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俞梅蓀:為歷史留聲 為真理抗爭
【大紀元10月22日訊】編者按：爭鳴》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創刊，已經走過三十年，這個民辦刊物在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經濟資助下，歷經風霜，遭遇險阻卻未被摧折，成為在海內外擁有最多讀者的中文政論刊物，是華人世界普遍關注的新聞與文化現象。
由陳奎德先生主持的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專題節目，在《爭鳴》創刊三十週年之際，與居中國北京的法律人俞梅蓀先生討論海外媒體，特別是香港的中文媒體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功能等問題。
陳奎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只要是關心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人，似乎沒有不知《爭鳴》的，這是在香港出刊而被北京當局在大陸封鎖查禁，但卻仍有許多人通過各種渠道讀到並廣為傳播，深受大陸人喜愛的雜誌。《爭鳴》創刊三十年來，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經濟資助，維持至今，成為在海外擁有最多讀者的中文政治刊物，其影響力究竟有多大，何以如此成功，值得關注。現先請俞梅蓀談談感受。
與《爭鳴》的淵源
陳奎德：你如何接觸到《爭鳴》，你與《爭鳴》有哪些淵源？
俞梅蓀：在一九八O年，我的一位當海員的小學同學從香港托人把《爭鳴》捎來北京給我。當時大陸信息閉塞，看到這些深入揭示中國問題，痛陳時弊，所言極是的文章，很震撼，很激動，愛不釋手。
陳：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報刊，其報導重點都是本地本國的新聞和評論，香港的中文政論刊物則不同，它們的主要焦點卻是有邊防海關之隔的中國大陸，並非香港本地。由於大陸沒有新聞自由，港刊就為其打開了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一個窗口。聽說你的命運和《爭鳴》有關，講講你的故事。
俞：一九八四年我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專修科畢業，來到中南海從事立法工作達十年，前三年是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後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研究人員，後七年擔任顧明（國務院副秘書長，後為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的秘書。由於從事經濟立法工作，經常要參加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研討會，當時經濟界從上到下的思想非常活躍，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學者送我一篇《爭鳴》關於治理整頓經濟的評論文複印件，說是張勁夫國務委員推薦大家讀的。我仔細拜讀，此文切中時弊，非常深刻，比國內報刊說得好。我複印了許多份，送給領導和同事們，大家都說好。
陳：你能經常看《爭鳴》嗎？
俞：能，有時向資深的經濟學者和秘書同事借來看，有時到資料室看，還常到收發室裡去看由副總理、國務委員訂閱而新到的，我拿來連夜看完，次日早上送回去而不影響領導同志看，為此我常常住在辦公室。見到好文章我就複印下來，送給領導和同事們。據悉，趙紫陽總理訂閱《爭鳴》且很關注，「六四」以後，國務院領導繼續訂閱《爭鳴》，我也就一直能夠看到。
《爭鳴》為民鳴冤
陳：據說《爭鳴》使你的冤案大白於天下，講講這個故事。
俞：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即在，有個《十四大報告的徵求意見稿》，儘管是絕密文件，但此時已發給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徵求意見，《人民日報》、新華社等都有此件且都在報導各方面的討論情況。中共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專程來北京，要看這個報告，是為把握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宣傳口徑。他們說，如我不給看，就去我辦公室附近的朱鎔基副總理（原上海市委書記，剛來北京）辦公室找朱的秘書李偉去看。我推辭不下就給他們看了，是當著我的面看，只瞭解精神而嚴禁複印，結果不知他們採用什麼非常手段，把報告偷偷複印了，我完全不知道。隨後《文匯報》發表了三篇迎接十四大召開的社評文章，受到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朱副總理的表揚，撰稿人還獲了獎。十四大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宣傳部聯合發文指出：「鄧小平南巡以後，特別是十四大以後，新的改革開放開始了，要汲取『六四』輿論失控的教訓，中央機關要指導媒體，媒體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我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在中南海十年間，常有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不少中央媒體的高級記者，為報導立法情況來找我，支持他們宣傳法治是我的一項重要職責。後來，我又在文匯報的要求下，為指導其搞好政策與法治的宣傳報導而給其看了一些文件。
一九九四年一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找來，我把如何支持《文匯報》取得成效，作為好事來介紹，結果卻被送進看守所。由於《文匯報》的栽贓陷害，說是我同意他們複印文件等等；市安全局、檢察院、法院的辦案人員聯手，對我坑矇拐騙，弄虛作假，還製造新的偽證，枉法加害，我被罰以洩密罪，判了三年刑。根據《國家安全法》第四條規定的洩密罪，是指向境外機構、組織、個人提供國家秘密。我卻是在指導黨報搞好宣傳而取得成效，判我此罪，驢頭不對馬嘴。當時，江平（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王志強（法學家張友漁的秘書）冒著酷暑多方奔走取證，還出了車禍，他倆在一審、二審都為我作無罪辯護，但卻被法院判為：「辯護意見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缺乏事實根據」則指江平說瞎話，「缺乏法律根據」則指江平不懂法。江平先生竟為我受辱，氣得我七竅生煙，加上在看守所天天受體罰，常常被非難，生不如死，萬念俱灰，只想自殺，被同室難友王均（人民日報記者）日夜看住而未果。王均說，如果死在牢裡則冤沉大海，因此一定要活著出去。難怪古語曰，治獄之吏皆慾人死。
陳：當時你在哪個監獄？
俞：在北京市南郊大紅門南路47號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這是專門關押外國間諜的監獄，結果間諜卻沒有關進來一個，均為我等似是而非的涉嫌洩密之罪的人。牢房很高級，有中央空調，但夏天卻不開，到十月份入秋的半夜裡才打開，我常被凍醒而無法入睡。冬天外面下大雪，飄進屋裡積著小雪，劣質的被褥很薄，凍得難以入睡；夏季每天只給三杯開水，冬季兩杯；頓頓都是白水煮濫菜幫，長期沒有一丁點油水，還要吃發霉變質變味的窩頭和玉米粥（陳化糧），我經常餓得渴得發昏；有時要被戴上那種一動就會自動收緊，致使血管無法暢通的手銬，連吃飯、解手、睡覺都成了問題。在離開這裡時，我被安全局警察告知，不准把這裡的一切說出去，不然隨時把我抓回來（直至十年後的二00四年我才敢在被採訪時略說一點）。
十一月份，我被押到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這裡是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犯監獄，三千名囚徒的一半以上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執行。十二月份，在我被捕一年後才見到可以來探監的愛人。她說，海外有雜誌介紹我的情況，還表揚我為黨和政府做了許多好事。對此我很憤怒，我的冤案是黨內、是司法界的醜聞呀，怎能讓海外敵對勢力知道而炒作呢，這是要損害黨的形象，損害咱們司法界形象的呀！她還說，海外媒體索要我的相片，要繼續為我呼籲。我責令愛人拒絕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忍辱負重地以第二種忠誠來面壁冤獄。三年刑滿回家，我看到《爭鳴》雜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張偉國先生的《倡法治而羈法網》一文，說我倡導法治，卻被羈在法網裡了。
自投羅網，脫胎換骨
陳：你長期在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從事立法工作，做了不少貢獻，結果卻自投羅網了。
俞：自投羅網？哈哈哈！大水沖了龍王廟，倒也是吧。我作為立法工作者，司法人員都是我們的下屬，回想一九九三年元旦後上班的第一天，國家安全部余放副部長為使《國家安全法（草案）》能夠儘快出台而來求助，我安排顧明同志聽取其匯報並積極給予大力支持，該法草案在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也就是本屆人大最後一次常委會上得以通過，不然的話，換屆後，安全立法一拖又得幾年。沒想到，次年我竟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而被他們關進去了。在獄中，我對基層辦案人員十分謙讓和禮遇，他們卻統統執法違法，無所不用其極，還要打我，虐待我，生怕我不知其究竟是如何違法犯罪的。根據《刑法》第三九九條：「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故意顛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真正應該判刑的正是這一系列故意顛倒黑白的辦案人員，他們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職業犯罪份子。
有一回，三個獄警逼我蹲在地上，時間一長就蹲不住了，他們就踢我，被折騰完，我的雙腿劇痛，難以站起，扶著牆，一拐一拐艱難地回到牢房，此時想起小時候看的電影《鋼鐵戰士》裡的那位戰士被敵人嚴刑拷打後，就是這樣拐著回到牢房的，感到自己很英勇悲壯。我的腿拐了近一個月才好而留下了老寒腿的病根。《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國家安全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嚴格依法辦事，不得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得侵犯組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我在獄中堅貞不屈，拒不認罪，卻每每因此而受到加倍懲罰，難友們說我坐錯了牢，理應坐國民黨的牢。在獄中，我曾要求見其上級領導余放，被拒絕。出獄後我打電話找到余放，時隔多年，他仍感謝我對安全立法的支持，使我感動。聽說我從獄中出來，他說很忙而沒時間見面。我說：「安全部門的實際情況並不是你上次來中南海匯報的那樣啊。」他說：「你不瞭解情況。」我說：「什麼？不瞭解情況？我都在你們的地獄裡轉了一圈，還有什麼不瞭解的！」他卻不以為然，仍說我不瞭解情況，我憤怒地與他爭執起來，把其訓斥後，他才勉強同意見面，被我拒絕了。
刑滿回家發現，我十年來的全部日記和立法工作筆記本，以及不少文稿和信件，三年前被安全局警察從家中抄走，其中無一與本案有關，但卻至今不還，也不知應該向誰去索要。在辦公室的幾個書櫃的藏書和資料全部蕩然無存。我歷經安全局的逮捕、偵查、預審，檢察院的起訴、中級法院的審判、高級法院的上訴駁回、監獄的服刑等五個階段的整個司法過程，在每一個環節上，司法人員統統都把法律規定反其意而行之，把案子和冤情再加重一些，將錯就錯地鑄成此案。其實，只要有一個環節稍微依法辦案一些，就不會造成如此荒唐的結果。
我在監獄裡因努力勞動而被評為全監獄的勞改積極份子，監獄依法要為我減刑十個月至一年，但卻要以必須認罪為條件，按照法律規定，對判緩刑的必須認罪，對在服刑中表現好而減刑的不需要認罪，我依法拒絕認罪，結果不僅未被減刑還被多方懲罰。即便如此，我並不後悔為支持《文匯報》搞好政策和法治宣傳而使其取得成效。煉獄使我瞭解到社會和法律的另一面，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受益匪淺。深感法治是社會秩序的底線，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立法工作者尚且如此，更何況是黎民百姓啊！
陳：《爭鳴》的此文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俞：此文把我的案子說得非常清楚，還說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法治建設的開創時期是身居要職的「工作狂」，做了很多貢獻，其評價之高，使我誠惶誠恐。還把我和鮑彤相提並論，鮑彤先生是中南海最大的秘書，我卻是最小的秘書，尤其說我在參與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稿或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文件的起草過程中，積極引進現代民主法治的思想觀念，在輿論一邊倒地批評「秘書幫」弄權腐敗的同時，提請人們注意中南海裡還有一些恪盡職責，努力幫助國家領導人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而作出特殊貢獻的秘書們。面對這麼高的評價，我激動不已，其實我只是協助顧明同志致力於法治建設而做了一點本職工作，尚未完全達到這一評價的高度。我經常讀此文來自勉，一月三十一日是我被捕的日子，在每年的這個星期裡，我都要反覆讀此文，激勵自己要達到這個高度。出來後，好多人問我，你坐牢是怎麼回事呀，我乾脆把這篇文章複印給他們，就不用我再說什麼了，在逢年過節的秘書同事或同學聚會上，我就分送大家，每年要複印幾十份，十年下來複印了數百份。
良師益友，精神支柱
陳：你出來後，還有渠道看《爭鳴》嗎？
俞：有，時常有人送給我。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的上訴被駁回，到監獄服刑，十二月號《爭鳴》刊載此文。在我最孤獨寂寞的日子裡，只有上帝與我同在，只有《爭鳴》與我同在呀！此文已使冤案大白天下，即使我在牢裡自殺身亡，也死而無憾了啊！
陳：當時此文是你的精神支柱。
俞：直到現在也是啊！我的表哥從美國帶來《爭鳴》；上海的一位在日本商社的老同學從單位拿回《爭鳴》，這一期我就得到三本。
陳：這使我想起過去的類似經歷，當然不像你那樣坐牢了。
俞：二00七年要召開十七大，年初《爭鳴》記者戴雨山找我重談此案。我出獄後，國務院辦公廳機關黨委宋林芬副書記，是與我相處十年的老領導，她把我叫到中南海去談心，得知我案真相後深為痛惜，要我務必去找《文匯報》黨組織，要其說清楚。為此，我到上海求見文匯報張啟承（已榮升兼任上海市新聞學會會長，曾獲國務院表彰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上海市勞動模範）被拒絕，該報的一位退休職工捎來張啟承的話，說是此案是由北京法院判的，與他們無關，他們只接待北京法院來人調查而不接待我；我又要求每月給五百元生活費，也不被理睬。十分傲慢無禮，氣得我在獄中患上的心臟病頓時發作，癱倒在地下。其實，他們是法人團伙作案並作偽證，是主犯，我與他們之間連主犯與從犯的關係都不成立，依法理應重判他們。我找司法部門也拒之不理，無處喊冤，求告無門呀！後來，這位號稱上海新聞界的領軍人物張啟承退休了，我去上海找其後任石俊升仍未果，又去找其後任的後任吳振標也未果，他們都拒絕見面，拒絕接觸，完全不予理睬。多次千里奔波，卻大失所望，以致前程斷送，妻離子散，生存無著，四面楚歌，這要比坐牢更痛苦，哀莫大於心死，常有強烈的厭世之感，有時只想能持有足夠的炸彈去上海威海路755號該報社，與那高聳入雲的上海第三高樓──文新大廈同歸於盡。此時，《爭鳴》卻又來關心我，介紹我出獄至今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三無」境況。不少朋友看到報導，打來電話或來信慰問，使我感動。
陳：這又達到傳播信息擴大影響的作用。在一九八四年反精神污染的運動中，《爭鳴》報導我的一次演講。當時我在上海工作，一位關心我的朋友認為，這會被上級認為我向海外敵對勢力提供了什麼材料，會被記在我的檔案裡，對我很不利。他建議我發表一個聲明，說明我從來沒有向海外提供過什麼，境外刊載我的文章與我無關，不少學者就是這麼做的，從而保住其政治上的安全。他是好意，但我不能這樣做。儘管我沒有向《爭鳴》投稿，但其報導的內容卻是事實，當時國內的形勢非常微妙，海外報刊關注國內知識界的動向，成了重要窗口，這很好。
俞：是呀！《爭鳴》根本就不是什麼敵對勢力，而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案的真正法官，更是全國人民的朋友，是客觀公正的中立雜誌。
陳：對！因為報導的都是事實嘛，是對弱者的支持，對正義的呼喚。
聯繫人心，伸張正義
俞：我要講兩個故事。二○○五年一月趙紫陽逝世，我兩次去他家弔唁，被警察追捕而逃跑，二十六天後剛回到家中，中國貿促會法律部八十歲的曾俊偉先生與我久違十餘年卻找來慰問我。原來是我的悼念文章被《爭鳴》找到而及時刊出，他看到後為我著急，幾經輾轉找來鼓勵我，使我激動不已。
二00七年新年我去上海，到醫院探望《民主與法制》雜誌的創始人，年近九十的鄭心永先生，他剛剛做完高位截腿手術。我說，這麼多年沒來上海看您，也沒有聯繫，非常歉疚。他說不用，常在《爭鳴》上知道我的不少事情，說我是好樣的，大加讚賞，使我熱淚盈眶。兩個月後，他又看到《爭鳴》對我的重訪文，托其家人寄來一千元。
陳：可見《爭鳴》為代表的港刊，功不可沒啊。他們是真正在做國內的事情，起到聯繫人心，凝聚輿論，凝聚正氣，聲張正義的作用，使大家知道哪些事情在發展，哪些人在推動。所以，有這個雜誌和沒有這個雜誌是大不一樣。這就涉及到我們的國運和《爭鳴》等海外刊物的功能問題。你的幾個故事充分地，戲劇性地說明他們與大陸在精神上和輿論上的互動意義。
聲援民眾的維權鬥爭
俞：再講個事。大家都知道，廣東省在汕尾市開發區的海邊建電廠，非法圈地幾百公頃良田，圍海造堤而毀壞數百平方公里盛產魚蝦的黃金海灣「白沙湖」，嚴重侵害四個村莊近萬農民的生存權利。其中兩個村依法維權而行政訴訟民告官，結果統統敗訴；一個村以肢體去抗爭，阻止電廠去挖他們的山，結果卻在二00五年十二月六日，警察開槍打死三位村民，十三位村民被判刑。二00七年初以來，當地政府和警方對失地農民又不斷以血腥鎮壓，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的三月十一日那天上午，村民正在觀看電視現場直播吳邦國委員長作報告時，汕尾電廠的二百來個黑社會暴徒，拿著棍棒，包圍小村莊，見人就打，如同日本鬼子進村了。同時，他們開著大型挖土機、大卡車強行挖地施工。有個十歲的小孩懷裡揣著鑼，一位農婦拿著燒飯的鍋，從小路偷偷跑了出去，分別到周圍各村敲鑼敲鍋呼救，周邊三千多農民聞訊，拿著鋤頭、棍棒、切西瓜的刀趕來，把二百餘暴徒打得抱頭鼠竄，還把一個暴徒打死了。第三天，我趕到那裏，看到那些被農民焚燒的大型車輛的殘骸，似趕上對越自衛反擊戰或「六四平暴」，觸目驚心！當時，農民被打而報警，警察不來，暴徒被打，不少警車警察卻及時趕來制止，氣得農民們要揍警察、燒警車，被老人們極力摁住而制止。我在實地調查，拍了照片，寫成文稿，四月十六日，這些暴徒包圍另一個村，打人和施工，被周邊上千農民打垮，據說又有暴徒被打死。我趕寫成文。《爭鳴》的截稿日是出刊之前的十日，在我投稿時只剩三、五日了，《爭鳴》撤了其他稿件而搶發此文在五月號上。當地農民立即到香港買了《爭鳴》，隱藏而躲過海關的檢查，帶回村裡，將文章複印幾十份，張貼在各村，使廣大農民受到很大鼓舞；他們還張貼在鎮裡的街上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門口，使電廠的人和官方警方大為震驚，不敢輕舉妄動，竟然平靜了三個月，直到八月中旬才又打了起來。
陳：《爭鳴》等香港雜誌還起到了為百姓喊冤，張揚正氣，輿論監督的巨大作用，向天下人廣而揭示官商勾結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給予嚴正的輿論審判。這是海外雜誌都承擔的一個如此重大的使命。
俞：其實，我的這些文章都是按照胡溫倡導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憲治國」 的精神，按照政策和法律來為民伸冤的，理應刊在《人民日報》、《法制日報》等國內報刊，過去投稿給他們卻都石沉大海而延誤大事。無奈之下，想到《爭鳴》也是直通中南海的，就冒然投去，沒想到他們反應迅速，竭盡全力來支持，其新聞意識和責任感之強，讓我吃驚，這使我為求告無門的農民兄弟做了一點實事，盡了法律人的一點社會義務，甚感欣慰！
香港書刊流向大陸
陳：三十年來，《爭鳴》所代表的海外中文媒體與大陸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息息相關，一起來爭取國人的基本權利－－知情權的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以來，大陸逐步對香港開放，人們可以到香港旅遊，過境手續放寬而不太複雜了，很多來自大陸的遊客到香港除了觀光購物以外，還要採購《爭鳴》等報刊和書籍，帶回去廣泛散發給親友們，其輿論的傳播作用日益巨大。當然，大陸當局的新聞封鎖仍然很嚴，海關還在查禁，但是由於這麼多人的流量，就不可能都被查禁了。
俞：是的。二00七年二月，兩位老同志拉我陪其到香港旅遊，正趕上獨立中文筆會召開，我去旁聽，你（陳奎德）送我《劉賓雁紀念文集》，還得到《爭鳴》創始人溫輝先生八十誕辰而贈送的一套新書，我去《開放》和《明鏡》出版社，得到不少好書。在北京西客站入境時，同行的帶書者都沒事，海關警方偏偏檢查並要沒收我的一箱書，其中還有詩人餘光中送我的書，香港中文大學送的法律書。我依據當年參與制定的《海關法》，說明其職責是查禁走私物品，根本就不是查禁書刊的，這是嚴重違法的，拒不給他們。他們見我如此強硬，似乎逮著了公然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的要犯，五、六個警察圍上來厲聲喝斥並審訊我達三小時，通知其上級部門來人要把我帶走。他們被我依法訓斥得啞口無言而沒有抓我，要我把書刊全部留下即可。當時正趕上北京寒流，氣溫驟降，我從南方來而衣著單薄，凍得腹痛難忍，又不能去廁所，怕節外生枝地被警方疑為腹中藏有毒品，麻煩可就大了，只好留下書刊出來了。六月份，在普林斯頓大學遇到你，你又送我《劉賓雁紀念文集》，這回我在北京入關時，沒人檢查而帶回來了。
陳：大量的書刊流入大陸，為國人伸張正義和揭示真相起很大作用，香港與大陸的民間輿論和人文精神的互動，成了大陸的言論和民意的重要出氣口。
《爭鳴》的思想啟蒙作用
俞：而且還是思想的啟蒙，對知識份子的啟蒙，對農民維權的啟蒙。
陳：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在大陸官方上層，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報刊對內地輿論的影響和作用，就開始利用這個窗口來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一些高官和上層人士，把自己得到的一些無法在大陸發表的信息，通過港刊的出口轉內銷來影響大陸上層的政治生態或政治博弈，這也是港刊的一個特殊功能。一些港刊時常披露中共上層的政治鬥爭或政治生態權利平衡等信息，其消息來源顯然是中共上層。中共上層採取釋放一些消息給香港傳媒來對內地的政治生態產生微妙的影響。總的來說，我認為香港這些中文傳媒所起的獨特作用，是大陸傳媒所不可替代的，由於大陸的傳媒被官方限制的非常之死，非常之緊。香港就變成了輿論博弈的平台。我想，你在這方面的體會可能較多。
俞：是的。當年我在中南海裡看《爭鳴》，尤其是關注每年夏季該刊大篇幅地重點介紹中央北戴河會議情況。儘管有些報導可能不太準確，但其總體上符合事實。雖然我不參加北戴河會議，卻從《爭鳴》瞭解到我國最高當局的政治和改革開放的走向，很受啟發。由於分工不同，我的首長顧明也不參加北戴河會議，我常把這些報導送給他參閱，有時還會引發他向我聊起他過去參加北戴河會議的一些情況。中南海的不少秘書和研究人員對《爭鳴》報導的北戴河會議很關注，還互相傳看和交流看法。
揭開軍中反右黑幕
陳：請你講一下反右的事。
俞：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又是建軍八十週年大慶。建軍節前夕，一九五七年的海軍總部艦船修造部技術員沈力成中尉老人，向我聊起當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的經過，我趕寫成文投給《爭鳴》，離出刊只有三、五天了。《爭鳴》又撤掉了其他稿子，立即刊載在八月一日建軍節出刊的那期，還把沈力成夫婦的相片刊在封面右上方的顯要位置，從而打開這一塵封五十年的 「軍事禁區」。軍內的反右鬥爭使許多軍中的優秀骨幹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軍營，長期在農村勞動改造，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英年早逝，有的還自殺身亡。
陳：是啊！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反右的一個重要角落。
俞：此文刊出，影響很大。一時間，軍內反右成了大家的熱門話題。沈力成的家族和朋友幾十人，紛紛上網傳看《爭鳴》的封面和文章，他們均不瞭解沈力成的冤案真相。經人提供線索，我找到山西省祁縣某破產企業的退休職工七十七歲的張兆瑞（海軍航空兵司令部作戰處參謀右派份子），他說已經看到了此文，很興奮。他熱情地敘述自己和戰友們成為右派份子的真相，我為此撰文刊在下一期《爭鳴》。由於我常為右派老人撰文，有關部門不斷有人找我談話，說我被敵對勢力利用而危害社會，影響二00八年奧運會的部署，甚至還威脅我。九月十四日那天下午，政法委和街道辦的五人又來我家談話，勸我不要被香港的「敵對勢力利用」。十分嚴肅而情緒對立的談話，突然被四川省的一位縣官打來的長途電話打斷了。這位縣官說：「近來在《爭鳴》看到你關於農民維權和反右的文章，受到啟發，也致力與此，你為百姓做了好事，胡錦濤、溫家寶應該感謝你……。」他的熱情洋溢使我激動且不知如何是好。我無奈道，不抓我就不錯啦。談話人聽了我倆的對話，頓時增進了對我的理解，改變了原先的話題，對我十分友好。九月二十四日（中秋前日），黨的統戰部門給我送來月餅，送來久違的慰問和關懷，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了。一九七九年入黨的我，盼望黨應當是客觀公正，有能力正視和糾正以往一些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冤案，還歷史以真相，還人民以公道。
各家爭鳴的窗口
陳：《爭鳴》及一批海外中文期刊在大陸的影響確實很大。大陸官方經常說，中國要和國際社會接軌。我想，說到與國際接軌，香港就是一個重要的接軌點，尤其是在輿論上、基本價值體系上，香港和國際社會是緊緊相連的。大陸和國際接軌，香港是重要的中轉站。我注意到，左派人士的論著也拿到香港發表，如《鄧力群自述》2006年在香港出版。（鄧力群，原中宣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俞：是的，這也是左派的窗口，各家爭鳴，很好。
陳：是啊。香港的輿論市場把大陸各派的觀點通過這個窗口傳播出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政治互動的舞台。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這個平台將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值此《爭鳴》三十週年大慶之際，希望《爭鳴》再接再厲，進一步致力於完成其歷史使命，對中國大陸發揮更大的影響。
俞：對，希望《爭鳴》更多的介紹國內的維權動向、理論走向、改革開放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趨勢，對國內的社會進步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爭鳴》三十年，伴我二十七年，伴我走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如今伴我出成果，催我去戰鬥。
陳：是的！我們希望《爭鳴》進一步發揚光榮傳統，對中國大陸起更重要的作用，我們預祝它在未來更加成功。
(修訂於2007年10月7日)
原載 《新世紀新聞網》20071002(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