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1）

開篇話

據說在偌走的古部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國創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棵原產亞熱帶地區的菩提樹。其中三棵分佈在一些公園裡，第四棵就在我們新華社通向佟麟 閣路南口的後門、也叫西門的小四合院裡。每到春夏之間，滿樹隱藏在橢圓形葉子下面球形花托內的點點小白花，向整個小院飄發出一陣陣沁人肺腑的馨香。人從樹下過往往就會把這種馨香攜帶到別處，從而使嗅覺敏銳的新華人立刻就套脫口而出「啊！你剛從後院來!」

經四十多年的變遷，人數擴大了十多倍的新華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雖然這棵樹皮乾裂而惹人喜愛的菩提樹，還被特別珍愛地移去了別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擁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台院，已經蕩然無存了。緊挨著這四合院裡邊的一座灰色建築物——被「老新華人」過去稱之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 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黃色的美觀漂亮的高達十八層的三岔宿舍樓，接著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樣高度的二岔宿舍樓。

不過滄桑可巨變，而歷史將永存。至少，對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來說，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們記憶中的印象，是永遠不會被淡忘的，至於1957年度其以後二十年的種種遭遇，就更不套被淡忘……

1（上） 赫魯曉夫衝擊波

1956年3月，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裡舉行。人們把一張張方形飯桌拼接成長條桌，較短的一條橫在一排賣飯的窗口前，作為主席台；三條長的擺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對著主席台。所有的長桌上，都鋪著潔白的檯布，上面擱著花瓶、煙灰缸和放置香煙的小碟，外加帶蓋的白瓷茶杯和熱水瓶。簡樸而清雅的佈局，配之以大家無拘無束的發言，整個會場的氣氛是融洽和諧的。

突然有一天，人們吃罷早點走進會場時，感到會場內的氣氛似乎變得嚴肅起來。國內新聞編輯部秘書兼做大會秘書的江濤，拿著一本小冊子向與會者晃了晃說：「蘇共二十大一結束，我們黨的代表團團長朱總司令就飛回北京了。他帶回了赫魯曉夫同志關於斯大林同志的『秘密報告』。（吳）冷西同志說，根據中央的指示，這『秘密報告』先向參加會議的同志傳達，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釋性的插話；同志們只能聽，不能記，也不能擅自向沒有參加會議的同志傳達，這作為一條紀律。

「好，現在開始念。」

江濤一手拿著小冊子，一手把架在鼻樑上的白邊近視鏡扶扶正，就用他略帶山西口音的腔調，一字一句地念了起來。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肅然靜聽，幾乎沒有人咳嗽，沒有人上廁所，沒有人交頭接耳；抽煙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輕而又輕，就怕影響自己和別的人有哪句話沒聽清。

然而這外表的鎮靜，平息不了人們內心的狂瀾。從每個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難看出，這個後來被全世界都稱做「秘密報告」的報告，不啻於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領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顆無聲無息的原子彈。它那無聲無形的強大衝擊波，猛烈地沖擊著每一個人的心靈，使得人人震驚、愕然、迷惘，伴之以輕輕的長歎。

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這樣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為什麼竟會有缺點和錯誤，而且嚴重到如此駭人聽聞的地步？同時，在全世界第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竟會讓這樣嚴重的錯誤發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糾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亂，最後竟亂紛紛地不能自我擺脫。

道理很簡單。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國俠義小說和帝俄時代民主主義文學的熏陶，同情苦難人，仇視暴虐者。這種思想情結，使我在日寇、漢奸、土匪、國民黨頑固派和共產黨的各種勢力犬齒交錯動亂不安的歲月中，未曾沾染過任何政治污點，剛滿16歲就偷偷離家參加了新四軍並很快入了黨，踏上了革命征途。這征途雖然充滿著艱難與犧牲，但其前景是那樣的光輝燦爛。而現在，在這光輝燦爛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時無法抑制心頭的悸動……

最後我自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此看來，斯大林並不像我們過去所宣傳和想像的那麼偉大。可是我們為什麼又要一直宣揚他是個十分仁慈、異常謙遜且集人類全部才智的最偉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導師呢？他顯然沒有保持住他應有的高貴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對他的信任與愛戴，為自己的沽名釣譽和樹立個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個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經極端崇拜過的革命導師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當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後舉世無雙的革命領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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