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6日评论文章：《为政治效用治史？》。
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本来是史家行内的学术问题。但在日前的一篇文章中，论者却认为中国应根据“统一海峡两岸”的需要，而重新评定蒋介石。本文提出的思辩是，为政治目的而治史，到底好不好？
拜读都人的《北京重新评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1月18日本版），颇有感触，想作些补充。
首先应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检讨历史，为近代史人物重新定位的做法，意义可说是积极的。倘若我们要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智慧，莫过于能冷静客观地认识史实。在世界各地，过去因为政治斗争或内战的关系，让一些事实的真相隐蔽了，也让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准。把治史工作做好，那是很应该的。
再者，要是事情一如都人所说，他的评论在去年发表之后，迹象便显示北京逐渐为蒋介石恢复历史名誉了，并可能会称他为民族英雄。那么，也请让本人竖起大拇指，为我们“评论一族”的巨大影响力而欢呼！
然而，眼下的中国是否有必要，或是否应该沿袭过去的作风，以当前政治需要来修订历史，给历史人物定位？无论从主观愿望或客观成果来看，都未免令人有所保留。与此同时，要促进两岸统一，是“历史地位”的攻势重要呢，还是民主与法治、肃贪倡廉、建设市场架构，拉近两岸老百姓生活水平来得重要？从目前局势看来，促进大三通，谋求双赢互利的条件，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先不说题外话，就以强调民族主义作为治史观点，便有许多方面是需要商榷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个中性名词，是把双刃剑，可向好的或坏的方面发展。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民族是立国之本，民族主义能加强国民凝聚力，面对外侮时敌忾同仇。但在坏的方面，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它的强大力量，欺压其他民族，包括消灭其语言文化，19世纪欧洲列强向东方殖民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例子。
“汉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汉民族”主义。无可否认，“汉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发挥过作用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靠它。不过，自满清的大业被推翻之后，中国便逐渐思考起本身的民族问题。民国之初，便有“五族共和”的说法。今天，中国许多开明学者更强调“中国不是个民族国家”。促进民族沟通的汉语不称“国语”而叫“普通话”，便是深具敏感度的构想。
是的，属于汉文化的民族大义或许有助于促进台海两岸统一，但这一来，中国将如何协调国内的56个民族呢？或许你可以说，大部分的民族都“汉化”了。但事实上，仍然保留自己语言、文化、宗教的民族也是存在的。同时，中国也并没有排除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以“汉民族”的民族大义出兵，对其他民族又会产生怎样的“示范”效果呢？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是足以令人担忧的，那就是海峡一方的民族情绪高涨，势必激起另一方反作用的做法。当然，台语文化其实也是汉文化的一支，除非台湾采用某种山地语为国语，“文化独立”的气候恐怕难以形成。但是局外人眼中的一些无聊事，有时是会在蒸汽锅原理之下加速成长。事实上，蒋介石时代的“白色恐怖”，在台湾便时时让人提起，以壮台独的声势。
历史人物的功过
身处民族、宗教、文化多元的南洋地区，我们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和谐是靠互相了解、宽容、疏导而来。《北京》一文列举蒋介石维护民族尊严，傲首寰宇的事迹，无疑让我们体会到，这个历史人物确有其可歌可泣的地方——只不过，封为战神却大可不必。
归根结底，蒋介石的评价，是如何治史的问题。严肃的史家都对我们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需要全面评价的，最好是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比如岳飞是历代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在“阶级斗争”时代，却有人认为他“曾经镇压农民起义”而“蒙上污点”，便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如果为了政治需要而把历史人物作“民族英雄”的定位，也很容易造成误导，会把他的缺点掩盖起来，甚至把当年错误的做法现也合理化。
说到“对民族的贡献”是人物评价的重要准绳，那么评价毛泽东的治史工作就更加马虎不得。统一中国（大部分），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毛可说是功不可没。然而发动文革，他却把民族主义搞过了头，造成国家与民族的巨大耗损。天天批斗帝修反，中国当时其实哪有这么多国际敌人？但我们可以想到，如果对毛泽东的治史工作都没做好，那就遑论背了几十年黑锅的蒋介石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历史，就学术而言是种极其恶劣的做法，也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最多恶评的地方。不符合当权潮流的人物，可以用喷笔剔除，让他不能留痕青史，这种造史文化已饱受西方讥讽。历史是可以涂来改去，可以“三突出”的吗？
难怪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的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的展开。”在《近代中国的出路》中，黄仁宇便是以如此严谨的态度来评价蒋介石的。
此外，中国人的治史工作，其实还有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须要解决。要是蒋介石得到“平反”，那么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是须要重新评订的。抗战主力是谁呢？高歌游击队的功劳，低贬当时国军的贡献，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捐躯者的后裔来说也很不公平。
正气亭、捉蒋亭、兵谏亭
治史，其实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交代。谈到蒋介石，人们便不期然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想到骊山上为纪念这件事而立的亭子。详情这里就不及细说了，蒋介石当时为逃兵变而躲到山顶的峡洞中，情形虽然有点狼狈，结果却是国共合作，为共同抗日提供了条件，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不过，亭子却三易其名。
根据当地的旅游小书介绍，骊山上的亭子是1946年国民政府树立的，取名为“民族复兴亭”，同年又改名为“正气亭”。但在解放后，亭子却更名为“捉蒋亭”；改革开放，1986年正式正名为“兵谏亭”。旅游小书含蓄地说：“名字的变更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含义”。
同样一个亭子，从“正气亭”到“捉蒋亭”到“兵谏亭”，其实也反映一个民族对历史时时拿捏不定。更深层的省思是：为了政治效用，一时说一样，老百姓要相信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