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不可期待的「四．五」運動
【大紀元3月29日訊】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又快到了。在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上，清明節因1976年的「4．5」運動而賦予了更多的內涵，也因此經常寄託上國人許多盼望。同時每年清明也是中共當局神經高度緊張的時候，尤其近年以來，隨著對「6．4」屠殺強制遺忘的失效，隨著趙紫陽的含冤辭世，隨著民怨的日益加深，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中共當局統治的危急在與日俱增，統治合法性日益遭遇現實的質疑。所以中共當局將這個祭奠逝者的節日，視為對他們積怨難消的可能引爆點，這也寫照出中共連死人也畏懼的現實。這種恐懼顯然來源於對自身罪孽深重的認識與對歷史事件的記憶。當然類似「4．5」運動的爆發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我覺得中國今日顯然遠離了這種現實發生的基礎，並且事實上這種偶然性的群眾運動也是不健康社會的表像，雖然她有歷史的意義，但現代文明社會建構的希望絕不能寄託在這種偶然的、突發性的事件身上。如此，我故說：「4．5」運動不可期待！
首先，中國今天已經缺乏了發生「4．5」運動的社會基礎。「4．5」運動的發生起因於權力階層內鬥，引爆於周恩來的去世及清明節的到來，直接承擔這次運動的是北京廣大市民。如果沒有權力的內鬥是不可能有「4．5」運動的發生，因為根本不會有空隙。今天中共權力層的內鬥我們依然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但是那種表面化的可能幾乎不要指望。
曾經維繫中共統治的是路線，導致分化內鬥的也起因於路線，直接表現於權力的分配。但中共走到今天已經無所謂路線了，只有利益。在權力服務於利益的整體性犯罪情況下，罪惡成了維繫統治強有力的紐帶。在罪上，使權者人各有份，以至誰都難脫干係，這種同罪的現實捆綁起一切抗拒進步的力量。他們其中雖有利益紛爭，但共同的危機使他們達成對外的一致。這就是中共前黨魁到各處公然勸勉下屬的「我們是同一條船上的戰友，船翻對誰都沒好處」。在共罪上的統一是今日中國不得不痛苦面對的現實。這種現實決定中國目前沒有發生「4．5」的現實可能。
其次，社會矛盾存在發生「4．5」運動的可能，但缺乏轉化成現實的民眾條件。今天中國的社會積怨遠超過「4．5」運動時期，但是今天中國統治當局給民間的空間要遠比1976年更窄、更嚴酷。今日北京天安門事實已成了中國百姓的禁地。別說集會，就是到天安門走走，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被抓。同時中國百姓在這20幾年的物化誘導下，群體性利益的漠視、人情的冷漠及群體協作性遠不如文革後期了。一盤散沙式的民眾形態，也決定著發生「4．5」運動的民眾基礎很缺乏。
第三，「4．5」突發式群眾運動只能作為極權統治權力內鬥的工具，很難給社會向良性轉型貢獻實質性的建樹。「4．5」運動的實際結果是統治集團內部一批經濟改革人物上臺，把中國一步步引入完全畸形的獲取物質利益的逐利場上，但根本性的民眾的權利、做人的本質卻在權力刻意誘騙下日益淪陷。當人一步步走向動物性滿足時，滿足的意義還在哪裡？所以「4．5」運動為中國統治權謀提供了變數，但沒有為中國社會向文明世界轉化提供幫助。這種大型民眾運動沒有給社會帶來良性轉機，根源是這個運動起來是偶然的，沒有深層的醞釀，沒有長遠的訴求，更遺憾的是沒有之後的延續與深化。雖然「4．5」之後有短暫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但很快被極權所碾碎、斬斷。這種突發性的群眾運動，今天如果再起來可能仍難逃「4．5」運動的命運。
第四，社會變革不可指望於突發性事件。突發性事件無疑會給社會提供一些變數，但是社會的深層變革決定於變革理念植根於社會的程度與民間社會自覺結成力量的程度。變革意識在社會的植根與民間力量的結成，是推進一個社會持久而平穩轉型的前提。今天中國普通大眾的權利意識有多強，為爭取、維護自身權利的協同力有多大，中國今日的變革就能走多遠。說到底一個社會的變革基礎在啟蒙與結盟上，沒有啟蒙與結盟的預備，社會變革就舉宰于統治者手中，變革走入歧途、步入畸形就在所難免。
今天清明節將至，我們在追悼那些為中國民主事業而獻身的先烈們時，反思中國「4．5」運動與社會變革，為我們今後更好促進中國民主進程提供一些參考顯然是必要的。
（2006-03-28於北京）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