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班主任让我们写作文谈理想，大伙儿十有八九写的是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什么的，惟独只有我想当一个“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是为了切“实现四化”的主题，而当一个“播种收割”的农民确实是我当时的理想（我那时热衷于园艺种植业）。为这事班主任还挺严肃地对我进行了家访，她跟我母亲一番语重心长地交流之后，便结论性地指出—我之所以学习不好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以后我苦恼了好一阵儿——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当科学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题片，片中一位老师问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学生：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小学生们的回答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想玩游戏机，有的说想当漫画家，有的说想开花店，有的干脆就说还没有想好——可以说什么样的理想都有，可就是没有谁要当什么科学家。
为什么这“一衣带水”的日本跟我们就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要说一定是因为中国儿童比日本儿童早熟，倒也不尽然。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家长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而家长老师的教育方式又同整个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重视科学技术的了。官方三令五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民间也整天唠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是最务实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如此，我们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反右文革是两次血的教训，挨整的多半是文人。“四人帮”再凶再坏，不也炒作过一把“哥德巴赫猜想”吗？怎么批怎么斗“臭老九”，陈景润不也照样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吗？而顾准遇罗克就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运气了。
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科学技术一直是饱受歧视的。“士大夫”把科技知识视为“行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韩愈就曾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所不耻”这类的话；而陆象山更喊出了“不识一字也要学会做人”的口号。他们话虽偏颇，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主要是因为孔孟之道把道德的学习放在了一切知识的首位。也许是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因为科技落后经历了太多的丧权辱国，在“五四”前后中国的主流思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民主是能强国，但也不能把传统文化和宗教全都看作是敌人了吧。到了“文革”就更过了，连“五四”的科学民主也给废了，单剩下”实用科技“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思想。后来毛泽东思想动摇了，“重理轻文”的风气却盛行开来。
好像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类的通病，前苏联的著名小说家肖洛霍夫就曾对崇信科学力量的儿子这样说：“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一种不学无术的，盲目的和幼稚的对于科学万能的信仰？如果你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科学使他变得更好了，那我就举双手投降。”记得若干年前一位大学同学也曾对我说：”要是中国有足够的科学家，就不需要学外语求老外了。”那口气，说得科学家好象一个个都是神仙似的。其实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一项需要很多环节的协作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缺了谁都不行。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法制不健全，道德败坏，人人自危的国家里，科学家们能有多大的作为。而且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副作用。例如而今人类终于实现了登月的梦想，却有了在瞬间被毁灭数次的核恐惧；再如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有助于全球一体化，社会却从此多了一种叫“高科技犯罪”的罪行。此外，当前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的严峻程度都是前人所无法想象的。现在别说科学让人变得更好，单听周围的人成天抱怨“人心不古”就已经够让人心烦的了；而改造一个人的“心”却不是仅仅靠科学就能够做到的。
在这方面，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都走入了误区。在处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的关系时，政府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往往人为地扬此抑彼，完全不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这方面几乎都是同时放手，结果在社会上形成了事半功倍的的良性循环。
再回过头来看日本，也没听说他们政府要定期召开什么“科技大会”，倒是常听说他们要到寺庙神社去烧香还愿，每年却照样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各类研究机构；而美国，连“科教兴国”的口号也没喊过，倒是常有人礼拜天到教堂去听神父布道，每年却照样有许多的外国科学家蜂拥而至。至于这两个国家的现状和中国的现状我不想在这儿作多余的比较，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数。但这确实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深思！
(转自<<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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