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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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东是中关村一家学生创业公司的执行总监。国庆节将近,陈小东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提醒他手下的CIO (信息总监)、CTO (技术总监)们出门小心,以免查户口时遇到麻烦。他的手下有不少外地人,他不清楚他们是否都按规定办了暂住证。

中关村号称中国硅谷”,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有谁会想到,这些中国的技术精英们还要为一纸户口而伤神呢?但一纸户口对于外地学生的重要性又确实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在中关村打工的外地学生张华在网上发的帖子中这样说:“街上的路灯苍白而冷寂,两旁高大的建筑群在这种光芒中显得富贵、尊严而神秘。但我知道这个舞台上没有我的位置,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一个异类。”

都说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虚拟的时代,但户口是没法虚拟的。户口的表现只是一张盖了章的薄薄的纸,但当网络精英们奋力奔向知识经济前沿的时候,户口看不见的内涵却像一个荒唐而又丑恶的烙印,打在张华们的精神深处。不管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个城市仍然用一纸冷冰冰的户口将他们定位成外地人。

户口,打在中国人身上的烙印,带着明显的歧视意义

户口定义:“住户和人口的总称。户有户主,户内每一成员称为一口。”司马迁在《史记》里第一次把户与口联用,就可以这样解释。解放后,当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有一册户口簿的时候,户口的烙印,就打在了每一个人的身上。

1958年1 月9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证明公民身份,维护治安秩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它的三大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1952年到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 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 亿元。除了行政指令和生产计划,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分配上的义务。

户籍制度生硬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籍此建立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福利制度,以及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的就业制度。众多的制度差异,使中国农民一出生就处在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存的户籍制度又以金元壁垒等新的歧视形式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设置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一幕幕关于户口的悲喜剧,使人被人为地异化

围绕一纸城市户口,人们上演了一出出充满无奈与辛酸的悲喜剧。

18年前,张某来到北京一科研单位做清扫工,与单位一男子相恋。由于她本人当时是外地农村户口,婚后孩子户口随她,也为了不让丈夫因娶了一个农村妻子而难堪,她决定取得城市户口后再结婚。为此,她到深圳打工,老板许诺她3年后可为她解决深圳户口,但3 年后才知道,广东以外的农村户口不允许直接迁入深圳。于是1992年她托人在广东某县花1万元买了一个户口,因已婚并超龄,又花了2 、3 万元才拿到深圳户口。回京后,她有了孩子,但这么些年来,她和孩子始终都没有北京户口。张某说:“18年来,为了得到一个户口,为了追求与其他人一样平等的身份、待遇和地位,我不得不去追求,活得好累。”

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化名)结婚,生下一个男孩。1995年,儿子满3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演了一次“双簧”,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果然,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一家三口”仍像以前那样生活在一起,马某与小芳也没立即复婚。2000年5月,小芳在外面有了男友,要跟马某断绝关系,并说:“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马某又气又悔,冲动之下剃了光头,欲找“第三者”拼命。

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夫妇俩都还算满足。但两年前,7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记者采访时,他们今年已9岁仍未上学的女儿正在给一个顾客称菜,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因为蕴涵着极大的附加价值,城市户口对于农业人口,无异于美国的绿卡,因之握有“农转非”实权的腐败分子在户籍问题上大做手脚。1985年10月,马江浩被山西运城地区任命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组成员”,从此,他就借此良机“发家致富”,成为贪婪的“户口贩子”:在5 、6 年间,他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总价值达94,580元,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卑劣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马早在1987年就住进了造价4万元的小洋楼,并叫嚣:“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任职期间,马用权钱交易等手段犯罪200余起,非法转换办理非农户口900余名,受贿12.4万元。户籍制度已经成为腐败的温床。

为户口定价,某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实施一轮新的盘剥

80年代初开始,最先尝到改革甜头的大批青壮年用他们渴望摆脱土地束缚的双脚踏入了城市,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汹涌“民工潮”,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十大城市的暂住人口就超过了300 万。对此,国务院于1984年10月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镇。紧接着,1985年7 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 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终于使户籍制度做出了相应的初级改革。

对于全国每年只有万分之二比例的农转非户口,申请一份必须具备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农转非”的政策口子越开越大,于是某些地方政府批发出售户口,成为户口交易市场的主角。

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设想卖出10000 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 天时间,就卖了773 户,收款386.3 万元。

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

江苏省南通市在作类似规定时,还颇有商业意识地作了优惠:一个人的城市户口收3000元,两个平均交2500元,三个人同时买平均交2000元。

洛杉矶《国际日报》1992年11月9日以《中国必须铲除社会歪风》为题披露:“钱”已成为大陆眼下最具权威性的通行证。例如农民欲转为市民,只要向政府交3000,4000元人民币,便可入住城市;若要问津大城市,则需视其繁荣程度交纳5000-7000元不等……

新金元壁垒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户口转为普通城镇户口需要跨越一道道鸿沟,而要在各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或南方开放城市取得户口,就更是困难重重。虽然近期的户口政策中“户籍制度改革”喊得很响,但购房、投资、学历等众多限制性条件使人望而却步。1994年《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在沪购房、投资者可获蓝印户口,明确需在上海投资20万美元或100 万元人民币,或境外人士购买居住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外销住宅的,或作为专门人才被本市连续聘用3年以上,方可向该市公安机关申请蓝印户口。重庆的外来人口每年交纳的税金是落户手续的首要条件之一、北京需要的是“高级人才”、到天津落户的“专业人才”要有“突出贡献”……投资、兴办实业、购房落户等苛刻的条件,无一不在继续表现出劳动者享有不同的权利和地位。

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 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在美国,每年约有1/5 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是美国能够保持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在日本,这一比例是20% ,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 ,而中国至今只有0.5-3%. 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90% 以上,发达国家占80% 以上,全球平均为46% ,而中国仅为33% ,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户口由城乡壁垒转化为新金元壁垒,以种种物化的指标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即限制了高级人才也限制了普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户口形成了强有力冲击

记者向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了解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镇居民家庭范围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概念,在城镇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居民群体。

近几年来北京自身的从业人口总量基本稳定在650万人上下,而在北京从业的外来人口已达近190万人。即使除去短期就业的劳动力,在京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外来从来人口也有120万人以上。在北京每6个从业者中,就有一个“新居民”。

目前,按照广东省公安厅认可的数量,每年进入广东的流入人口数量在700万左右浮动。而部分学者估计高潮时达1000万。

按较为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流动劳动力的总数为8000万人,他们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已经起到了无法拒绝、无法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破了户口的桎梏。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开放度最高的广州、深圳、珠海,户口制度改革走到的最远处也只是“对人才不设防”政策。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虽然欢迎和宽容是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最主要口径,但这绝不意味着对外来劳动力永久性迁入的默许。城市容量的不足,行政执法不力、涉及犯罪增多、环境污染严重,使他们没有能力面对户口真实的消亡。作为一道屏障,户口起码可以替他们抵挡一段时日,掩饰它们在管理体制、依法行政中的不足以及政策法规方面的缺陷,户口壁垒实质上是现存的城市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

身份证管理制度升级,敲响户口消亡的先声

地方政府中,劳动力流出地对劳动力的流动千方百计予以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而对于地方政府能在户籍制度上“为我所用、收放有序”的政策变化,中央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决心一直也比较坚定。

1997年6 月,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按照这一新的政策,在小城镇已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已有稳定生活来源,并且在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后,居住已满两年的农村户口人员,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尽管这个方案对户口体制暂时不具备实质性的冲击,但却是迄今为止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突破,其实施效果为更的啊范围的户籍改革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据公安部治安局有关业务部门介绍,这项制度试点3年多来,已在全国近400个试点城镇建立了新的户口迁移政策。

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消息,公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至18位的工作自1999年10月1日开始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0年底将全部完成。届时,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会拥有一个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而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的消息,在办理社会保障卡时,新建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已经采用了18位身份证号码,原有的15位号码在经过硬件改造及软件升级后将逐步完成转变。

记者就户口最终的改革方向和总体目标向公安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进行采访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我们可以认为,现有的一些变化将给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及人口管理提供全新的制度基础,成为社会信用制度的基石,是彻底转变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消灭户口的先声。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考量国外人口管理办法,可以为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许多借鉴之处。公安大学户政学副教授王太元介绍说,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决定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视其有无自己的住房,二是有无正常稳定的收入。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地区,只要在一座城市里拥有自己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生活来源,住若干年后便可以获得这一城市的永久居留权,成为这城市的一员。

美国通过“社会安全卡”对公民实行人口管理。“社会安全卡”由联邦政府所属社会安全局颁发,遍布各城镇的办公室受理申请。卡号由全美统一发放,一人一号。年满18岁的美国公民必须申请“社会安全卡”,而来美国定居、学习、工作的外国公民也必须申请。找工作、银行开户和贷款、考驾照、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婚姻登记、缴纳税费等等,都可以凭借“社会安全卡”。一张卡涵盖了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可谓“生老病死,一卡全管,伴随终生”。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农民与普通的城市居民相比拥有更多的财产。这是因为他们不但拥有自己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牲畜和农业机械,并且可以随时拿来变现。由于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一最好的保险,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迁徙是以有产者的身份进行的,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现象。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对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确,比如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制度并轨,取消户口,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废除户口,走向社会公平与公正

作为牵涉社会、民主、经济等各个方面最为广泛的一项国家政策,户籍制度造成的歧视、不公正就像一个巨大的体制肿瘤仍然存活在改革开放的肌体上。《人口研究》副主编、人口学家陈卫认为,作为中国公民,应该有自由选择自己居住、工作地点的权利。户籍管理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标志着国家对公民法律上的承认”这一说法值得质疑:国外没有户口,难道就没有国家对公民的法律承认吗?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的人为分割,是对人的根本歧视。

户政学家王太元则认为,在法制基础上的迁徙自由,是我国将来户籍制度的必由之路。

今天,户口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呼唤人口的自由迁徙。而在技术的层面上,身份证号码升级为18位,电脑网络飞速发展,也为人口管理的新模式提供了技术准备与条件。在此,我们呼吁彻底废除户口,恢复迁徙自由,重建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管理制度,即单纯地记录一个人的客观存在,真实记录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从制度上消除对人的歧视与分割,走向社会公平与公正,让张华们因为户口而生的漂泊感觉成为永远的过去。

(转自《自由网络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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