去，陳寅恪雖然是一位蜚聲中外學界的大學者，但其聲名從未越出過學院的門牆之外。然而隨著該書以及其他有關陳寅恪的文集和相關文獻出版，他的聲名越出學院圍牆，廣為傳播。雖然北京當局的報刊所刊此類文章並不算多，但在知識界內部，學人交相傳閱，極口稱頌，出現了一種「舉國爭說陳寅恪」的熱烈景象。
陳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陳寅恪現象」的原因和意義究竟何在？它對中國知識份子發生了甚麼影響？陳寅恪本人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關係如何？這些都是筆者甚感興趣並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
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身世家。所謂「陳氏一門」，是指從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到陳寅恪這三代人。陳寅恪的摯友、著名學者吳宓曾評價說：「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他與被稱做「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郭嵩燾及黃遵憲等人相友善，他們突破陳腐的夷夏觀念，積極參與戊戌變法，學習西方文明。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後，參與維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難，其中劉光第、楊銳為陳寶箴所舉薦，陳氏父子因此以「濫保匪人」罪而被革職還家，「永不敘用」。事後西太后意猶未足，又以密旨將陳寶箴賜死。人們現在已經知曉，在19世紀末那場震動人心的中國流產變革中，除了有為改革而流血的譚嗣同等人外，還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廬中被迫自盡的陳寶箴。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與譚嗣同等人被並稱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讀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書籍，與梁啟超等人經常在一起「講學論文；慨然思維新變法，以改革天下。未嚐一日居官也」。
陳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學，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歸國，後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學習，宣統二年（1910）赴歐洲留學，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學。次年歸國。1913年赴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經濟部留學。1914年歸國，一度任蔡鍔秘書，參加討袁之役。1918年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從朗曼習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習東方古文字。1925年歸國，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清華改制後，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導師，其後又先後在西南聯大、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執教。陳寅恪有精深的學養，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原創性和深刻性成雙峰並峙，罕有匹敵。被人譽為「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吳宓所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除了其淵博學識及其創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於，陳寅恪代表了中國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它是中國文化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而誕生的一種新人文道統。
「陳寅恪現象」所彰顯的文化意義在於：他對中西文化所持立場——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一種對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學養的「文化保守主義」。此外，陳寅恪屬於借鑒西方文化的「歷驗世務」派。這派以郭嵩濤以及陳的前輩陳寶箴、陳三立為代表，有實際經世致用的歷練。他們在借鑒外來事物時，也尊重自身歷史中自然生長發展出來的東西（另一派則是「附會」派，即空想派，康有為是典型。主張全盤設計，推倒重來，具有烏托邦色彩）。陳寅恪在上述兩方面的主張，與自由主義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陳寅恪先生的學品與人品在現代中國知識界標舉了卓越的風範。
陳寅恪的學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對曲學阿世——這既針對個人，也針對民族和文化。這在他的身上是極其鮮明，絕無妥協的。
自他學成歸國後，真正能夠從容從事學術研究的其實只有在清華任教的十年。此後災難深重的中國，幅員雖大，竟不能給陳寅恪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他盛年時期遭逢戰亂：「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到處顛沛流離。正值學術創造的高峰之際，又由於營養缺乏而失明，這對於一位史學家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臏足，棲身嶺表」的晚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於超乎常人想像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後，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中國知識界不少學人降身屈節，臣服了官方的馬列主義，用毛澤東得意的話說，幾乎都「夾起尾巴做人」了。當年，舉世滔滔，然而陳寅恪卻傲然挺立，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中，一句「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這一傲骨，在《論再生緣》中再次表現出來：「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在「政教合一」，嚴酷的思想專制下的中國，可稱驚天地、泣鬼神。
陳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這特別表現在他晚年所寫的《柳如是別傳》等論著中。「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王朝更迭，社會動亂，文化遭劫。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當其衝，尤其是這時文人的心靈，大多要在歷史的劇變中遭到其它時刻所沒有的拷問及權衡利害的煎熬，於是文人的持己處事，便關係了歷史的榮辱。感慨萬千的史家陳寅恪，於是起而撰寫明清之際文人的心路歷程，一部《柳如是別傳》，照出了時代變遷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態。
在那個瓦釜雷鳴，黃鐘毀棄，斯文掃地的時期。陳氏周邊的同人，有的與他氣類相通，堪稱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來，有如履薄臨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劉節教授那樣，挺身而出以替老師挨批鬥而感到自豪的，也有賣論求官，反戈一擊給他以致命傷害的。當我們看到在他門下一度從學的才子，一旦為私利所驅使，背叛師門，事後悔悟，竟然赴陳宅以伏地叩頭的大禮請求寬恕，而老師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遙望天際漠然不應的時候，內心不能不受到猶如怒濤震海驚雷破柱般的震撼。
陳寅恪晚年反復吟詠的主調是：「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守護者，他以其深邃獨特的詩和文、言和行，在一旁嚴肅地審視和評判著北京政權的作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歷史立言立德，記錄下了其身處之世華夏文化衰微的軌跡。
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也象徵了中國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的當代對峙。
也凸現了他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示範效應。
在風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國，遺世獨立的陳寅恪風範，作為一種自由精神的遺產，為將來的中國文化系統，奠定精神獨立的基石。
作為儒家價值的人格化，他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範。儒家價值通過陳寅恪的身體力行而凸顯其特色，並顯示出在現代社會的精神生命力。同時，陳寅恪還向知識界展示了儒家價值經改造後如何可能與西方的「學術獨立」相協調，從而與自由主義相交融。
陳寅恪昭示給我們的正是一條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運，既像征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也象徵了中國文化的不朽生命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