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由勞模變囚徒，九死一生上訪30年的河南三門峽殘疾訪民王秀梅，在上訪村邊緣的廢墟上搭建的窩棚今天上午突然被前來的城關和警察給挑了。她拄著枴杖，看著散落一地的家什，深感無助無奈。她告訴記者：「我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的程度，走投無路了。人現在怎麼都變成了畜生？沒一點兒人性！」
50多歲的王秀梅看上去像是七老八十的人一樣。歲月的風霜、命運的折磨、暴政的摧殘，使她過早衰老。30年上訪無數次被關押、拘留、勞教，落下一身的後遺症，錯位的脊椎、被打斷的肋骨、被打骨折的腿、幾乎失明的雙眼……
她告訴記者她的一段經歷。
文革期間的70年代初，她曾經是三門峽市電機廠的機修工，因表現出色，任勞任怨，被評為廠勞動模範。然而因她拒絕廠領導安派她去洛陽參與一次對走資派的武鬥（洛陽46事件），成為「低頭拉車不看路」的典型，「站錯排」「敵我不分」，在全廠受到連續不斷的圍攻和批判，因為不認錯，停職勞改。
她說：我從小出生在軍人家庭，父母管教我們很嚴格，但我們從不欺負別人，也從不打人罵人。武鬥打人，是不對，打誰都不對，何況打那些素未平生的老幹部，怎麼下的去手？！如果有人打你的父母，你幹嗎？有理才能走便天下。再說我是勞動模範，怎麼能幹傷天害理的事情呢？
她出獄後，一切都失去了。她仔細的想想所作所為並沒有違法，也沒有做錯，於是，決心把自己的冤情說出來，讓單位給平反，她還年輕總得有個工作為社會盡義務。
1976年5月，她開始上訪。她的要求就是給她平反抓兇手，定工傷，恢復工作，恢復公職，補發工資。這個要求在79年中央工作組到接濟站找到她，他們說：「勞模怎麼能成階級敵人？這裡是有問題。」
然後，她的案子被轉到中辦，得到鄧小平的批示。她提出的5點要求得到中央的肯定。於是她跟著中央工作組李震剛（音）組長下到河南後，就再沒有見到這個組長。她的問題遲遲沒得到合理解決。
在她後些年上訪北京時，信訪領導說，你的問題不是在79年就已經解決結案了嗎？怎麼還找啊？她感覺被欺騙了，非常憤怒。
「一個政府一個組織就這樣對待一個無辜的群眾，他們簡直就是草菅人命！這個時候，地方還有北京信訪處的人都說我是精神病人，再告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醫院去。如此恐嚇威脅，我越是要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
1980年，她在北京上訪時被收容，說她是精神病人，被送到東高地收容所，後轉到昌平收容站，幾個月後，她被送回河南。她去鄭州去洛陽見領導，寫申訴材料，都沒有回音。1982年的一天，她在家中，原工作單位領導突然造訪，說是來接她一起到洛陽給她解決問題。她高興的跟他們去了。
來到洛陽信訪科，根本不是什麼解決問題，工作人員強迫她寫「永不上訪保證書」，她堅持不寫，告之他們自己是被冤枉的，要給她平反。於是她就被他們用鐵鏈子鎖住押上車，送到洛陽孟津勞教所關押了三個多月。
勞教所把她單獨關押，因她不認錯、不寫保證，每天挨打，不給喝水、不讓吃飯，獄警有同情她的，就說寫了吧，寫了就出去了，在這裡受罪不值得。當時她身上有十一處處的傷，眼睛失明。監獄看她已經奄奄一息，就把她送到醫院搶救，醫生當時說，再晚送來幾分鐘，這個人就死了。
「犯人也是人啊。我也不是犯人，沒犯罪，可把我關在裡邊，我的生活全都因此而毀了。當時我才25歲。我也沒有想到在人生的開始，就經歷了這樣的磨難。而這些苦難不是我個人因素造成的，是社會強加給我的。」
在她上訪這三十年裡，她家的親人有好幾位因受到株連而遭迫害先後逝世。很多年了，她一直在北京，因為河南她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她只要一回去，就被他們抓起來，甚至還硬轟她回北京，這樣這些警察公安就有藉口到北京遊山玩水享樂。
「只要我被抓，不關在收容所還是勞教所或是派出所，這些機構都會通知河南駐京辦事處送錢來，因為抓了你們的人啦，這些辦事處就送錢接人。這裡的權錢交易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她說：現在北京著名的上訪村已經陸續被北京城管以「美化環境」為名多次掃蕩後成為一片瓦礫。我住在這裡很多年了，失去了這一棲身之地，無奈的訪民四處流落，無處安身。看到這樣情景我真的寒心！不管怎樣訪民心裡還都會記著這個跟他們生命息息相關的上訪村。
這些天聯合國安南一行到中國訪問。膽大的訪民結伙往北京聯合國難民總署前去歡迎，並要當面遞交一份公開信反映訪民沒人權的事實。她原本打算一起去，但她拄著拐，目標大，人家一看就知道她是上訪的。
「現在哪有法啊，我們這些冤民什麼時候才能出頭啊？找了三十年的包青天，吃了三十年的苦，我覺的越來越沒有希望啦。只有等老天爺報應啦！」
| 革命功臣在上訪（大紀元記者曉洋攝影） |
| 流浪訪民（大紀元記者曉洋攝影） |
| 北京南站街上的訪民詩（大紀元記者曉洋攝影） |
| 北京南站街上的訪民詩（大紀元記者曉洋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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