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文：他的改革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大紀元5月26日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趙紫陽同志的領導下從事改革開放工作，那一段時間，是中國改革高歌猛進的年代，是全民齊心擁護改革的年代，也是為中國改革打下重要基礎的年代。紫陽為中國改革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是我親眼目睹的。他為改革開放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經濟有現在這樣的局面，紫陽同志的功績是不可忽視的。他對改革開放初期的貢獻是歷史的真實，否認不了。
他強調改革要給老百姓以實惠
我過去不認識他，只知道他這個人。在省委第一書記中，他年輕，思想開明。打倒四人幫後，紫陽到四川工作，他跑了很多縣，尋找群眾的創造。如他在四川提出的「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即種三茬作物的產量不如種兩茬的產量），就是總結群眾的經驗。四川的聯產承包學了安徽，也總結了四川群眾的經驗，有四川的特點。工業改革他在四川帶了頭。他搞了六個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通過媒體報道，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作法在今天看起來可能沒有什麼，但在當時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阻力很大，沒有一點魄力是做不出來的。
一九八○年四月，他到中央工作以後，始終強調用改革統帥一切，堅持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我們是在一九八二年國家體改委成立後認識的。當時，紫陽作為國務院總理兼體改委主任，我任體改委黨組書記，主持工作。我和他都是搞計劃經濟出身的人，他很有自知之明，強調在改革中學習改革，認真聽取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他特別強調，改革要給老百姓實惠。他強調改革措施必須經過試驗，在試驗中修正改革方案的錯誤。
企業改革曾經探索了很多路子。擴大企業自主權、利潤分成、利改稅、承包制，等等。雖然這些探索不都是成功的，但總的指導思想是給企業鬆綁，擴大企業自主權，突破計劃經濟體制對企業的束縛。為了這些探索，他尊重群眾的創造，翻來覆去地找各方面的人聽取意見，希望能找到多數人受益的辦法。紫陽不是按哪一個經濟學家的意見做（雖然他十分尊重經濟學家的意見），也不是照搬外國的辦法（雖然他也很願意向外國學習），他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的。
他對改革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贊成搞特區並力舉給廣東和福建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以後又開會，決定沿海十九個城市搞開發區，吸收外資搞「兩頭在外」。在科技改革方面，北京中關村的科技試驗區也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搞起來的。
八十年代農村改革使農民受益，企業改革也是多數職工受益。放鬆對企業的捆綁，讓企業自己發展，效果也是很明顯的。企業自己配置資源比靠國家配置資源效益要好。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八十年代也是上海、廣東開始的。特別是農村鄉鎮企業的崛起，使我國能在較短的時期，初步解決了廣大農村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以後經濟走上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闖出了路子。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也是全世界公認的。
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紫陽不照搬外國，但很注意吸收外國的成功經驗。一九八五年黨代會，提出了國家不直接調控，而是通過經濟手段間接調節。間接調節的思想最早是「巴山輪」會上外國人提出的。「巴山輪」會議是中國體改研究會、中國社科院和世界銀行共同舉辦的，當時邀請了很多外國專家。紫陽很注意這個會上外國人提出的「間接調控」思想，以後發展到「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最早是廖季立提出來的，趙紫陽很重視。在八十年代，由於紫陽吸收了多方面意見，逐漸形成了發揮市場作用、企業自負盈虧，國家間接調控的指導思想，為以後的改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紫陽多次對計委和財政部的領導同志說：「改革就是要改計委。」「改革就是要改財政部。」他話說得很尖銳，當時這兩個部門的領導同志一時還想不通。紫陽對當時計委的負責人宋平不很熟悉，他對我說：「你和宋平是老熟人，以後應多溝通。」我和宋平、呂東私人關係很好，可以隨便談。實際上，計委也贊成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意見。
那時是短缺經濟，企業生產的東西不怕賣不出去，同時鄉鎮企業還不強，還不能和國有企業競爭。對國有企業一鬆綁，生產上去了，企業也就上去了。企業上去了，職工的收入也就提高了。由於八十年代的改革效果不錯，所以陳雲同志也不反對。一九八六年陳雲在杭州找我，當時正搞橫向聯合，這是紫陽搞的。陳雲問我，橫向聯合是什麼意思？我解釋說，不是像過去那樣由計委垂直指揮，而是企業間的經濟聯繫。他也同意了。他說，我同意你們探索改革，我是主張先生活後基建，怕你們把基建攤子搞得太大。這一點，紫陽也是這麼看的。
在八十年代，我和紫陽的關係很好，但只是工作關係，沒有私人交往。自高崗事件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工作關係不能變成私人關係，不吹捧個人。在李富春、薄一波領導下如此，在紫陽領導下也是如此。那時紫陽對我很放手，一般事務他不干涉，我和黨組提的人事任免他都同意。我當黨組書記不稱職，由於長期在國家計委工作，計劃經濟思想影響很深。廖季立是我的老師，我相信他，聽他的。我沒有什麼創見。紫陽也是實際工作者，但他很能接受新事物。紫陽曾批評過我，說：「你和馬洪要注意一點，要多吸收年輕人的意見。杜潤生在這一點上做得不錯。」紫陽曾多次說過要注重提拔青年人。陳一咨是我同意用的，不是紫陽用的。陳一咨對農村改革有貢獻，我才讓他當體改研究所所長。
單獨參加廖季立遺體告別
廖季立思想開闊。我和他在文革前都在計委工作。在大躍進時期，我是一個實際工作者，犯過求成過急的錯誤，也做過檢討。而季立的看法比較正確，同時他是一個經濟學家。他是在體改委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薛暮橋、楊啟先一起在張勁夫領導的國務院體改辦工作。當時，勁夫、暮橋、季立、啟先同志都是較早主張商品經濟的。季立到體改委是黨組成員，主管總體改革規劃工作，啟先是規劃局局長，可以說，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他們多次和計委的同志一起探討改革的總體規劃，啟先還參加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工作。紫陽對他們的意見也很重視。季立逝世，趙紫陽參加了遺體告別，那時中央是允許的。不過，是在別人告別之後，允許紫陽一個人單獨向季立告別。
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有那麼好的局面，紫陽功不可沒。他並不是有什麼大本事，也不是先有一個什麼理想，而是能聽取不同的意見，吸收更多人的智慧。他很尊重群眾的創新精神。紫陽那時能大刀闊斧地施行改革，與當時的大氣候有關。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社會環境比較寬鬆。政治上有胡耀邦大力支持，他和胡耀邦配合得很好。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鄧小平的態度。小平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六年兩次講政治體制改革，強調權力不能過於集中，說像文革這樣的事在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講制度比人強。小平是戰略家，經濟上的具體事他是不管的。在八十年代，有了鄧小平的開明態度，紫陽說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想批的人也批不了。
不怕風險，也有政治智慧
中國是一個實行了多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計劃經濟的思想無所不在。持計劃經濟思想的同志有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理論根據。這些理論當時還是很有殺傷力的。在這樣的環境中，要突破計劃經濟的舊局面，不僅要承擔政治風險，還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紫陽不怕風險，也有政治智慧。
一九八一年四月，有人按照對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當時，把對商品經濟的態度，看成一種政治態度，作為政治排隊的依據。
一九八二年五月初，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國務院經濟中心聯合召開了一個大型討論會，討論經濟改革的理論問題。會上佔主導地位的意見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不能說存在著商品經濟。在此期間，報紙上發表了不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批評文章。這些挨批的觀點是當時一些積極支持改革的人提出來的。
計劃經濟思想也反映在黨的指導文件中。一九八三年，黨報還對「減少指令性計劃，增加指導性計劃」的看法開展了有組織的批判。強調「指令性計劃是計劃經濟的標誌」。還把「商品經濟論」，「指導性計劃論」當作「精神污染」來清除。這一年，思想界比較緊張。
然而，事隔一年，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三中會通過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承認我國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結論和前一兩年的主流看法的跨度如此之大，令人震驚。在這個大跨越中，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奧秘。這個奧秘就是紫陽同志在幕後做的工作。
用傳統思想包裝新思想
紫陽首先想辦法說服黨內的老同志。為了說服老同志，他讓馬洪搞了一個報告：《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再思考》，這個報告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卻不露鋒芒。新的思想用傳統思想包裝。紫陽將這個報告送給一些老同志。這篇文章是一塊「問路石」，老同志們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在這個基礎上，紫陽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組織起草小組在中南海討論了兩次。第二次會除了起草小組成員以外，還請來了鄧力群。紫陽問大家：「理論上有沒有問題？」楊啟先回答說：「理論上能站得住。」紫陽又問：「和憲法有沒有矛盾？」鄭必堅回答說：「沒有矛盾。憲法上沒有寫『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紫陽宣佈散會，人們都站起來準備退場了，紫陽又問鄧力群：「老鄧，你怎麼看？」鄧力群回答說：「我一九七九年就贊成商品經濟。」
條件已經成熟。九月九日，紫陽給耀邦、小平、先念、陳雲寫信，建議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概括為以下四層意思：
（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二）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三）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在當前和今後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應當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
（四）指導性計劃主要是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
九月十一日，小平表示同意。九月十二日，陳雲表示同意。小平還說這封信寫得很好，並提議在全黨範圍內傳達。「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封信的四點內容也全都寫進了這個決定之中。
今天看來，紫陽這封信有點保守，但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用傳統思想包裝新思想。有了這種包裝，「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這個曾經挨過批判的說法寫進了黨的決議。有了這種包裝，多年來被看作社會主義異端的「商品經濟」，寫進了黨的決議。這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其實，在紫陽心中，還有比這些更深刻的想法。有一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向趙紫陽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紫陽回答說：「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用商品經濟，是為了減少震動，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兩個說法，一個意思。」紫陽在另一個場合說：「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範疇和手段，包括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等，我們都應該學習。
始終關注政治體制改革
一九八六年，小平同志提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好。又說，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黨政分開，由人治走向法治；並指定由紫陽負責，組織了一個高層次的研究小組，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紫陽還是用經濟改革的那種辦法，多方面聽取意見，開了很多政治改革研討會。在社會上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氣氛。「黨政分開」是政治改革的前提，小平講到了這一點，紫陽把「黨政分開」寫進了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一點很有意義。當時紫陽還著手採取一些黨政分開的措施。因為一九八九政治風波，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六四」後，鄧小平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但後來鄧小平不講政治改革了，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反而黨政合一了。
「六四」以後，我見過紫陽四次。十五大前兩次，十五大後兩次。十五大以前比較容易見。因為十四大說對趙紫陽的審查到此為止。中央派人向他宣佈兩條，一是停止審查，二是結論還是李鵬的報告。紫陽提出兩條意見：一是要求中央做出正式結論：我哪裡分裂黨，哪裡支持動亂。二是我不接受黨章、憲法以外的限制。所以那時對紫陽的管制比較寬鬆。可以打高爾夫球，也可以到外地，也可以見朋友。不過，那時離、退休的見他容易，在職幹部見他難。十五大他提出要解決「六四」問題，使上面的人不放心，再見他就不容易見了。
「六四」以後的一次見面時，紫陽問我：我們這些人原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為什麼建國以後毛澤東又在實際上搞起了一黨專政？當然，提法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怎麼專政？還不是靠少數人？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上犯了錯誤，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說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說，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提出要整風，批判官僚主義，並號召各民主黨派幫助黨整風。但在運動過程中，毛主席坐不住了，就強調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接著是反右，反右傾，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和我們許多老同志也深受其害。改革開放以後，小平說這是制度問題，但他自己也強調，在思想領域裡要反對自由化。這又和憲法規定的公民有言論自由有一定的矛盾。這表明，任何偉大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
最後一次見面
二○○四年九月十日，我去見了紫陽。他當時病得很重，我想，好幾年沒見面了，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這次是他的車接我去的。進門時我出示了自己的離休證，看門的戰士就讓我進去了。
見面時我才知道他的肺已經纖維化，要靠二十四小時吸氧維持生命。吸氧管插在鼻子裡，一刻也不能拿下來。紫陽的父親死於肺纖維化，所以，紫陽很危險。他的夫人患有老年癡呆症，沒法照顧他，他身邊連一個專職護士也沒有，主要是靠公務員和家屬照顧。
儘管如此，紫陽的精神狀態非常好。鼻子裡插著管，還談笑風生。我們很放開地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兩人的談話的內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下面介紹的很多是我們兩人的共同看法。
關於對當前大勢的看法。經濟形勢不錯，但社會問題很多。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因為跛足改革。即只改經濟體制，不改政治體制。跛足改革產生兩個後果：一是腐敗，雖然年年反腐敗，但腐敗還是在發展；二是分配上不公平，貧富懸殊過大，出現了兩極分化。
中國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是聽任問題的發展，成為權貴的市場經濟；二是搞好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到底出現哪種後果，取決於是否搞政治體制改革。
如何啟動政治改革。不可能從平反「六四」啟動，因為「六四」平反阻力很大。現任領導人是不可能從「六四」啟動政改的。我們認為，在肯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克服毛、鄧的歷史局限性，進行制度創新。這樣就容易找到共同點。
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社會問題積累，最後可能出亂子。從二○○○年到二○○四年上半年，群體事件就有二十多萬起，年年增加。二○○二年四萬起，二○○四年是七萬多起。有人認為是群眾鬧事，實際上多數是人民自發的維權活動。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作為政府的公權，應當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不偏向某一集團，更不能用公權謀利。現在很多部門立法，為部門利益服務，這就把公權為某個利益集團所用。
總之，民主問題不解決，長治久安不了。搞不好的話，就會出現權貴市場經濟。要解決民主問題，就得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搞好市場經濟，也得靠這一條。我們兩人談話中最關心的就是這一個事兒。關鍵是民主，要讓人講話，不能搞輿論壟斷。毛主席也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什麼意見都要聽，錯誤的意見中也有正確的東西。不要分什麼左派、右派，都要讓他們講話。兼聽則明，能聽到不同意見有好處。
這是我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半年以後他就逝世了。通過這次見面，我發現他的思想比「六四」以前有新的發展。他跟上了時代。
在和紫陽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們曾談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最後落實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次是鄧小平南巡以後，最後落實到搞市場經濟。紫陽對我說：「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體制改革。」
總之，在紫陽和我的談話中，他很少談自己的個人問題。我的印象，他最關心的還是政治體制改革。他認為，只有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使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變革相適應。這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也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
（安志文是前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此文節選自將於二○○六年六月出版的《紫陽千古——趙紫陽紀念文集續編》）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５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