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對於大學這樣的知識共同體來說，學術自由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在這個產生和傳播知識的地方，學術自由堅持的研究和教學無禁區、對各種思想無偏袒，一方面鼓勵了新思想、新知識的出現，另一方面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論辯中呈現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條件。有學術自由，創造力的源頭活水就能得到保護；學術自由遭遏制、打擊或否定，必是創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創造力枯竭後果的，決不只是大學。
耶魯大學校長巴特·嘉馬特有兩句名言：「大學教育乃是一個社會的心臟」，「教書工作乃是大學教育的關鍵中心」。可是，能夠充當社會心臟的是獨立的而非聽命的大學教育，能夠支撐大學教育在社會中心臟地位的教學是符合知識探索和創新規律的教學——即，由大學傳統的學術自由來保障的而非處處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學。如果說，丟失了獨立而依附權勢的大學教育不配作社會的心臟，那麼，缺乏學術自由、受制於權力或其他外部壓力的教學不僅因喪失知識創新和傳播的能力而無力支撐大學教育在社會的心臟地位，而且會使教育淪為反教育。
學術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國卻命運多舛，曾長期遭受嚴厲打擊而銷聲匿跡，如今雖然少有人公開否定學術自由，可地位十分邊緣——其實，說邊緣不準確，真實情況是，學術自由仍被當成防範對象，受到排斥和變相否定。前不久北大黨委書記在答記者問時就宣稱「課堂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課堂」，「在課堂講授上是有禁區的……不能把探索過程中尚不成熟的東西拿到課堂中來」。這番話公開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師教學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學術自由之內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識和思想發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著通過教育不是要告訴學生該信什麼不該信什麼，而是幫助學生開發智慧，使學生獲得辨析能力、創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夠獨立看待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通過獨立的精神探索選擇和確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師們根據自己的研究進行教學，各抒己見，則可以為學生打開廣闊的思維空間，使學生時時面對多種觀念的並存和衝突。這對師生都很具挑戰性。然而，那位書記的講話表明他仍然把大學視為政治及意識形態陣地和工具。只不過，對大學的這種認知並非只屬於該書記的個人見解，這其實是以往長期拿大學當陣地和工具而相沿成習的政治功利主義治校方略，也是對當下真實教育政策的表達。
只要繼續把大學政治功利化，把規定學生信什麼不信什麼當目標而要大學繼續充當統一思想場所，就不會有真正的學術自由。實際上，學術自由在我國受到的鉗制無處不在。教育行政部門壟斷學位授予的審批權，掌控課程設置、根據意識形態偏好指定設置某些課程，插手大學的教材選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對學術自由構成根本性鉗制；而大學內部鼓勵告密，越來越多大學在教室安裝的電子眼把教學全程置於行政監控下，更收縮了思想、學術的空間。師生不能在自由對話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實、發展知識。這已經構成對我們民族智慧資源的嚴重摧殘。危害不僅在此，更在於，把政治功利主義灌注到大學教育中，讓大學承載與其批判性創造性發展知識的使命相悖的統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對獨立思想抱猜忌、敵視態度，注定要排斥能激發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價值的內容，拒斥對任何現成觀念和體系進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敗壞人的心志。對此，筆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烏托邦》一文中有過剖析：「政治功利主義直接關涉教學內容這個要害問題。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麼自私，也有著使人思想劃一的傾向和囿於一時之功利的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視界開闊、目光遠大、靈魂豐滿的東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創造性思維，排斥與此密切相聯的無私的好奇心，知識上的冒險意識和反獨斷的探索精神。如果這種需要本來就自私，那麼，狹隘就會成為一種必要，根據需要來掩蓋、歪曲、篡改歷史或社會真相也會成為一種必要」。可歎，這情形還在繼續。一系列旨在灌輸的課程，本質上帶有「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偏執，並且充滿空洞廢話。它們傳遞一種懶惰而愚蠢的思想慣性，這種慣性使許多人到了不講套話蠢話就不會開口說話的地步。尤其嚴重的是，一種建立在強迫性遺忘歷史、歪曲和偽造現實基礎上的觀念長期通過從初等到高等學校的講台系統地灌輸給學生。持續灌輸使學生裝了滿腦袋的偏見和極端思想，卻對人類共同的價值原則不是一無所知，就是抱先入為主之見。近年來，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關係上，充滿仇恨的極端主義情緒和狂熱表現在眾多大學生中成了無意識的條件反射，正是這種精神催眠加偏執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證明。
大學的系列灌輸性課程，除了強制灌輸早已對現實失去解釋力的學說，還有一大特點，即，對政治權勢人物的言論作微言大義的過度闡釋和延伸。這就在訓練氣質性的獨斷和盲從以及教學生習慣於言辭與現實的背離的同時，讓學生領略和練習如何投機、如何趨附權勢。人們對現在大學生中很常見的投機表現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評，但問題表現在學生身上，根子卻在塑造這種病態人格的教育和整個社會環境上。
缺乏學術自由，大學的教育無力提供合理的知識結構和符合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卻以偏見和謊言影響學生，導致對事物扭曲、變形的判斷和自身精神的沉淪。這樣的教育對廣大學生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欺騙。
對教師來說，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滲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領域，誠實的研究和教學處處受阻、舉步維艱。而相關部門濫用納稅人的錢，設立具強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偏袒性的課題，附著在這類課題上諸如職稱、金錢等一幹好處的誘惑與獨立、求真必得時時面對的不公甚至險境形成鮮明對照，使教師群體發生了可悲的蛻變。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謀構造偽現實的行列，源源不斷炮製出來的所謂學術論文，不過是政策的闡釋和宣傳，是在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上指鹿為馬，是對無由辯護、不可辯護的作辯護……；還有為數眾多的人充當精神竊賊，干抄襲剽竊的勾當。所有這些不僅與學術毫不相干，而且是對學術精神的徹底背棄。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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