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浙江文革中的一樁公案——保江華
【大紀元2月15日訊】談到中共主動組建假反對派隊伍的問題。我就想到中共建政以後，文革以前，中共在浙江主動組建反共救國軍浙南縱隊的事情，同時又想起與此相關的浙江文革的一樁公案——保江華的問題。這樁公案中的某些問題，目前可能只有很少人，甚至我們個別人知道了，因此有必要寫點回憶，留下史料。我曾經想寫自己文革經歷回憶錄，但是沒有時間，只好作罷。現在涉及這個問題，我想索性把兩件看起來不相關的事情，合在一起回憶。
文革初期，我們班和系的一些同學曾經寫了一些大字報推薦我。在浙大，我是唯一受到這樣推薦的人，在學校有一些影響。我是浙大紅暴會前身暴動總部負責人，浙大紅暴會（全名「浙江大學紅色暴動委員會」）的命名和成立，也是我在當時浙大行政大樓東南一樓走廊拐角的一個辦公室召集的會議上決定的。所以一開始，我是浙大紅暴主要負責人。而浙江紅暴，又是浙大紅暴在全省組織起來的。當時同學們和其他校友對我也比較信任。記得66年底，總務科有兩個幹部，曾經把我請去，給我談江青的醜事，談後大家心裏有數，保密。這在當時是很危險的事情，沒有必要的信任，他們是不會講的。後來浙大革委會成立後，浙大保衛處幾個幹部找我去，說他們不相信當時的校革委會主任南竹泉，他們相信我，因此特別向我彙報學校的敵情以及採取的監控措施。他們的彙報，讓我大吃一驚。原來中共控制如此之嚴，作為一個幼稚的學生，這之前我是無論如何想像不到的。
1967年2月11日晚間，我在行政大樓樓上紅暴會勤務組的辦公室主持工作。出外收集消息的同學們回來向我彙報浙江省聯總召開鬥江華大會的事情，我開始沒有在意。但不久，電機系、機械系同學黃永才和石耘（女）等人跑到辦公室來找我，說省聯總的鬥江華大會違背毛主席最高指示和周總理指示，我們必須把它沖掉。
當時他們稱的最高指示，是周恩來總理在66年年底，接見浙大學生時說的。參加接見的有浙大學生五人，包括黃永才、石耘、劉英、張志華，記得還有一個是鄭民牛，另外還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學生三人。接見中，總理說：他不相信浙江省省級機關幹部，但相信浙大學生，所以對浙大學生講些話，不對省級機關幹部講。請同學們不要把他的話公開。談話中，總理說，王芳（原浙江公安廳長，當時溫州地委書記）是壞人，曹祥仁（省委書記處書記）是壞人。但江華，主席再三要保。
為江華問題，當時參加接見的石耘還與總理發生爭吵，總理說：你這個女孩子，怎麼這樣講話？
至於所謂的王芳是壞人，我們及到幾年以後才知道，原來是浙江有關部門有人揭發，王芳三次到臺灣，並在浙南地區組織反攻救國軍浙南縱隊，給蔣介石送「德高望重」匾等等。
根據當時揭發出來的所謂江華的罪行和修正主義言論，以及我知道的有關江華的事情，使我對江華抱有很大的好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我曾經讀書的富陽縣場口中學附近環山公社，大躍進中很早就餓死人，結果江華將那個公社幾個負責人抓起來，判了刑。然後，江華巡視全省，到處鼓吹，寧要青菜豆腐的資本主義，不要餓肚子的共產黨主義。說共產主義是要讓老百姓吃飽。從富陽講到桐廬講到全省。結果，使浙江省成為全國餓死人最少的省，並且大部分地方沒有死人。他曾經在富陽樹立一個公社書記當典型，但當該書記騙奸杭州大學一個大學生，該學生寫信給擔任高等法院院長的江華夫人控告，結果，就將該書記判刑11年。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對江華有很好的印象。
但周總理的談話和這些指示，當時社會上還沒有人知道。在浙大，也只有他們參加接見的五個同學和我們極少數負責人知道。而當時省聯總的負責人員，大都是浙大派出，主要是我們紅暴派出的。光是我們四五十個人的炮打司令部突擊隊，就有兩個省聯總副總指揮，所以當時我們浙大紅暴是省聯總的主要控制力量。（文革中的情況，尤其我們浙大的情況很特別，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留在校內，派出去到省聯總等任職的，包括副總指揮，是群眾組織的一般成員，這些成員一般得聽從本校組織意見。）因此，我說，採用沖大會的方式不妥當。第一，這些指示只有我們少數人知道，別人不知道，我們採用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付聯總，不道德；第二，社會上的人們不知道這些指示，我們沖了大會，無法取得社會上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除非你們公佈總理談話，人們才會理解。但總理又囑咐你們不能將他的談話公開，這就很難辦。
但黃永才堅持要衝，說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當時林彪的這句話，非常厲害，只要有了「最高指示」，搬出這句話，別人幾乎無法反對。[注：黃永才文革後成為被浙江人稱為「浙江鄧小平」的省委李豐平書記的女婿。]
我仍不同意黃永才的意見，無法達成一致看法。我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太大。於是馬上請辦公室的人通知校廣播台，馬上廣播，發出通知，召開紅暴勤務組和各戰鬥隊負責人緊急會議。大家很快就到了。爭論非常激烈。最後達成折衷決議：不沖大會，但要發一個保江華聲明，並公佈周總理講話。
於是，我立即佈置工作，請一個造反隊起草聲明，然後鉛印五千份在杭州全市張貼。並請浙大廣播站明天一早廣播。因為該隊的王沛民同學是筆桿子，他們隊又控制了杭州印刷系統。接著，請參與接見的五個同學，再次核對筆記，搞一個對外公開的總理講話的正式文本。與聲明一起鉛印張貼。
安排好工作，我就對石耘說：「你跟我來！」到另外一個辦公室，撥通總機，給浙大總機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號碼，要他們接通。但北京總機不接，問我們從哪裡知道這個電話，我們回答是總理秘書留給我們的，才接通。接電話的是總理秘書，他說總理剛睡覺，他們幾個秘書輪流值班，有什麼事情告訴他，等總理醒來，他馬上向總理彙報。我把電話遞給石耘，請她彙報。總理秘書作了記錄，再次答應等總理一醒，馬上向他報告。結果，第二天一大早，總理就派專機到杭州，從批鬥會場把江華直接接到北京。
聲明起草好後。我做了少許修改，立即請他們拿到市內印刷廠付印。等處理好這些工作，已經是淩晨四、五點鐘。於是回宿舍睡覺。
第二天一早，浙大紅暴的保江華聲明廣播，著著實實使全校師生員工都吃了一大驚。
廣播並通知大家集隊，到杭州體育場鬥江大會去。我因為睡得很晚，沒有和大家一起走，等稍遲我趕到會場。會議剛開始，江華被押上臺。接著，主席臺左側發生騷動，浙大紅暴代表上臺宣讀聲明，被趕下臺。下面學生開始向主席臺衝擊。我一看苗頭不對，趕緊向主席臺左側走。但擔任會場警衛，原來都是浙大紅色造反聯絡站一起的組織，當時已經成為的紅暴對立面的數力系一些同學，手拉手擋住我，不讓我進去，我有點不高興，以命令口氣說：散開。他們只好訕訕地把手鬆開，讓我進去了。
到了主席臺左側，我問正在衝擊主席臺的同學：「怎麼回事？不是決定不沖的嗎？」但沒有人能回答。沖會場顯然是發言被趕，臨時起意的行為。我雖然對此很不高興，但當時情況緊急，我們浙大雖然有一萬多師生，但當時在場的浙大學生只有幾十個人，會場上卻有十萬人。而且我們也沒有把能夠表明我們身份的旗幟帶去，大家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如果進一步發生衝突，幾十個人在十萬人包圍攻擊下，非常危險。必須趕緊處理。於是，我趕緊對在我身旁的「全國炮打司令部突擊隊」的同學說，趕快把你們全炮的大旗去扛過來。那個同學立刻跑到幾十米外，去扛全炮的大旗了。
這個「全國炮打司令部突擊隊」，是我所在的「浙大炮打司令部突擊隊」，在社會上搞起來的組織，浙大炮打只有四五十人，全炮更少，只有二十來個人，但當時在社會上的名聲，比我們母組織浙大炮打的影響還大，因為他們一直在社會上活動，幾乎與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齊名。
全炮的旗幟一扛來，大家知道是全炮，浙大炮打等浙大學生，立刻瓦解了大會參加者和大會主席臺上警衛的士氣，主席臺警衛不再全力對抗，會場上的人們也開始散去。於是，浙大紅暴的人一擁而上，登上了主席臺，揮舞全炮大旗，大會半途而廢。但不料，主席臺很快坍塌。幸好台不高，無人受傷。
這就是震驚全省的所謂幾十個學生沖跨十萬人鬥江大會的事情。後來毛澤東視察杭州後，軍管會傳出來的消息，說毛澤東談話時說，想見這些沖大會的小將。不知道這是否為真。
212大會以後，周恩來沒有否認他保江華的意圖，但卻否認說過「江華，主席再三要保」的這句話。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社會上到處是「劉英、石耘捏造總理講話，捏造最高指示，罪該萬死」的標語。我又召集他們參與接見的五個浙大同學，再三核對，五個人一致非常肯定地說總理講過的。顯然，這裏表示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微妙的關係和矛盾。但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們五人認個歪曲總理講話的罪名作檢討。
1968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集第二次浙江會議，籌備成立省革委會。我們浙大一些同學去北京，石耘等一些同學參加接見，我幾次囑咐石耘向總理作檢查，著重檢查不該擅自公佈總理講話，因為我們公佈總理講話，違約在先，總理喜歡自我批評。果然，周恩來聽後很高興，當場表揚浙大學生顧全大局。浙江紅暴派一直是保總理，反林彪四人幫的，總理的這個表揚讓大家進一步體會到他與毛之間的某些微妙關係。
浙江代表回到杭州，總理還特意打電話給浙江省革委會，要省革委會在石耘、劉英兩個人中，安排一個進省革委會。因為歪曲總理講話罪名很大，安排一個進革委會，是一種保護措施。後來劉英成為革委會委員，石耘成為省紅代會常委。但即使這樣，後來石耘分配到南京，仍然因為歪曲總理講話，被工廠大批特批，被天天開批鬥會。她來求我幫助，我只好出面，找浙江省軍區調到江蘇省軍區的領導人，由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後來成為省軍區政委）和某獨立師政委出面，找到她們單位軍人領導軍代表談話，最後又調動她的工作單位，才得以解決。
我們後來之所以對周恩來長期抱有好感，就是因為他這種做法中仍然保留的人性一面，以及對公然與他爭吵的年輕人不以為忤的態度。
1968年的中央全會，毛澤東承認了他過去保江華，但說，江華不能再保了。許世友你過去保江華，現在還保嗎？許世友說，主席說不保，就不保了。後來得知，其原因，正是浙南反共救國縱隊的事情，牽連到了江華，是江華領導這個事情的。
原來，中共在浙南組建的這個反共救國縱隊，非常秘密。每天向臺灣發送真真假假的情報，臺灣方面非常高興。蔣介石七十大壽時，這個縱隊還專門做了《德高望重》的匾額，通過香港，送給蔣介石。他們派出的人員，在臺灣擔任了高官。而王芳，三次親自到臺灣，視察中共臺灣地下黨和地下勢力的工作。所有這些工作，都得到江華的批准。結果，這些統統成了江華和王芳的罪行。
1968年我們畢業分配時，數力系的一個同學神色黯然地來向我告別。他原來是逃到臺灣的國民黨高級軍官的兒子，而這時，他卻成為叛徒的兒子。除了泛泛安慰以外，我們無言以對。原來他的父親，是金華人，國民黨逃離大陸時，是軍統少將，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員，被派到臺灣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被臺灣派到香港做臺灣情報總站負責人，但實際上他是共產黨駐香港的情報負責人。所以，臺灣經過香港派到大陸的特工，中共都一清二楚。這個同學這種家庭出身，能上浙大，顯然是有關部門的特別安排。這個同學的祖父，解放初原是要槍斃的，結果被接走，被秘密安排到杭州居住。由於浙江文革揭露的王芳和江華等問題，為臺灣發現，認定浙江派到臺灣這些人是中共特務。由於這些特務的暴露，這個同學的父親被懷疑是出賣他們的叛徒，結果被從香港抓回來，關押到浙江省看守所。幾年以後，我才知道，他的父親恰恰與我另外一個電機系同學，關押到了一起。
台灣情報機構，被共產黨滲透之嚴重，臺灣人迄今仍然很不瞭解。原紐約三民主義大同盟的秘書長楊懷安，據胡安寧說前幾年已經到了上海擔任政協副主席。顯然這又是一個類似的地下力量。他曾經說，臺灣白色恐怖，清除共產黨，但實際上很多地方，是共產黨清除國民黨及無辜。我相信這種講法。
1972年，林彪垮臺後，浙江再次向周恩來彙報公安戰線是黑線統治，江華，王芳是壞人，這一次，周恩來勃然大怒，他的態度完全反了過來。他說，我已經告訴你們，公安戰線是紅線統治，王芳是個了不起的公安專家。如果你們仍然不信，我可以叫汪東興出來作證。顯然，反共救國軍浙南縱隊的事情，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共主動組建的假的敵方隊伍的例子。浙江當時報告了汪東興等人，但周和毛顯然不是很清楚。
這之後，江華和王芳很快獲得解放，後來分別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公安部部長。我同學的那個父親，也釋放平反，調往公安部工作。
主動組建反對派或者敵方隊伍，對於中共情報機構，某種程度上是常態。但一般老百姓，幼稚的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往往大驚小怪，不敢相信。這是由於他們非常缺乏相關知識。我們必須讓人們瞭解此種常識，以便有所防範。
2007-2-11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