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期盼民主與法制的呐喊(上)

本文作者梅國材：男、1943年生，曾任《貴州大學學報》主編，發表過近百萬字學術專著。改革後因遭人陷害入獄，至今四處申冤無門！該篇評論已刊登在台灣《貴州文獻》總號三十四期、博訊等海外網站……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中國文壇上的一顆新星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這就是貴州作家張宗銘及其經過三十多年精心打造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女人與土匪》（原名《女人土匪東洋狗》）、《遠山蒼茫》、《孤兒與革命家》（以下簡稱「三部系列長篇小說」）的問世。在這「三部系列長篇小說」中，作家以其聰敏的睿智，超人的膽識、獨特的審美角度，通過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來揭示二十年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問題，解剖這段歷史年代各個社會層面人物的內心世紀。從選材的角度來講；打破了中國文壇的許多禁區，從表現手法來講；打破中國文壇的許多禁律。從這兩個意義分析，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無疑起到了一個里程碑的作用。

張宗銘在發表《女人土匪東洋狗》之前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他默默在工人群體中筆耕不息險些被人遺忘。他用冷靜的態度在思考，在觀察、研究世界，他在積蓄力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張宗銘並不是追逐虛名的作家，更不是徒有虛名的作家，而是一名植根於生活底層、勤奮耕耘，最後以自己的實力和成果脫穎而出的作家。對此，我不得不引用評論家任海平先生，對《女人土匪東洋狗》中的評論。他說：「這樣的小說在今天出版，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處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化的後現代時代，似乎沒有了文學想像力和浪漫主義情懷……很少有作家能靜靜地坐下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聖的文學創作事業,人性的關愛甚至在國內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的嘲笑。這也使得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文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或者說，我們的當代作家究竟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當代中國的文學新作層出不窮，但其作家卻總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

任海平先生接著說：「張宗銘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向我們表明，他本人就是這樣一個為數極少的白日夢者，或者說是一個有著古典情懷的現代烏托邦的創造者，因為他尤其擅長編織各種烏托邦式的夢境，只有在那裏他才能寄託他對普通人的真誠關懷和對人類未來的純潔的希望。」

任海平先生對張宗銘及他的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作者在創作中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了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可以說，幾乎沒有哪位當代中國作家像張宗銘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並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他也許屬於新一代浪漫主義作家，他／她們以自己柔弱的聲音和強有力的文學力量來呼喚人間真誠的愛，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這部小說中。」

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儘管情節發展的線索清晰，但是由於時間的連接線長，空間的跨度大，社會背景廣闊，人物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要想準確地解讀它還有一定難度，例如：關於它的主題，評論界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見人見智只好由它去罷，這都是由於藝術鑒賞主體性的特徵造成的，西方的一句諺語說得好，「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藝術鑒賞主體的差異性，魯迅也曾經說過：同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圍秘事。」對張宗銘「三部系列長篇小說」的多種理解是正常的，正因如此，更顯現他的小說存在的價值和魅力。

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分別以張雲軒、鄢正甫、戴敏、亨利、方美英……幾個家庭的生活為線索，圍繞這些家庭引出眾多家庭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展現中國現代史上兩次權力再分配的重大歷史題材的純文學作品。作家沒有將著眼點放在硝煙彌漫、刀光劍影的場面，而是聚焦於劫後餘生的芸芸眾生的滄桑。描寫他們生活的艱辛，做人的尷尬和無奈，揭示他們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以及災難降臨時的忍辱負重的人格個性。俗語說得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我想，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是以生動的人物形象來揭示這句俗語的哲學內涵，對這句俗語進行詮釋的，他真正地做到了。

評論界有許多人評為：對中國現代史上兩次權利再分配的歷史，張宗銘為什麼不像一般作家熱衷於選擇那些萬馬奔騰、波瀾壯闊、震撼山嶽、席捲風雲的場面去描寫，而是另闢蹊徑，選取一個個小家庭特別是處於生活底層的小家庭來描寫呢？社會學家回答說：「因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透過這一細胞，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哲學家說：「一個國家是由千萬個家庭組成的，而每一個家庭又是由鮮活的個體組成的，如果抽掉這些鮮活的個體，那麼這個國家也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概念了。」如此種種，都各有各的道理。還是用作家自己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遙遠的星空》這個散文集中感慨地寫道：「而今，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一走就走了二十幾年，不是魯迅扯雞罵狗的舊中國時代了；也不是郭沫若、巴金這樣的作家生怕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時代了！是我這樣的作家，今天敢拿出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向世界推廣和傳播的時代了，更是中國作家，敢於向諾貝爾文學獎發起衝擊的時代了。」

「我的幾部長篇小說上上下下加起來竟寫了三十年的時間……我曾經對一個國際友人說，我一生有三大願望：一是能完成中國社會從開國（注：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到文革（注：指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這段歷史時期的幾部長篇小說，讓今天和以後的中國人明白我們的共和國曾經有過那麼一段令共產黨人，乃至貧苦人民都極其傷懷的歷史；二是在我有生之年，能讓我親耳聽到——哪怕是雲岩區（注：貴陽市的一個縣級區）區長的承諾、他的施政方針……讓他來吸引我，把我手中的這張本不可少的選票，填上他的名字；第三個願望呢，是我做夢都在想，得諾貝爾文學獎……」

再明白不過了，張宗銘的這一段獨白清楚地說明他的小說聚焦於社會芸芸眾生的原因，充分體現他關注生命、渴望自由、追求民主、期盼法制、謳歌和諧社會的理想和願望。如果說真有一把開啟張宗銘其人其作的鑰匙的話，那麼他對國際友人的這番談話就是這把鑰匙。

張宗銘既不是一個具有先賦人際關係的作家，也不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追趕時尚的追風作家；更不是聽命作倀的御用作家；而是一位有良知、具有獨立人格個性的作家。他用冷靜的目光審視世界，他用極大的熱情擁抱生活，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人格魅力。正因如此，當他的第一部作品《女人土匪東洋狗》發表以後，立即引起轟動效應，短短的一個多月，引來了數百篇評論，不管是褒還是貶，都說明了張宗銘是中國文壇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是人們關注的重要作家。

張宗銘學歷不高，但是他的學力卻引起社會的廣泛重視，他含辛茹苦的生活經歷使人潸然淚下，他勤勉的學習態度堪稱青年的楷模；他在逆境中忍辱負重、奮然崛起的毅力受到人們的欽佩；他將自己的情感全力傾注於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的行為，迎來了人們對他的尊敬和厚愛。他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是以悲劇形式奉獻給讀者的，我們可以從他小說的主人公的悲劇性的命運感悟出人生的許多哲理。

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在悲劇的美感中顯示出認識與情感相統一的理性力量。我在評論《女人土匪東洋狗》而寫的《人性的呼喚》一文中，也曾經這樣寫道：「我們批判過去，希望過去不要再來」。我想這大概也是張宗銘的寫作動機之一吧。@(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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