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歲歲「六四」，今又「六四」。「六四」這個日子，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
對於二十年前頓失親人的家庭和朋友而言，「六四」，不是一個抽象的日期，那是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法平復的錐心刺骨之痛。
不，不僅僅是對死難者的親人與朋友。對我們所有的後死者與後生者而言，「六四」都仍是一個隨時會毀滅生命的威脅、一份未了的責任，只要「六四」還是一個意味著禁令、監視、綁架、拘捕的日子，而政府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淩遲受難者親人的心靈、踐踏他們的尊嚴。
生命的尊嚴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張健、王龍蒙和流亡歐洲的盤古樂隊聯合國內的歌手，個人出資創作灌制了一盤紀念「六四」的CD，一行人還推出了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歐洲萬裏行。開著大篷車從巴黎出發，一路演唱、宣傳，呼籲歐洲社會毋忘「六四」、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一路風餐露宿，5月23日他們來到德國科隆大教堂前的廣場。
那一天日天朗氣清，廣場上遊人如雲。他們駐足傾聽樂隊的演唱「天安門兄弟，你在哪裡？」；傾聽張健講述，二十年前政府軍隊的子彈如何射進了他的身體；傾聽他們呼籲簽名，營救那些因為「六四」仍在關押之中的人們。那些陽光一般明媚燦爛的年輕人，金發碧眼的、皮膚黝黑的，和歌手們親切交談，在鋪陳於廣場的潔白的橫幅上，鄭重地留下他們的簽名。
他們是那樣年輕，二十年前也許他們還沒有出生；東方那個國度遙遠而陌生；同那些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飲彈倒下的中國青年，他們有著不同的人生。是什麼使他們駐足，是什麼令他們扼腕，為那個遙遠國度陌生人們的苦難作出莊嚴的承諾？
為了生命的尊嚴！
他們抗議中國政府二十年前對生命的殺戮，那像他們一樣年輕的生命，如花的青春，充滿了熱情，充滿了理想，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和憧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衛護生命，是超越年齡，超越時間，超越膚色、文化、信仰、超越一切社會分別，超越國家，乃至超越政治的。
凝望著科隆教堂廣場上一派明朗與安寧，凝望著那啟程於巴黎，輾轉米蘭，經過柏林牆長途跋涉到此的潔白的橫幅、那上面五顏六色各種字體的簽名，凝望那正在簽名的異國的少女和青年。耳邊是「‘六四’歐洲萬裏行」歌手們的歌唱，眼前是與我們交談的中國青年，身後是法輪功的退黨服務站，維護信仰自由、反對政府迫害，十年來風雨無阻。內心的希望更加強烈，信念更加堅定︰只有堅持生命的尊嚴，才能獲得生命的尊嚴，為了「六四」死難者、也為了我們每個活著的人。
母親的心願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又聽到了丁子霖女士的聲音，真誠、平實、堅定，甚於以往任何時刻。那是母親的聲音，二十年前痛失親子、二十年來備受摧殘的母親的聲音，傳達著母親的心願、母親的意志，無遠弗屆、無堅不摧，令聞者動容。
第一次，我們聽到丁先生痛悔失聲，「是兒子的死，讓我逐步走出了共產黨文化給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讓我恢復一個做人的尊嚴，做人的良知。」
憑著這份良知與人性的覺醒，作為受難者的母親，丁子霖女士二十年來第一次明言她與共產黨的決裂︰「六四」慘案多年後我終於明白，「六四」是制度性的悲劇，是專制制度一手造成。她不再期待好共產黨，她不再幻想「六四」會在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下得到解決。
第一次，我們聽到這位母親把她二十年前死難的兒子與「當年在柏林牆下倒下的想投奔西德的那些東德青年」相連，認為他們的獻身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這樣一種普世的理念，她不再理會兒子是否被殺害了他的政府定性為「反革命暴徒」。
第一次，我們聽到這位受難者母親坦率的告白，「支持我活下來的……是同命運人相互間的安慰和鼓勵，勉勵和支持，只有在與我同命運的媽媽和遺孀哪里吸取力量，我才能活下去。」對於一切在二十年前那個悲慘的日子裏痛失親人的母親、對於一切因此而加入到受難者行列的母親和妻子們，這是一份晚來的告慰。
第一次，我們聽到母親丁子霖深情訴說，每當想到自己的覺醒是以兒子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慚愧。他走了，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遺願。我們現在每做一件事都會捫心自問，這是不是小連所願意看到的？
死者升華了生者。
死難者連接了生者與死者，死難者消彌了隔離生者的蕃籬，死難者把我們集結在一起，接續死難者未竟的志，開拓生者繼續前行的路。
為了二十年前被剝奪的年輕的生命，為了我們曾經年輕、仍在繼續的生命，為了我們未了的責任，為了我們、也為了母親們不再經歷那樣的苦難，我們站在「六四」死難者母親們的身後，我們站在丁子霖女士的身後。
不得不說的話——生命的價值不容交易
自從「八九」、自從流亡，「民運」走進了「新」中國的歷史。與「八九」同步，「民運」也已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民運」漸漸成為某些「民運人士」個人的事業。由於這種私營化，各種非公益的因素進入︰個人的利益考量、個人的生涯規劃，「民運」的本懷淡出。於是各種奇談怪論應運而生，於是年年「六四」要爭論學生對「六四」屠殺的責任。
「六四」二十周年紀念也不能例外，「寬容」、「和解」、「雙贏」一時間成了時髦。對此，丁子霖女士反問道，他（中共當局）殺了人不認錯，還要繼續迫害我們，叫我們去和解，叫我們去寬容？作為受難者的母親，丁子霖女士斷然拒絕了這種「寬容」、「和解」的說項︰他們不認錯，我絕對不寬恕，「是兒子的死，讓我逐步走出了共產黨文化給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讓我恢復一個做人的尊嚴，做人的良知，每當想到這一點是用我兒子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慚愧，現在唯一能彌補的就是盡我的力量去做，哪怕再難，我也要堅持。」
這種論調之中萬潤南先生的「使得」鎮壓論令人注目。
照他的反思，八九年，是學生的「激進」把「改革派逼到牆角」，「讓鎮壓派找到理由」，「使得」鎮壓發生了；不止於此，「八九」學運還損害了中國政治改革的美好前程。他提出，「如果那個時候能夠做到學生理性地，及時地退出廣場，人大按照議程來開會，那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會產生非常不同的一種局面」。
什麼叫做「激進」？上街遊行就是「激進」？在廣場堅持抗議就是「激進」，就得承當「使得」共產黨政府開槍鎮壓的責任？依此邏輯，當年東德人越境逃亡是「激進」，「使得」邊境員警開槍射殺，無怪他人。八九年東德萊比錫持續的星期一大遊行更是對共產黨「激進」的挑釁，如果政府彈壓得逞，也是民眾使之。萬潤南先生在西方社會生活了二十年，也曾投身民運，難道他真的不明白這個簡單而毫無迴旋餘地的硬道理︰政府不得動用軍隊槍殺示威民眾，即使他們「激進」、即使他們「過火」？！巴黎的示威遊行、街頭騷亂，萬潤南先生應該見識過，有哪一次哪怕是法國的員警敢槍炮相對？！當然，要是萬先生從黨國的立場出發，自然另當別論了。
萬潤南先生斷言，要是學生理性、節制，退出廣場，就會有「人大按照議程來開會」，就會在「憲政規範」內解決問題，而學生的「激進」卻斷送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會產生非常不同的一種局面」。
連誘導萬潤南「89年民主運動的失敗，主要還是應該歸咎於學生的激進」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記者都知道，歷史是不能假設的。萬潤南先生卻從如果學生撤出廣場的假設出發，作出政府便不會鎮壓、人大將按照議程開會、問題將在「憲政規範」內解決等一系列推測，隨即把它們翻作既成事實而得出結論︰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葬送了的共產黨可能開始的政治改革。對於學生如果從廣場撤退政府會不會鎮壓，只有推測，而歷史經驗所指示的顯然與萬潤南先生的願望相背；且不說「人大照議程開會」還是萬先生長期的努力目標；而所謂「憲政規範」不僅當時、便是今日也還仍是中國的黨國體制中的缺貨。
一方面，萬潤南先生責備八九年學生沖動而不理性，「使得」鎮壓發生，改革夭折。另一方面被德國之聲記者誘導性地逼問「89年民主運動的失敗，主要還是應該歸咎於學生的激進，可以這樣理解嗎？」時，他又不得不承認，是共產黨內的保守派、鎮壓派最後用了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和平的、理性的這場運動。一方面，他硬把黨國體制下的人大名之以「憲政規範」；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罔顧今天中國憲法規定的人大「只是黨的一個工具，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的事實。這種前後矛盾在他對「六四」的反思中還很多。
這種既違經驗又悖邏輯的評論意義何在呢？
至少是十五年前，他還在擔任民陣主席的時候，萬潤南先生曾誓言，「絕不經商，絕不回到體制內」，實際上他從來也沒有斷然離開過體制。旋即他就轉向經商了，「為民運下海」也是一時的風尚。多少年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民運他是不再經營了。印象中，他不是一個有堅持的「民運」人士，在正常的西方社會也不是一個業績昭然的商人。不明何由，一兩年來，萬先生驚蟄了。先是重出江湖，寫共產黨氣數未盡，敘與胡錦濤舊誼。六四二十周年之際，又頻繁接受采訪，還重新加盟民運論壇。
我也無意揣測萬先生四處出擊的如此「六四」反思的動機。但是，萬先生，還有一切把「六四」屠殺「政治化」的企圖不可以不明白︰
八九年中國人站起來要求他們不容予奪的政治權利，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這是一個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六四」，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彈壓和平示威手無寸鐵的人民。共產黨以極權毀滅生命的價值、踐踏生命的尊嚴、虢奪人民生命的權利。這也是一個不容篡改的歷史事實，不論出於什麼藉口。
「六四」作為具體問題，就是追訴政府對「六四」屠殺罪責的問題︰要求政府公開「六四」屠殺真相，確認和懲罰犯罪，恢復死者名譽，賠償死者家屬；普遍來說就是要求在中國確立生命的價值，要求政府確保人民生命權利、維護人民生命尊嚴。
生命的價值是普世的，不容侵犯，不容政治侵犯，尤其不容政治交易。
二十年來，中國人離這個目標仍舊很遠，政治交易的企圖一直不斷。但是，或遲或早這個目標會在中國實現，我們已經看到了世界的改變。
2009年6月2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