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近年來，因權益受到侵害而上訪的中國民眾越來越多。然而，國家信訪局日前公佈的數據卻顯示，中國的信訪總量繼2005年出現十二年來首次下降後，去年再次下降了15.5%.此外，集體上訪、「非正常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大規模警民衝突）的數量去年也同告下降，最高法院今年兩會的報告也顯示上訪人數下降。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特有風景，各式各樣的數據造假在中國官場早已是屢見不鮮。有中國官方媒體稱，「處理信訪工作是一些地方政府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標尺」，在這種考核標尺出台之後，勢必導致兩種結局，一是有關部門積極解決訪民的問題，二是地方官員不擇手段和不遺餘力地阻攔訪民越級上訪。中國官場腐敗程度之深可謂是婦孺皆知，民眾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背後往往隱含著官員的腐敗，而信訪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標誌著職能部門的失職以及官員的權力氾濫。為了保全自己的權力和既得利益，地方官員不可能真正解決訪民的問題，只可能選擇後者，用強壓的方式粉飾太平。因此，出現「信訪總量下降」的統計數據並不奇怪。
中國從古至今都稱不上法治社會，民眾在遭受冤屈後往往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於「包公」、「海瑞」式的清官，對於社會制度缺少認識，對於法治缺少意識和信心。如今的中國雖然各種法律法規不一而足，但這種傳統思維依然在很多民眾心目中根深蒂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吏治還算清明，自從1989年的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中國官場的腐敗便與時俱進，民眾上訪的事情也就越來越多。
為了規範行政機關的信訪工作，中國國務院於1995年制定了《信訪條例》，此後，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也都相繼出台了有關信訪工作的地方性法規。信訪只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的行政救濟手段，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為主要的形式。可在實踐中，民眾更多地相信信訪這一行政救濟手段並把其作為最後的希望所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有傳統思維的作用，各地司法腐敗導致公民得不到正常的司法救濟是主要原因。
此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一項調查報告表明，新《信訪條例》自2005年5月實施以來，儘管中央高度重視，但信訪形勢依然嚴峻。該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先生表示，在2008年奧運來臨之前，用什麼方法有效化解信訪高峰，對中央政府來說迫在眉睫。現年 45歲的於建嶸教授，因為積極關注中國社會底層民眾生存狀況而獲高層重視並廣受關注。兩年前，他因為建議「撤銷各部門的信訪機構，把信訪全部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而引發了有關信訪改革的激烈論爭。
信訪制度是專制社會的獨有產物，雖然中共當局始終將中國社會以「法治社會」相標榜，但信訪制度的存在恰恰是對中國社會「人治」性質的有力佐證。信訪制度既迎合了具有傳統思維的民眾，也給公信力極度缺失的中國各級政府貼上了「為民」的光環。中國的官方媒體雖然隔三差五地高呼中國經濟的繁榮和快速增長，但現實中的老百姓處境依然水深火熱。經濟發展的成果被官員佔盡，中國社會的貧富懸殊程度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官員的目無法紀和良知墮落使得官民矛盾不可調和。
經過中共半個多世紀的極權統治，在各種政治運動的洗禮中，中國民眾的反抗精神已經被消磨得蕩然無存。與中國歷史上各個封建王朝相比，如今的中國人可以說是空前的順民。面對貪官污吏的橫徵暴斂，一般民眾在可以繼續生存的情況下，仍然不原意以任何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使上訪，也是在忍無可忍或者走投無路之後作出的無奈選擇。在中國的首都北京，近年來已經形成了獨特的「上訪文化」，悄然出現的位於北京永定門地區的「上訪村」因為聚集著大批的訪民而得名。據中國社科院課題組提供的數字顯示，「上訪村」平時每天大約有兩千訪民，而在「兩會」或國家其它重大政治活動前後，人數會增至萬人。這僅僅是北京一地的情況，可想而知的是，散落在中國各地的實際訪民隊伍何其龐大。
社科院的調查還顯示，兩年來，地方派人到各級信訪接待場所攔截正常上訪群眾的「截訪」現象十分嚴重。各級信訪部門對信訪數量有統計和通報制度，這一制度被認為對地方官員造成巨大壓力。調查稱，一些地方黨政機關通過各種手段如「銷賬」等，在信訪記錄和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某省某地黨委下達正式文件稱，「銷賬是無奈之舉，是最後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一面是眾多訪民死心塌地赴京上訪，一面是基層信訪部門確保達到中央「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難事不出縣，矛盾不上交」的要求，多年來，雙方在各自理念的支配下勢不兩立、週而復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截訪」的目的，大肆地收容、遣送、關押、毒打上訪人員，有的訪民甚至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或者勞教。社科院課題組曾對560名進京上訪群眾進行問卷調查，竟然有71.05%的人認為，新《信訪條例》實施以來，某些地方政府對上訪人的打擊迫害依然嚴重，而這些信訪群眾進京上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對他們因上訪而遭受打擊迫害給個說法。
社會不公是引發民眾上訪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會出現社會不公的現象則是落後的社會制度以及腐敗官員共同作用的結果。江澤民時代曾主張「社會穩定壓倒一切」，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合法外衣下，地方官員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維護自己的形象，不遺餘力且不擇手段地打擊上訪民眾。看似親民的信訪制度實際上在這其中扮演著引蛇出洞的角色，讓地方官員很容易就找到了打擊的對象。新修訂的《信訪條例》自實施以來，雖然在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大環境下，要想通過這一制度來解決大多數訪民的問題無異於緣木求魚。
社科院於建嶸教授作為體制內知識分子，敢於面對中國社會的殘酷現實，並隻身虎穴，到「上訪村」進行實地調查，其良知和勇氣是難能可貴的。據媒體報導， 2007年2月26日，他在「上訪村」拍照時被警察帶走，因為衣著破爛，險些被截訪人員當作訪民送回他的老家湖南。於建嶸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期刊—— 《二十一世紀》2005年6月號上撰文（《信訪制度改革與憲政建設》）指出：「要改革目前的信訪體制，可以考慮撤銷各部門的信訪機構，把信訪全部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以加強系統性和協調性。」另外，他還指出：「最為重要的是，要切實保障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對少數地方黨政迫害信訪者的案件要堅決查處。」毫無疑問，於建嶸教授的行動和願望值得肯定，但是，在中國社會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前提下，中共高層即使對他的建言獻策表現出重視，但要想使得信訪制度達到預期的效果卻並非易事。從現在中國社會官民之間高度緊張的關係來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作掩護，所謂的信訪制度改革也絕對不可能成功，更談不上徹底。當中國的政治體制步入民主的那一天，信訪制度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如今，我們不應該對信訪制度改革有太高的期望，這項制度的存與廢對當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不會很大。當下，在社會監督機制尚未建立之前，要改革信訪制度，最為緊迫的也許是要以立法的形式加強對訪民和舉報人的保護，對地方官僚的惡行進行有力的打擊。北京奧運會的召開已經進入倒計時，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隨著奧運會的日益臨近，赴京的訪民將急劇增加，上訪民眾的怨怒時刻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對奧運會的召開構成致命影響。
2007年6月1日
————————–
原載《議報》第30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