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納粹，文革與民主
【大紀元4月26日訊】民主文化的產生，是隨著其被利用，被歪曲和被校正而發展而存在的（有時被暫時取代，取消），也就是說，民主文化，是一個更加廣泛的文化背景下的產物。這個因果關係，很像因果的兩極，有時候，是互為決定，不分時序的。
古希臘產生民主文化的基因何在？按照卡爾.波普的說法，其實，民主的產生，是源於其文化發展自然的結果；反之，民主文化，又導致其廣義文化的民主特質和民主風範。他說，公元五百年前的希臘圖書市場的建立，使得荷馬史詩得以普及；而書市，導致希臘人智性發展，勤于思索，辯論，所有這些，是醞釀民主的有效土壤。
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由柏拉圖提出來的「誰該統治」的問題，卻沒有找到希臘化或者世界化的解決方式。從那時起，西方政治文化產生的分歧，遂發展到認識論和本體論的世紀辯論。在亞歷世多德方面，可以說，他主張多數統治，排除精英分子－－一則，是因為他認為人傑就地不靈，他要驅逐那些冒尖者，國人說法是，槍打出頭鳥；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政治上沒有導師可言，該以人民為主。這個思維，很快就成為西方哲學史上著名的自由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也就是哈耶克和卡爾。波普一類哲學家所反對的，柏拉圖式絕對主義思維方式。人－－是不是可以被認識，這個簡單的問題，推演出柏拉圖「誰該統治」的問題，並得出人對於自身認識的不可知論結論－－這個結論剛好和極權主義認識論絕對相反－－不可能想像毛，或者其他獨裁者會持有此不可知論。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裡，哈耶克為此專門開闢一章論及於此。他的觀點是：
－－社會學家和科學家的區分在於，科學家可以掌握「已知」，而社會學家不掌握這個已知，而只是掌握「未知」；「諸多烏托邦式的建構方案之所以毫無價值，乃是因為它們都出自於那些預設了我們擁有完全知識的理論家之手。」
－－「那種認為人已然擁有了一種構設文明的心智能力，從而應當按其設計創造文明的整個觀念，基本上是一種謬誤。」現在，應該為未來留下修正的空間。
－－「知識，只會作為個人的知識而存在。所謂整個社會的知識，只是一種比喻而已。」
－－「陶醉於知識增長的人，往往成為自由的敵人。」
－－「百萬人中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對大多數人的助益，可能要超過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
哈氏所言，這些不可知論的自由深意，是值得我們重新溫習和估價的。因為自由的來源，與其說是知識，不如說是無知和知識的潛在性質。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身以外的，一個所謂未知系統，反之，一切都是無人性的，可以預料和掌控的，甚至，就是消滅他人和他人的知識與秘密，尊嚴與存在。
文革，既是知識的消滅，也是個人，個性和自由的消滅。因為，一個人，「他」，可以解釋一切，一切的判斷和知識只是他的真理和好惡。人與人的關係，簡化為對於他，是不是信任和擁戴，他的言論，成為知識的唯一來源，而一般性的知識，被看成是「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這個和哈耶克南轅北轍之偉大領袖的鼓噪下，國人一般性的自由和知識，兩兩滅亡，在所難免。其「反對自由主義」的小文章，展示了他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無知。這個無知，成為文革最大的「知識」。無知，也是知識，自由，就是不自由－－這個就是文革的「預設」架構和發展模式；就像一些學者諷刺黑格爾一樣，他的「矛盾」，就是「統一」（「合題」）；他的合理的現實，就是現實的不合理，和不現實的合理，等等。
在辯證法的胡言亂語之下，一般性的詞彙和概念，也成為一種戲謔而無任何正當性的遊戲之說。
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ABC訓示。
按照波普的介紹，絕對主義思想，在柏拉圖以後，遂變形為種種後「好人」統治時代（柏拉圖語），如後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統治，斯大林統治，希特勒的「我」（統治），乃至發展到毛式導師，絕對真理，頂峰論，不理解也執行……人的絕對工具化和非主體化進程到處展開，到了二十世紀德國和中國，遂蔚為大觀，不可一世。幸好，人類沒有允許這個進程無限期進行下去。羅斯福和邱吉爾們把這個逆轉的進程加以逆轉。
但是，逆轉，並不是純粹的。
幾千年來的政治文化演變，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人民和主子之間的關係問題，沒有解決。最好的民主，如何排解精英主義和精英分子的實際操縱，這個問題，反過來頂撞民主的一般操作程序，幾乎完全否定了民主－－其理由是，人民的實際缺席和附庸化，被專制主義者誇大為另一種絕對主義。這樣，人們只好強調民主相對而言的優勢（見邱吉爾民主是相對而言的優勢這個話）－－人類，只好在比較之中，尋找人民權利的正當性。而可悲的是，這個相對性，往往輕而易舉就被人類自身所顛覆。歷史上類似希特勒的「我」一類人，就以各種方式排擠這個脆弱的相對性，而欲呈現其絕對性－－包括絕對真理，絕對領袖，絕對意志。他們在取消自由，尤其是消極自由的絕對方面，屢試不爽－－如，今天的中國，他們的觀念是，民主的缺席，成為經濟發展的優勢和前提－－他們把絕對正確的政治性內涵，灌輸到經濟層面，於是，「誰該統治」這個問題，就變成了「誰在經濟上保持優勢誰就統治」－－須知，經濟發展，不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其存在前提，是人和人性－－經濟異化的結果，造就了人類的悲劇，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老問題，現在，被這些人丟棄了。經濟發展，於是成為一種類似文革人吃人的「政治經濟學」。
所有問題歸結到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學上，是不是有所謂絕對真理和絕對「好人」的問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剛好在此。當人們承認了，一般來說，是用武力和暴力達成的政治目的論，所解釋的真理問題的時候，一切道義和常識性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就告瓦解，悲劇，接踵而來。
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其強調所謂完美化和強健化美學觀點，或者說，是其政治學上，回歸叢林法則，優勝劣汰，種族優越的罪惡行徑。這個法則的原始起因，則來源於柏拉圖的「好人」哲學－－這個哲學，一度變成「超人」哲學。這個哲學的本性在於，他反對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和某種弱勢特徵，而這個多元和弱勢特徵，是人類本性，人類本身的基本構成部分，或者說，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法西斯主義以美為藉口，要消滅這個特徵。這個消滅的藉口，就是捍衛絕對的美和絕對的強大；而定義「不美」和弱勢者誰，則是一些自封的解釋者。固然，他們並無解釋者天然權威，也無人邀請其解釋，是他們自己賦予自己權利，來解釋一切的－－四十年代，這個戈陪爾主義肆虐一時，無以復加。
文革時期，西方的叢林法則，轉化為中國的納粹美學－－其間的異同是，德國崇尚的優越民族，轉化為共黨宣稱的弱勢群體，他們好像正在強勢化－－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他們獲得了「解放」－－而轉變為真正弱勢群體的，是黨的，此前此後的政敵，如地主，資本家，國民黨，三青團等等。於是，法西斯哲學，在德國，是一種以強壓弱的叢林哲學－－而在中國，則被顛倒之，成為所謂的，以弱勢群體為正確一方的階級鬥爭，階級混戰。人民，打倒另一部分人民，革命或者革命美學，吞噬中國人本身。
也就是說，文革，是以所謂的弱勢群體，作為革命和黨文化之美學的主體，製造出一系列工農兵下層榜樣，以打擊高層面的地富，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這個「超人」和德國不同，是猴子般的超人－－是人類下層之超人，其賤民特徵，出現在中國革命和文革舞台上，做他們的表演，而賤民的導師，則對賤民美學做出權威解釋，如，毛說，一窮二白，最美的圖畫，等等，並以此蠱惑來指導人民殺戮，人民文革。
從殺人儀式來看，東西方納粹的手法和風格如出一轍，都是建立一個虛妄的意識形態前提，一個偉大正確的原則和一個未來主義理想。其現實是，為了未來的理想，殺戮和滅絕是合理的，可以製造屠場。
列寧的殺戮，是要消滅一半俄羅斯人，保留一半人（見普列漢諾夫遺囑）；毛和列寧把消滅人類叫作「消滅一切害人蟲」。納粹，把猶太人叫做「蟑螂和害鼠」。
這個叫法的本質是，在消滅人類的時候，只要一部分人可以殺人，殺掉敵人，這個殺人美學就很正確，很感人。於是，納粹美學，成為一種在瓦格納氣勢恢宏的『女武神』伴奏之下的殺戮，他們甚至可以伴隨著莫扎特的音樂，殺人－－而毛的殺人，伴奏就顯得土氣了，他們釀造了無數鬼哭狼嚎的紅色經典，來伴奏文革的殺戮現場。在這個紅燈照耀之下，國人，成為非人，成為餘孽，成為罪人，可以被殺掉－－殺人者，是為了真理和美，為了捍衛一個人，為了另一部分人的解放，殺掉幾千萬人，成為一種景觀，一種時尚－－一種殺人時尚。這一切，是為了美，為了真理。
更有人推論道，這個殺戮本身是無目的的，是原始儀式的再現－－我們想起德國攝影家立芬斯塔爾的人類學/美學－－奴巴人的強勁肌肉及其儀式，沒落的法西斯肉感。
我們和一些朋友爭執何為納粹美學的時候，除去引用過蘇珊。桑塔格的言論（見『我看３６年柏林奧運會』），我們說過－－
「他們（納粹）的問題在於只知道美的強壯的一面，不知道美包含對弱者的關懷；愛情是理解缺點和缺陷，是大人道；不懂得同情，沒有惻隱之心，只有殺戮的無情；不懂得人類是一種可以容忍的惡，是在承認人性的多元性方面製造契約，而不是殺戮惡，自以為可以消滅惡，殺戮異己；不知道裸體的性感，不是紅旗招展和火炬騰空那種空洞和可怕，是隱私和內在的美，是貝多分所有慢板的內在憂鬱之美；希特勒不懂得傷感，是一台機器，他不懂得儀式是暫時的，生活中沒有強行霸道的儀式，貝多芬只是內心的儀式；不懂得自由意志，是消極自由的另一表現，而不是要取消自由才是美；讓所有的人整齊劃一，在表面上是美，其實是集權之美，之醜陋，筆挺的制服之下，奴才的服從和奴隸的盲從沒有任何美；黨衛軍沒有欣賞貝多芬的人性資格，希特勒盜竊人性美，盜竊貝多芬，最後被證明貝多芬不屬於他，而屬於人性。
「我們看到羅丹的老嫗；看到勃德來爾的巴黎妓女；看到馬勒的亡兒之歌；看到特累撒修女，看到古代的托缽僧；看到甘地的骨瘦如柴和悲天憫人；看到耶穌說，他對抹大拉說，你愛得多；看到舒柏特的梅毒和貝多芬的自慰；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戀；看到茶花女和辛德勒……所有這些納粹概念是不容納的－－和樣板戲高，大，全是一個道理。
只是毛不懂文化，尤其是交響樂，而希特勒，更加不懂得林黛玉和病態美。他連尼采說的，美就是病，也不懂。
我們看重瓦格納，但是，他的慢板，德雷斯坦和伊索而德，看來，納粹也是排斥至少是附庸風雅之。他們在戰爭和殺戮的時候，那種形式感蕩然無存。用推土機剷平屍骨，是什麼形式呢？
惠特曼說，「萬歲，一切遭受失敗的人」－－美國精神畢現－－納粹，只是懂得勝利，懂得霸佔和奪取。失敗的內涵，就是人性本身的內涵。
對於失敗者的打擊，如果徹底，就是要消滅希特勒這樣的下賤的維也納難民。希特勒沒有貴族血統，按照超級希特勒美學，應該殺死這個維也納賤民！
所有極權主義者領袖，其實都是賤民，很下賤，很卑污。
他們上來談音樂，藝術，詩歌，人類遭殃。
黨，無力反駁納粹，其教科書，沒有這個力量，以至於青年看到那個假形式就感動了。
其實，他們還在搞這個假形式。朝鮮的團體操是強姦人性，是金正日的儀式和慶典。」
……
當然，德國納粹思想，自有其有跡可尋的思想脈絡。雷蒙.阿隆等為此做過專門的分析和論證。他說——
——「記得在1933年我在柏林時，那裡的法國人最喜歡爭論的題目是，到底有沒有發生一場『革命』。」
納粹上台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好像有著內在的聯繫。這個聯繫的邏輯是，如果這個民主支持革命，這個民主就是革命的民主，反之，這個革命，就是不民主和反革命——不民主的革命，不人民化的革命，就是不革命，反民主。那麼，何以衡量這個革命，或者這個民主，是不是真貨色呢？「對於這樣一個問題，1933年時在柏林的法國人會如何來回答呢？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沒有出現街頭騷亂，乃是第三帝國的建立與1792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以及1917年在俄國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的根本差別。」——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納粹主義抨擊基督教的宗教傳統，抨擊貴族的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傳統，鼓吹「德意志信仰」，大眾動員和領袖原則，而後者確實具有一種革命意義。納粹主義並未表示要回到過去，它在與過去決裂方面表現出來的激烈程度堪與其他激進學說等量齊觀。」（『知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
阿隆的這段言談很有意思。其義剛好符合我們說的納粹，革命和民主三種涵義。其判斷標準是，革命的人民在民主選擇中，以民粹精華導致對於傳統的毀滅和製造新社會——毛式解讀就是，破舊立新，大亂大治，相信未來。而希特勒和毛，在好像全新的社會中，看到了他們願意看到的新人，衝鋒隊，紅衛兵；新城市——紅海洋，萬字旗，火炬遊行，百萬民眾高呼萬歲；新思想——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敵人，賤民（像遇羅克說的那樣——這兩個孤家寡人都反對賤民）……這個嶄新的場面，連屠殺的氣味都是馨香的，因為，一來，是少年人，小學生都是殺手，另一方面，猶太劣等民族被消滅，地富反壞右被消滅。人們進入狂歡節，愚人節和新的神聖節日。
這個論證和許多極權主義研究學者的成果集合一處，成為我們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雖然，我們要行補充的是，恰恰是馬克思本人，沒有對武器的批判做出有效的示範－－因為，正好是他本人，對於和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置若罔聞，不假思索，堅守其暴力論批判，遂使得「武器的批判」成為一派空話。我們現在批判文革的武器，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黨文化；雖然，黨文化，有其一套專門的解釋和限制。我們的武器的批判，首先是對於馬克思批判武器的批判－－這個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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