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商人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故事(中)
三、中國：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簡言之，外國商人挾資來中國，有如拎著滿口袋的金錢來到拉斯維加斯賭博。但是否能夠賺錢，卻不取決於他們在本國練就的經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們到中國後的「悟性」──能否盡快悟出結交中國政府官員的門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將這類事務交給「公共關係公司」去打理。公共關係公司的職員人手一本《遊說者手冊》。作者總結說：
對在中國進行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真正法制和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根本沒有選擇忽略中國政府部門的餘地。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有龐大關係網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通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佣金。」
「其次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一點，是財務總監宣佈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為避免被問到一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為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質量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畫，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為自己留有迴旋餘地。第二道防線就是僱傭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後，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畫。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讓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忙不接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一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一個問題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良好的關係是不是意味著必然賺錢？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終於道出了外國商人的感受：「他們與令人厭惡的強盜般的中國搭檔共同經營齷齪的合資企業，他們需要解除合約後仍舊能夠繼續維持自身生存。他們在五至十年期間金錢損失得好比人體大出血，即使不斷調整自身的燒錢率也無濟於事，直到最後，公司總部不得不說，夠了。」
中國已經成了「不少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四、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
上一世紀的「冒險家的樂園」中，洋人們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國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但今非昔比，中國到底不是當年那種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經「俱往矣」，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既然能將臣民治得服服貼貼，還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國成就一番事業，除了見官恭敬有加，賄賂有術，還必須伴以「思想改造」，承認「資本主義的雜交理論」，即「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需要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個必備條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論自由」，並無條件論證今日中國必須要排斥掉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這些因素也能夠進步，成為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夠用英文寫上與《人民日報》步調一致的文章發表在西方報刊上，比如批判法輪功是邪教，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麼，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虧待這些「中國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為美國商人，一定要在中美衝突或者兩國外交利益發生衝突時，能夠論證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霸權主義的表現，至少也得溫和地指出從策略上來講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這樣更能夠為「中國人民的朋友」之形象加分，而成為中國政府的鐵悍朋友。
外國人對這點並非「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而屬於「困而知之」一類，暫且讓我們回到書的開頭。
書的第一章是作者對「炸館事件」後中國政府發動反美遊行的近距離觀察，因為今年中國政府執導的國家遊戲「反日遊行」與當年如出一轍，連手法都一點未變，包括一些小細節：警察讓一批人進去示威，投擲石塊後，再讓另一批人進去。今年反日遊行這一細節被《紐約時報》記者維妙維肖地寫出來，讓人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智慧與操控能力有足夠的瞭解。
(待續)
《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博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