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逸明：忘不了的一個人
【大紀元11月23日訊】人的一生中，總有些令自己難忘的人和事，有一段經歷是我終生難忘的，雖然那段經歷很苦、很累，但他卻讓我體會到了底層百姓的艱辛和社會的另一面，同樣，也有這樣一個人，他雖然已經在一年前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感覺他似乎還依然活著，他便是我的小爺爺。
多數地方的人習慣稱自己的父親為“爹”，而稱自己父親的父親為“爺爺”。在我的家鄉則不同，在過去，一般人都稱自己的父親為“爺”，而稱自己父親的父親為“爹”。如今時過境遷，在對父親的稱呼上幾乎每個地方都改稱“爸爸”了，但對爺爺的稱呼，我們那裏依然稱“爹”。
曾祖父的弟兄很多，最小的一個弟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隻比我父親大九歲，因為輩分比我長倆輩，他在家排行又最小，所以我稱他為“細爹”。細爹的父親和我爺爺在毛澤東時期都被冤打成了地主，之後只能過著任人欺淩的非人生活。因為成分的不好，他年齡很大的時候都未能娶妻生子，後來經過好心人的撮合，他才和一個喪偶的婦女結為了夫妻，而且帶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雖然兩個孩子和他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但他依然視同己出，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把他們撫養成人。非常不幸的是，他們結婚沒有多長時間，兩個孩子的媽媽就帶著對他們永遠的牽掛撒手人寰了。
家庭條件和社會地位決定，細爹只能一個人形單影隻地度過後半生，並既當爸爸又當媽媽地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之前，細爹一直都在家裏種田，沒有多少收入，兩個孩子沒有讀多少書就輟學了，回家和細爹一起從事農業生產。沒有娘的孩子註定不會有其他人那樣幸福，尚未成年，他們就得忍受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艱難困苦。等到年齡稍大，他們就離開家去武漢打工了，雖然掙錢不多，但已經可以自食其力，細爹也算松了口氣。
改革開放雖然讓農民吃飽了飯，但隨著賦稅的逐年加重，很多農民即使把田地種得非常好，但還是不堪重負，細爹就是中國農民的一個縮影。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只有告別和自己相伴了好幾十年的鄉土，隻身去了武漢，他先後在各種各樣的工地上一幹就是十來年，最後，他又進了一個修馬路的市政建設公司做臨時工。
2000年新年過後，年輕人幾乎都出去打工去了，我呆在家裏雖然可以幫家裏分擔點農活，但到頭來也只能算為官府做義務了，出去打工即使很累，但還不至於入不敷出，於是，就跟著細爹一起背著被褥去了他之前就在裏面幹過的修路隊。武漢在中國的地理位雖然很重要，但那裏的工資卻低得出奇，我和細爹當時每個月的工資只有300元，而且每次領工資都只能領70%，剩餘的30%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們修路的地方位於《湖北日報》社和東湖附近，當時時值早春，雖然冰河已經解凍，但微風吹過，仍然能讓人感覺到絲絲寒意。我和細爹開始都被分配到攪拌機前上石子。每天天還不亮，我們就被監工的吆喝聲吵醒，準備拿起鐵鍬開始一天的工作了。監工對我們的要求是，用鐵鍬鏟石子不但要快，而且不能停，除非攪拌機要暫停運轉了。鏟那石子開始幾下倒覺得不在乎，當不停地和大人一起鏟時，才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僅僅是勞動強度大也許還可以忍受，但攪拌機運轉時那一陣一陣的灰塵卻讓人窒息。有時候因為要趕工，往往在睡夢中就被監工叫醒，在那昏黃的燈光下，有時候我們要幹到深夜。
在繁重的勞動過後，能夠在臨時搭建的簡陋工棚裏和工友們聊天也許是我們最大的快樂。我們所在的單位雖然是國營的，但那裏的絕大多數人卻都是來自於農村，同樣是因為官員的橫徵暴斂使得生活難以為繼才出去的。和我們一起做事的人中有一個來自恩施土家族的男孩子，他帶了一把短笛，每當聽到他那悠揚的笛聲，我都會覺得欣喜若狂，並忘卻了工作的辛勞。工地上的生活也許和牢房裏沒有多大的區別，我們當時除了早上吃兩個饅頭和喝一碗稀飯之外，中晚兩餐都是和蘿蔔、包菜打交道，菜裏面不但沒有油，而且連鹽的味道都很難明顯感覺到。每週一餐的肥肉炒萵苣或者肥肉炒蒜苗是我們認為最好的伙食。
後來，我被調去挖下水道的地方抽水，只能睡在那旁邊的小工棚裏了，雖然輕鬆了一些，但卻要每天不停地守著，只有幾個小時會有人去換我睡覺。有時候天上下起了雨，小工棚裏面也會滴滴答答漏起雨來。記得有一天大雨傾盆，我被驚醒了，被子都被淋了個透濕，因為夜裏有些冷，我便找到細爹，他就帶我到一輛車的駕駛室裏去睡。雖然和細爹不在一個工作崗位，但他仍然時常對我噓寒問暖，有時候他買了點好菜也不忘叫我一起去吃，更經常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因為之前工地上曾發生過好幾起事故。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因為有細爹這位長輩的關心和照顧，我感覺到了一種幸福，即使每天都拖著疲憊的身子入睡，但在睡夢中，我仍然可以看到一幕幕歡樂的場景。在那裏幹了兩個月之後的一天，有人告訴我說姐夫準備去北京做事，讓我回去和他一起動身。說實在話，在當時我還真有點捨不得，捨不得自己工作過的崗位，也是不得那些窮苦的工友，更捨不得我那年邁的細爹。離開那裏時，我從財務人員那裏領到了很少的工資，然後就拿著鐵鍬和被子踏上了回家的路。臨別的時候，我仍然禁不住回頭看看那曾經熟悉的工地。
一年以後，我坐上火車隻身南下去了遙遠的深圳，那邊激烈的人才競爭再次讓我感受到了社會的殘酷，因為有之前修路的那段經歷，我沒有被困難嚇倒，而是一如既往地堅守在那裏。去那邊幾年時間，我換過不少的工作，每一份工作所積攢的錢幾乎都在找到下一次工作的時候就花完了。在缺少親人和朋友關心的遠方，我更是時常回憶起修路的那段時光，懷念起曾經給予過我無微不至關懷的細爹。我常想，等到我回去的時候，一定要買幾瓶他老人家喜歡喝的酒去孝敬一下他。
2005年的五一前夕，我終於回去了一趟，遺憾的是，沒有碰到細爹，而以前的工程也已經早已竣工。2006年新年，我再次回到家，這一次總算見到了多年未見的他，可十分不幸的是，此時的細爹已經身患絕症，聽唐叔說是胃癌，每天只能喝點牛奶或者麥片充饑，其他東西根本無法下嚥，更不用說喝酒了。至今我還記得細爹當時那骨瘦如柴的樣子，不能買酒給他喝我覺得很愧疚，於是就給了100元錢讓唐叔他們買點他能吃的東西。我要走的時候，細爹仍然熱情地要留我在他家吃飯。
回家幾天之後我就準備重返深圳了，初四的一大早我就起床，背著沉重的行囊，我看到了細爹家裏那依舊燃著的燈，那盞燈的燈光似乎很亮，照耀著我前行的路。一個多月後，細爹去世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裏，雖然早就知道他已來日無多，但我還是一時忍不住讓眼淚滑落了下來。因為工作的原因，我無法千里迢迢地趕回家為細爹送葬，只能默默地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夠去到令很多人神往的天堂，不再受這人間的痛苦！
今年4月5日是清明節，我和父親一起到山上去祭祖，當看到一張新添的墳塋時，我問父親那是誰的，父親告訴我就是細爹的。我虔誠地走到細爹的墳前為他點燃了幾炷香，燒了一堆紙錢，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的每一個動作都覺得無比地沉重。細爹去世的時候才70多歲，真沒想到一向健朗的他會走得如此之快，我有時候甚至有點不相信這個現實。臧克家曾在一首詩中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細爹的離世讓我更加懂得了這詩的含義。
（2007年11月21日）(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