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訊】傅斯年是「五四」的產兒，他在北大求學時幸運地趕上了那個歷史的節骨眼，而且成了槓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創辦了《新潮》雜誌，1919年5 月4日那天他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站在大時代的浪頭上。1945年7月，當他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和他有過一席長談，並當面推許評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貢獻。他卻回答：「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臨行時毛澤東手書北宋詩人錢惟演的詩句相贈：「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乃至物理、化學、數學和地質學等各門學科，最後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教育等多個領域都有建樹。他首先是個史學家，從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間，他致力於史學研究，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主張以科學的方法治史，除了運用歷史比較方法，他還把語言學的觀點、自然科學知識與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學領域。
然後，他是教育家，青年時代他就立志「以教書匠終其身」。從1927年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到抗日戰爭後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50年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幾乎都和高等教育有關。
正是他以全部熱情投身於學術和教育事業，先後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使這些學術、教育機構在短期內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業績。海峽兩岸一大批聲望卓著的史學家都曾在史語所工作過，他們在動盪的亂世中國取得了驚人的學術成就，奠定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基礎。
他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佔領東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發奮著成《東北史綱》，以大量可靠史料證明東北有史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場為民族爭人格。從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他在《獨立評論》和天津《大公報》發表了《日寇與熱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與對日外交》、《中日親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稱日本人為「倭人」、「倭寇」、「倭軍閥」，堅決反對國民黨政權退讓、綏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換和平的幻想，並予以嚴厲抨擊。對國聯無能為力的曖昧態度，對國聯調查團關於東北問題的報告書都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
1933年1月，他在《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一文重申：「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組織的抵抗，才有可能賭一下國運，才能爭回已失的人氣，同時提出8條具體的應變舉措。
在分析了當時面臨的局勢之後，他指出中國遠未到服輸的時候，日本的陸海軍雖然比我們強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兩國，日本必然馬上毫不猶豫地吞滅中國，如果華北問題不是比東北在國際上的意義更複雜，日本必然毫無猶豫的佔領。在整個國際關係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為。日俄之間、日美之間的關係、衝突到底會如何演變都在未定之天，何況「世界大勢之演變，繫於無數事件。決於甚多因素，斷無走直線的。」他不斷地提醒國人和當局，日本沒有立即吞滅我們，既不是我們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於中國的國際均勢雖動搖，卻沒有徹底失效。他勸告當局千萬不要得過且過，甚至倒在日本的懷裡，以保安富尊榮。
到1934年6月，他還在強調，局勢至此，「政府與國人均不能不作『捨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為他始終記得「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在東北喪失之後，他堅持反對自欺欺人的所謂「中日親善」口號，主張決不和日本說客氣話，作敷衍態，堂堂正正地從東北問題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幫助，隨時準備應對各種變局。總之，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眼光、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華的野心，所以他認定以後中日之間的爭端無論在外交上如何折衝，都不能放棄軍事上的準備，「讓步既極而仍無結果，則雖亡國在望，亦須抗戰到底也。」
1937年7月，盧溝橋頭的殘月終於目睹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22個月後，傅斯年就在《地利與勝利》文中對戰爭走勢作出了準確的估計，認定日本（他稱之「倭賊」）的總策略是用相應的代價換取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在一處呈膠著狀態時，馬上另從側面進攻，或向另一很遠的區域進攻，使我們感覺調動的困難。這一戰略同時決定了日本的最終失敗，因為這個辦法不可能速戰速決，失敗就不可避免，只要我們充分利用地形的優點，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佔領都不發生任何效力。他具體細緻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幾省地形，提出了發揮優勢、補救劣勢的方法。他預期「抗戰的大業，決不能在最近期間結束，至少還有三年。三年以後，我們必偕英法美以全勝，倭國必隨中歐的桀紂以滅亡。在我勝利而他滅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盡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貪婪、得寸進尺，上海戰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稱「不侵華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廈門為試探，再在廣東登陸。如今它在中國陷入進退兩難，又在佈置向北侵入蘇聯，南吞併整個印度支那半島、整個南洋的計劃了。這樣的國家如不遭受挫敗，其侵略將無止境。只它只有「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兩句話。
傅斯年不是軍事專長，卻有著愛國的熱忱，他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上書蔣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湘南、廣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統一指揮，在西南加強公路、鐵路交通建設，特別注意日寇通過豫西、鄂西威脅漢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見的建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也並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戰打到第18個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評論》發表《英美對日採取經濟報復之希望》一文，認為日本銀行準備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對外貿易和小量金礦賺外匯，這個時候如果英美給予經濟打擊，日本的購買戰爭和工業品原料就會發生困難，戰時發生這樣的情況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開戰，太平洋戰爭的全面打響無疑更加速了其失敗的進程。美國的海軍新戰術和海上優勢讓日本措手不及，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抗戰七週年之際，傅斯年在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我替倭奴佔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隱的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當時日本正在發起抗戰以來最後一輪大規模的進攻，佔領了洛陽、長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還看不出衰敗跡象。但他判斷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敗美國，中策又不能不為美國打敗，萬不得已，然後取此下策，向我們尋釁。其目的是顯然為著鞏固大陸上的地位。以為時機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進一步判斷幾個月後就會是我們反攻的局勢，中國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優勢。他不無興奮地說：「抗戰滿年月，軍事上我在今天最為樂觀，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經沒有不翻開的牌。」結果與他的分析幾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孕育出來的新型知識分子，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那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並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問窗外事的迂腐學者，大多數都具有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1946年，蔣介石要他做國民政府委員，他在3月27日寫信謝絕，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個愚憨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當初做參政員，是因為國家抗戰，義等於徵兵，所以不敢不來，戰事結束，當隨之結束。「此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
這一點，他在給亦師亦友的胡適信中說得更透徹：「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為「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不再是為「帝王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麼，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出，就會形成獨立知識分子的力量，推動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使權勢集團有所忌憚。所以，他最多只願出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分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他不僅自己不做官，還極力勸阻老師胡適入閣。1947年，蔣介石想拉胡適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斯年心急如焚，函電紛馳，勸胡適：「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廢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最終胡適留在了北大校長的位置上。
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無黨無派的知識分子，但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專制有過很激烈的批評，因此贏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與蔣介石雖有私交，但他可以當面批評蔣。
他曾先後將孔祥熙、宋子文這兩個皇親國戚、黨國要人從行政院長的台上轟下來。孔宋門第顯赫，長期掌管國庫的鑰匙，不僅自己貪得無厭，而且縱容家屬和部下貪污腐敗，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團，蔣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憤怒地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班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這不是有些人說的「士大夫與買辦階級的爭持」，而是傅斯年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與炙手可熱的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
1938年，他兩次上書蔣介石，從物望、才能、用人、內政、外交、政風與家風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適合擔任行政院院長，勸蔣把他換掉，未被採納。1942年，抗戰進入相當困難的時期，孔家卻乘機大發國難財，貪污數額之巨，貪污手段之惡劣，令人髮指。傅斯年拍案而起，帶頭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質詢案。當時，孔正在美國出席國際貨幣金融會議。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召見了傅斯年等人，進行安撫搪塞，希望他們出言慎重，以維護政府的威信。蔣在請傅斯年吃飯時，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有傅斯年這樣「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的知識分子，劣跡斑斑的孔祥熙終於在1944年被轟下了台。
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沒能逃過他的「大炮」。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還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報》發表的文章中說過他的好話，但問題很快就出現了。1946年春天，宋子文決定放開外匯市場、拋售黃金，試圖回籠法幣，以謀求物價和幣值的穩定。特殊利益集團藉機大肆中飽私囊，引發了民怨沸騰的黃金潮，導致全國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傅斯年極為震怒，寫下《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從「看他的黃金政策」、「看他的工業政策」、「看他的對外信用」、「看看他的辦事」、文化素養及生活態度等五個方面的事實論證「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他直截了當地指出：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
此文一出，朝野震動。接著，他又再發二文。像這樣指名道姓，毫不客氣地戳著政府首腦的鼻樑，可不是有人說的「小罵大幫忙」。宋子文鞠躬下台，與他的炮轟有關。
他以書生論政，激揚文字，糞土當朝萬戶侯，僅在影響巨大的民間報紙《大公報》上就發表過22篇縱論內政外交的「星期評論」。1947年2月，他在《世紀評論》發表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成為一篇傳世檄文，他開宗明義提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果然，這篇文章發表後不過兩年，國民黨政權就崩潰了。
在寫給胡適的信中，他曾說：「把我們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無論是通過參政會、立法院這樣的民意機構，還是通過民間報刊的輿論平台，他都公開、直接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也確乎形成了獨立知識分子的壓力。他轟走兩任行政院長，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想製造什麼新聞，追求轟動效應，因為他在國內外早已是聲名顯赫、如雷貫耳的人物。他這樣做，純粹出於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他對胡適說：「既為讀書人，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他認為自己的行為「無慚於前賢典型」。北大老同學毛子水以讚美的口吻說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氣」。
他說，「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國既無自由、也無公平，所以他才對孔、宋這樣禍國殃民的特殊利益集團恨得咬牙切齒，所以他要為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斷吶喊。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說，胡適、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當時批評國民黨很厲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學者郭沫若、馬寅初能當選為院士，而平時許多和他們關係很好、立場相近、在學術上也極有成就的人卻落選了。竺可楨日記中稱讚他們「兼收並蓄」。他們的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義的優良傳統，顯示了超越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多元、寬容的一面。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給國民黨政府。雖然他們之間有著不同的政治信仰，但這並不妨礙傅斯年立即站出來為這位北大時代的老師說話。他在《獨立評論》發表《陳獨秀案》一文，熱情地讚頌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稱他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當然，傅斯年也有不寬容的時候，抗戰結束後他代理北大校長，堅決拒絕與偽北大的師生來往，不聘在淪陷區出任過偽職的人員。考古學家容庚給他寫信，力陳自己當初種種無奈的理由，但他毫不為之所動。在他看來道理很簡單，如果出任偽職的人不受到譴責，他就對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學生。對那些下水當漢奸的，哪怕學問再好，他也絕對不寬恕。他認為：「『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每次提到羅振玉，他必加「老賊」二字。他在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他就是這樣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日本投降消息傳來，他欣喜若狂，象年輕人一樣跑到街上去喝酒，挑著帽子亂舞，逢人便抱拳相賀，回到家才發現，連手杖和帽子都丟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