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5）
B．最近三十年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迷霧
所有的人都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所有的人都說，文化大革命顯示的是人類最黑暗的專制。然而，文化大革命結束三十年後，文化更為墮落和不堪入目。為此，我們不得不問，從七六年開始，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們是如何反省總結這些政治、思想、文化問題的呢？這三十年他們究竟做了些甚麼？
三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應該能夠看到，從認識論問題上，也就是從自己的思想方法問題上去進行徹底的反思，從政治制度層面上對極權主義進行剖析，從人類文化和傳統問題上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重新審查，卻幾乎沒有進行過。對於這種現象，西方學者，以及我們的後代認為匪夷所思毫不為過。
三十年後，今天反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所謂思想文化努力，人們會輕而易舉地發現，原來一切都仍然是在共產黨極權主義文化的框架內、極權社會內部中，甚至可以說，這種努力不過是為了改善和挽救極權社會和共產黨。
實際上，七六年後，所有文化革命之前的思想方法、思想都仍然保留，所有文化革命前的文化語言、規範都仍然如舊，所有的制度基礎都沒有改變。以七六年為界，前三十年是強力對各種傳統文化和當代其他文化的毀滅，後三十年則是發酵腐化。可謂是從四九年後六十年，對中國社會的文化左面進行粉碎，右面進行腐爛。腐敗雖然軟化了僵硬的鎖鏈禁錮，可是這個軟化沒有帶來任何自由、清新的東西。
現在幾乎沒有人否認中國社會的文化是每況愈下，否認中國知識界的墮落和蛻化幾乎已經無可救藥。這個經驗事實本身就說明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主流社會，以及力圖擠入主流社會的知識精英的責任。如果把中國目前知識界的墮落完全歸於當權者，那是絕對說不過去的事情。實際上每個知識份子都有責任。
三十年來的經驗事實，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八十年代以來的《走向未來叢書》知識精英群體，北京文化叢書派等等和今天的學風、知識界的狀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至於說到體改委、所謂北京經濟學所等群體，那在研究文化問題的時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附 庸和幫閒。
對於最近三十年的極權主義文化特點，筆者曾經在不同的文章中分析過（註解2），在此，筆者再次強調以下幾點：
（1）為政治服務，意識形態化的學術討論：這以八十年代初開始在大陸風靡一時的《走向未來叢書》派等為代表。這個群體的知識精英和李希凡、姚文元等一脈相承，繼承的是共產黨社會典型的文藝、教育、學術為政治服務。他們在政治上投靠掌權者，開始是鄧力群，後來是所謂改革派；在學術上則把意識形態化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共產黨社會的學術敗壞，四十年來到他們手裡到達極點，這種敗壞直接造成了學風如江河日下。而其實就是在今天比較來看，走向未來當時所展示的學風也都仍然可以稱得上屬於最壞的行列。
以學術為政治，尤其是為黨派服務，這在一般社會來說，無論何時都是知識份子最醜陋的行為。走向未來叢書派的知識精英所繼承延續的這點，今天在中國社會的知識界中仍然廣泛地存在。
（2）反傳統鞏固延續了中國的極權權主義政權的存在：
極權主義反對一切文化傳統的特點，以及反之，反傳統使得極權主義政權及其社會穩定和延續，在中國社會的變化中表現得極為典型。筆者認為，它應該成為今後任何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專家一個最值得研究的案例。
極權主義對傳統的反對不僅是文化知識，而且包括政治倫理，社會、家庭道德。應該說，一般社會的人幾乎無法想像，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個人類文化和傳統的浩劫，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居然沒有反思共產黨極權主義制度，沒有進一步反思從四九年，乃至共產黨成立後的歷史，反而把十年曆史上的空前災難再次歸結於中國傳統、「封建主義」；把被「西方教化」了的共產黨員們對毛澤東等人追隨歸結於中國的封建，再次來了一回反傳統。
筆者認為，正是這一點使得在七六年後的所謂思想解放中不但沒有加速歷史的發展，如五四年斯大林死以後，八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死後的蘇聯，反而可以說延遲了中國歷史的變化，延續了極權主義的壽命。我們說它直接導致了八九年共產黨肆無忌憚地對民眾的血腥屠殺，也不為過。因為它把共產黨的罪惡再次轉移給了中國文化傳統。
但是，就是在八九年之後，還是有很大一部份人，居然繼續把分析的對象轉移到中國傳統和中國文化。這一次的結果是繼續延緩共產黨走向滅亡的時間進程，繼續敗壞中國社會的文化、倫理和傳統。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共產黨求之不得的。
這個現象迫使人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所謂知識精英究竟是弱智，還是別有用心？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反抗極權主義的時候，我們看到匈牙利、波蘭、捷克，乃至蘇聯，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知識份子傳統和教會都起到很大作用。
中國發展的道路和這些國家不一樣。我認為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就是，在東歐國家共產黨取得政權，實行極權主義統治之前， 在蘇聯是一九一七年之前，在東歐是雅爾塔會議後，二次大戰後，在這些國家的知識界和文化領域，一般社會生活中，並沒有一個徹底粉碎和否定自己傳統的運動，一個壓倒性的傾向。在東歐共產黨國家中，對於傳統文化和教會的毀滅，也就是切斷共產黨社會中民眾和其它文化思想的一切聯繫的工作，都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進行的。由於缺乏知識精英歷史性地、長時間的協助和配合，因此傳統的毀滅遠沒有中國那樣徹底，所以，在波蘭教會在其後的持不同政見的反抗運動中，在民眾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在蘇聯，知識份子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儘管到八十年代初期為止，共產黨的統治比中國長出幾乎一倍，卻仍然是延續的，既有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公開站出來的知識份子，也有在夾縫中呻吟反抗的肖斯塔柯維奇。
然而在中國，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前，可以說從五四運動以後，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切斷傳統，粉碎傳統的潮流，因此共產黨掌權後，切斷其社會和各種文化及其傳統的工作，比東歐各國要來得徹底和容易。以陳寅恪為代表的知識份子生存和延續也比東歐更為困難。及至我們這些人所全身心投入的文化革命，就幾乎徹底根除了這個傳統和這些人，乃至書籍。
在這個環境中成長期來的知識精英，是被閹割、變態的幾代，代代退化。這一點既表現在胡溫等所謂新一代領導人身上，也表現在各個領域中的知識精英身上。去年有一百零八個所謂教授出來呼籲端正學風，然而這一百零八個教授，絕大多數是走向未來叢書派式的人物，幾乎很少幾人真正懂得如何在自己的領域中從事研究。
時至今日，中國所謂追求新思想的青年一代知識份子，仍然是在不經大腦思索地抨擊自己的文化傳統，認為中國缺乏一個獨立知識份子傳統，中國的文化是腐朽的。余傑，無論他的政治傾向如何，其思想與行為方式是共產黨文化培養出來的一個典型的人物，隨便列舉他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段話可略見一斑，
「這個拒絕神的民族已經墮落了五千年，但我還是沒有想到它居然墮落到了喪失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的同情、憐憫和愛的地步。
然而，在我們這裡，不僅有無數的無動於衷者，而且還有更多的幸災樂禍者。這是一個怯懦的民族僅存的一點『勇敢』，這是一個自私的民族表達『愛國精神』的唯一形式」（註解42）
這種全稱判斷的習慣，是典型的假大空，整體思想方法的產物。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的知識份子敢於如此放肆地誣蔑自己的民眾和傳統。類似的這種判斷，在中國所謂當代知識份子的文章中很多。當這些人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仔細想想，你是憑甚麼做出如此全稱，如此大的判斷。也沒有想，黃萬里、陳寅恪就沒有墮落和怯懦，還有很多很多的小民百姓都沒有墮落和怯懦，更沒有想，他自己是否怯懦和墮落。
筆者要強調的是，在這一極權主義文化潮流中，繼續所謂「全盤西化」走下來的知識精英，從八十年代的金觀濤、劉小楓，劉曉波，到今天的余傑等人，和力圖推崇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啟蒙思想的知識份子們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品質問題。
沿著文化革命的思路反思文化革命，其結果就是造成今天的文化繼續墮落。
（3）反自由主義的啟蒙，及偽自由主義：
前文筆者已經提到，直到如今還宣稱自己是後馬克思主義者的李澤厚，八十年代初期在總結中國所經歷的文化革命浩劫的時候提出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問題，到九十年代中期又標新立異地提出所謂告別革命。然而，這兩個提法不僅經不得推敲，而且根本就是在混淆視聽。因為第一，李澤厚先生的整個思想不僅如筆者前所說，沒有跳出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而且這種專斷的思想方法從基礎上就是反啟蒙的。或者說，李澤厚先生根本就不理解建立在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基礎上的，以康德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後馬克思主義者李澤厚先生根本就是反康德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
其二李澤厚先生對西方近代思想的解釋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根本就沒有進入過這個領域。李澤厚先生對革命、啟蒙等望 （中）文生義的信口開河的談論方法，概念的模糊和張冠李戴，以及就其所涉及到的文獻，筆者認為，可以看出他從來就沒有進入這個領域研究過，根本不知道這個領域中的研究狀況。
一個沒有、並且也不想嚴肅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卻在學術領域海闊天空地大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是典型的依附於極權主義的知識精英的做法。李澤厚先生對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和論證方法，可謂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偽學術」研究案例，完全是意識形態式的。其實何至於此，李澤厚先生終其一生絕大部份工作都是這種性質的工作。
和李澤厚先生一樣，用馬克思主義教條理解啟蒙的，最近三十年的另外一個典型，反映在大陸的另外一部份涉及科學思想領域的知識精英，以及一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們的身上。這批知識精英很大的一個特點是早年他們都投身於共產黨，親手參與建立了中國這個極權主義社會，後來雖然沒有反對共產黨，卻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受到整肅。到八十年代初期，重新有了可能，他們自然又重新回到共產黨，甚至位居高位，力圖再次如青年時代那樣，親手參與「改建」極權主義社會。由於在八九年後，他們在暴力使用問題上和鄧小平等人看法不同，因此步入社會邊緣，並把自己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然而，這個對共產黨最高領導的自由主義，卻絕非是作為極權主義死敵的自由主義。這些知識精英，究其一生其實都是在反對自由主義。
首先就他們宣揚的，要給中共政治局領導啟蒙的所謂五四以來的科學和民主來說，就是筆者在前文中所說的一種把啟蒙政治教條化。啟蒙本來在近代西方是建立在認識論基礎上，也就是經驗論和理性基礎上，對一切教條和權威的重新審查。在這方面，正如波普所說，康德是啟蒙思想的代表。而自英國光榮革命，法國革命以來的民主的基礎則是人權和自由。但是，五四運動後，這兩個傾向，特別是到了馬克思主義者，左派們手上變成教條化的科學和民主。而這種唯物主義的科學和民主，科學變成了認為，世界上有一個唯一的真理，而自己可以佔有這個真理，就是波普終生反對的歷史決定論；民主則變成了民主集中，極權主義。
啟蒙和自由人權變成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就給各種教條專斷、集權專制再次帶來從旁門而入的氾濫的可能。
第二，啟蒙和自由主義究其根本是一種思想方法、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這部份知識精英們從來沒有去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思想方法、社會生活方式，拆除極權主義社會，而專注熱衷於貼標籤，為自已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這種貼標籤式的愛好本身就說明他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一種假大空的整體主義的方法。更何況直到最近幾年他們也沒有反省過過去半個世紀對於西方科學思想的攻擊，對陳寅恪等人的攻擊。事實上，他們毫不掩飾的言論表明，就是到今天他們仍然敵視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自由主義思想家波普和羅素等，仍然敵視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陳寅恪等人。
在結束這一節的時候，筆者願意對上述幾類知識精英引述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的一段話：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在甚麼樣的條件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一個人也許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在思想上是正直的。真摯的馬列主義者為數不少，但是他們都缺乏才智。」（註解24，929頁）
4．當代自由文化之路和中國知識份子的重建
對於極權主義文化的抵制和反對在中國出現並且形成規模，令人驚異地不是在中國的知識界，而是由一個信仰群體，法輪功學員們發動的。法輪功學員在九評中突出提出黨文化的問題，使得黨文化百年來第一次成為中國公眾社會關注的重要題目。這個黨文化就是當代極權主義文化。這種情況，知識精英的萎縮，知識界落後於社會運動，同時也再次向人們表明，它是典型的、完善的極權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特殊現象。
這個現象，知識精英的萎縮，知識界落後於社會運動，儘管一方面是典型的、完善的極權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現象，但是，另一方面也應該使我們希望保持良知的中國的知識界感到慚愧，它刺激促使我們尋找反省自己的鑰匙。自由文化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一種努力。
自由文化究竟是甚麼？在本文的前述部份，筆者已經從不同方面涉及到啟蒙，以及伴隨它產生的自由文化的含義，在此，筆者願意援引當代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波普對自由主義非常簡單明瞭地定義：
「一個自由主義者，我不是指一個同情任何一個政黨的人，而只是指一個珍惜個人自由和懂得一切形式的權力和權威所蘊藏著的危險的人。」（同註解41，第3頁）
在此，筆者願意再次強調，自由主義、自由文化並不會因為中國共產黨社會的存在，中國知識界的弱智，而改變自己的標準和信念。
這是一次遲到的反思和開始，它還表現在，我們今天面臨的形勢已經是一個被毀滅的廢墟，或更準確地說，如果是廢墟那還好，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比廢墟更為嚴重的沼澤，要想在這個沼澤上重建中國文化，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遠比在廢墟上要困難複雜得多。五十年來，甚至可以說百年來，共產黨引來一些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糟粕，不僅摧毀了中國文化和知識，而且蹂躪了這個民族及其精神。這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我們都是被共產黨精神文化蹂躪摧殘過的人，置之死地而後生，談何容易！我這樣說，也包括在我們舉行的這個會上，其實也有共產黨腐朽的文化氣息，但是，我們或許應該感到欣慰的是，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年，重建的聲音已經升起，我們今天的會議說明，重建的衝動已經逐漸聚集成勢。我們能夠逐漸擺脫那些祖師爺、那些在沼澤中彈冠相慶的人的封鎖詛咒，而開始舖墊自己的路，接續中國傳統，接續本來應該屬於中國人的路。
筆者認為自由文化運動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反省我們的思想方法，返回傳統。這個傳統包括中國的和世界的。由於中國當代極權主義是知識份子們一手締造的，所以要反省的首先是知識份子自身。要讓人知道知識份子能夠知道甚麼，不能知道甚麼，自己能夠探索甚麼，探索到甚麼地步，界限在哪裏。而最重要的是讓人們知道，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特點是知道自己是「無知」的，隨時準備證明自己是錯誤的。「一切知識都是一種推測！」（註解43）
我認為知識份子必須立即停止對於傳統、對於中國民眾的謾罵和攻擊。今天那種全盤西化、基督教化的觀點和陳序經、胡適等三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辯論中對於西化觀點討論已經完全不同，幾乎完全是共產黨式的。為此，知識份子應該認真檢查自己的在社會中的作用，審查自己的思想方法。知識份子要有一種自覺的恥辱意識，以攻擊傳統和謾罵民眾為恥，以清楚地分析、闡述問題，對自己的言論負責，證明自己的能力和道德。
五四將近百年以後的今天，知識界要逐漸建立起對那些不知道自己說些甚麼，一天到晚只會謾罵傳統和民眾的人的鄙視。
中國最黑暗的時代會延續到共產黨崩潰後的一、二十年，當余傑這樣的既無學養，又無品質，卻有能量的一批人爬到台面的時候，社會、環境、文化、教育都將面臨一個最黑暗、混亂、墮落的時期，這個威脅當然不能證明中國不得不需要容忍共產黨統治，而恰恰證明共產黨統治中國太長了。這個現象只是證明由於我們的無能，只能等中國共產黨在它所有的惡行發作殆盡以後才崩潰。
由於極權主義控制一切、無所不在，因此，這個對此的抵抗和解放也就不可能只是書齋中的事情。化解極權主義不只是一個依靠研究解決的問題，甚至不只是政治問題、制度問題，而是一個包括文化思想及精神，集體的、社會的事業。因此自由文化，除了知識份子個體的努力外，也就是各個獨立知識份子，儘管觀點可能不同，但是還有一個整體的事業。這個整體的事業就是，為了個體的領域，個體的思想學術研究、創作，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大學、研究所、藝術單位，共同明確地提出，我們需要一種自由的文化氣氛，需要自由文化積小流成江海。只有在這個潮流中，各滴水才不至於被專政的烈日驅干，才能在太陽下呈現出自己的固有的彩虹。
極權專制只為其附庸或鄉願創造了如魚得水的環境，獨立知識份子則必須自己為自己創造生存的空氣，為此自由文化不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聯手、協作，需要運動。
在美國由王友琴女士協助印刷出版的《共產主義實錄》一書的首頁上，作者引述了一段話，「蘇維埃體制最令人為之鼓舞的就是它的失敗。如果它竟然成功了……那末，我敢斷言：人類將遭到的暴虐和奴役，不知道要酷烈到何種地步。」（馬爾科姆‧莫格里奇）（註解44）
和蘇聯相比，我們中國人應該說很不幸，因為經歷了五十年共產黨暴政的中國，在世界的綏靖中，各國把它當作了一個牟利的園地。在共產黨竭澤而漁的政策下，如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德國，經濟上有了一個暫時的「成功」。然而，如同世界在其後為對希特勒的綏靖交出學費一樣，世界和中國今天所面臨的中國共產黨極權主義的所謂經濟「成功」，也肯定要交出學費，這個學費將超出冷戰時期的範圍。除了隨時可能出現的如北朝鮮那樣的暴力威脅外，中國的環境和道德，精神和社會，個人和家庭的已經遭到了徹底蹂躪，全世界分享這一極權社會的第二階段形式的惡果已經開始，並且在繼續發展。
「九一一」以後，尤其是今天，世界已經感到，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已經看到，極權主義的存在，不僅再次產生了恐怖主義問題，不僅冷戰和二次大戰那樣的危險隨時會回來，而且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環境和道德問題上，如同曾在中國境內產生的「薩斯」和禽流感那樣，將成為人類難以抵抗的「瘟疫」，讓這個世界，讓每一個角落中的民眾承擔它所帶來的威脅。
具有兩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被極權主義者們帶到如此境地，將會像德國一樣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惡名，實在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我們這幾代人的恥辱！
千年縱過、共產黨罪孽難消！
對於今天的自由文化運動，亡羊補牢，只望為時未晚！
2006-10-30於德國埃森
（全文完）
註解：
42．余傑：喪鐘為你而鳴，2001年9月17日，新語絲電子文庫，www．xys．org，www．xys2．org
43．Karl Popper，Alle Menschen sind Philosophen，Muenchen Zurich，2002
44．《共產主義實錄》，美國，民主中國出版社，Richard Pipes，郭新民譯，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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