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為什麼過年越來越不像過年了？
【大紀元2月7日訊】「如今的過年越來越不像過年了」。每到過年前後，總可以聽到這樣的感嘆。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說了，很多人平時連對門鄰居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哪裡談得上串門拜年！曾有朋友搬新房後興沖沖揚言要在長沙過年，結果從除夕到新年，沒有任何人來造訪，也想不起一個合適的拜訪對象，小區裡更是冷冷清清，他頓時覺得興味索然，大年初一下午帶著全家老小灰溜溜地跑回農村老家去了。然而，鄉下的過年就趣味盎然、古風浩蕩了麼？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過年」之所以被中國人視為第一節日，恐怕更多在於那種虔誠的相互拜望，稱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禮節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齊，挨家挨戶去道賀請安，相互鞠躬作揖，口裡連稱「恭喜恭喜」、「恭賀新禧」。即便再遠的親朋，也必定要在元宵節之前趕來團聚。孩童追逐嬉戲，燃放鞭炮；大人把盞推杯，閒話桑麻；紅燭高照，對聯映輝；戶戶但聽婦孺笑，家家扶得醉人歸。連空氣中都洋溢著喜慶與祥和。這些就是記憶中讓人留戀的「年味兒」了。
如今，交通更方便了，即便遠隔千里，都可以在一天之內趕回；通訊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話。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卻似乎更遙遠了。「拜年」的方式要麼簡化為手機上一條群發的短信，要麼物化為具體金額的紅包。要想聽到一聲純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訴求、只表示人類友愛與祝福的「恭賀新禧」，已經越來越難得，越來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發短信的時候，也要對著電話本斟酌再三，看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費這一毛錢，將來有沒有可能找他辦事。至於「壓歲錢」、「掛掛錢」的接收與送出，更要經過一番利益親疏的公式演算，濃縮著生存智慧和現實謀略。也正因此，過年難免變成各行各業的公關總會演。
在這樣的「公關」中，「我家的閨女沒花戴」倒也罷了，還要硬著頭皮給「人家的閨女」送花戴。「壓歲錢」、「掛掛錢」這些原本代表長者愛意，曾經溫暖過多少孩童的記憶，在日益物質化的今天，也變成了某種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貪官的兒子揚言：「李小毛當班長有什麼神氣，張三妹考第一又怎麼樣？他們的老爸哪個沒給我送紅包啊，還生怕我不接他們的！」孩子小小的心靈裡，已經懂得紅包背後的人世滄桑，又哪裡會有「年味」的溫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親朋好友，沒說上三兩句話，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與平時比起來，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下麻將撲克的玩伴而已。我就曾經見過從天南海北趕回來「陪父母過年」的五兄妹，圍著兩張麻將桌打得天昏地暗，只可憐他們頭髮斑白的父母腳不點灰地張羅一日三餐，還要給他們準備消夜和照料小孩。
過年，其質樸的意義也許僅存於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見到父母的時刻，因為唯有過年才能給他們一次離開機器和工地靠近母愛和溫情的機會，讓他們從遙遠的電話那頭回到父母的膝下。儘管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忍受數百上千公里的輾轉、車站的擁擠與嘈雜、超載的危險與驚恐，還有高得離譜的黑價票和附加費。因此，每次看到專家和官員出來建議民工「春運分流」的時候，我總是不能平靜。因為在我看來，那些給交通增加壓力的「固執」民工，事實上正是在承載我們這個民族最為質樸的溫情表達，維繫著我們這個節日最後的「年味」。
記憶中「年味」濃郁的過年，正成為愈行愈遠的一道風景，像傳說一樣遙遠而古舊。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