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領袖陳獨秀 從擁共到與之絕裂

「『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玩世不恭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在五歲時開始在祖父的管教下讀書，幼年的陳獨秀才智慧過人，卻不愛讀古書，雖在17歲時便考上秀才，然而卻稱科舉制度是統治階級「玩猴子」。

他在家人的眼中是個玩世不恭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時常把嚴厲的祖父氣得咬牙切齒，所以他的祖父斷言陳獨秀「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1901年，22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湖北留日學生監督姚煜不斷壓制其他學生，於是陳獨秀夥同2位同學強行剪去姚昱的辮子，因而被遣送回國。

這一剪，同時也開啟了他的革命生涯，陳獨秀回到家鄉後隨即創辦安徽愛國會。安徽愛國會遭到官府的鎮壓，於是他逃往上海，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然而不久後遭到查禁，之後又成立《安徽白話報》提倡白話文，宣傳民主與科學。其主要觀點為：「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家，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並獨立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在苦心經營下將其發行量提高至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然而又迫政治壓力而停刊。

1913年，陳獨秀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可惜功敗垂成，陳獨秀因而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宣揚無政府主義，造成與論之譁然！回國後，陳獨秀又創辦月刊青年雜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自任總編輯，並不斷發表攻擊儒教和傳統道德的文章。

五四運動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

「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的機關，對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熱情。」（出自《九評共產黨》）

1919年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由於各國列強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然而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在列強面前顯得軟弱使國人相當不滿，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群集天安門，打出「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等口號，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來華，拜會被北京大學解職的陳獨秀，邀其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6月他們立即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1921年9月陳獨秀主持第1次代表大會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爭執。1922年3月共產國際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奪取權力遭到陳獨秀的反對，他認為應該以民主的方式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而非如附體般潛伏於國民黨，隔年7月二大舉行，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要求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於是陳獨秀在此壓力下終於屈服。然而也開啟了陳獨秀與共產黨的決裂之途。

揚棄共產

1929年7月，中蘇為中東鐵路事件發生衝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聯」、等口號。陳獨秀致函黨中央，反對上述口號。11月15日中共黨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他承認中共的領導的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的責任但是事實上每一個錯誤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遭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罵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律師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

陳獨秀最後被判刑13年囚禁於南京，在獄中，他開始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學以及孔子、道家學說等，思想開始轉變，同時也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7年8月抗戰爆發，陳獨秀得以出獄，在不斷的潛心研究中華文化中他揚棄了共產主義，認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出獄後他說自己不再屬於任何黨派，他的思想獨立，也不代表任何人。

陳獨秀在抗戰期間發表支持抗戰的言論，支持全民動員和政府改革，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在國際問題上，他認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類的希望。這期間他寫了不少新書，在《我的根本意見》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提出許多觀點：

『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胡適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序言」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

陳獨秀的晚年貧病交迫，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生活一向保持低調，他拒絕胡適赴美的邀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病於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逝世，享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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