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8日电】居鹏惨死，毛宁遭遇同性恋，韦唯横店点钱，《一声叹息》被盗……娱乐圈一连串的“新闻”似乎各无关联。然而，新闻周刊的深入调查发现，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用一个关键词串联起来：黑势力。
图：毛宁事件引发人们对娱乐黑幕的关注
晚上7时20分，居鹏在公司给乐评人江熙打了一个电话，两人约好吃完晚饭后见面，然后，他和两个员工一起出门下楼。但江熙一直没有等到他的消息，直到几天之后，他看到报纸，发现这位朋友在那个电话打完后10分钟，在楼下马路边被歹徒袭击，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案件发生于2000年10月19日晚上，作为孙悦的经纪人，北京嘉鹏影视制作中心总经理居鹏的遇害成为被广泛报道的新闻。此案至今未破。
●居鹏之死
居鹏内装现金和证件的手包被抢，看来像是一桩典型街头抢劫案。但情况有不少蹊跷之处，首先是居鹏不过是比两位员工先走几步去拿车，短短时间即命遭不测。更为奇怪的是，目击人说，居鹏当时并未有呼救、叫喊等一般人的反应，而从下手的部位之要害和下手之重来看，歹徒的意图是直取性命。居鹏身上主要被砍两刀，一刀直接砍向颈部，但可能因为居鹏的躲闪，这道伤口并不深。一刀深砍在腰部，但真正要命的是钝器在后脑的一击，这一击之重，几乎将居鹏的颅骨完全打碎。
在两位员工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居鹏为什么没有呼救？这是此案最大的疑点之一。他被抢的手包内装有一万多元现金，这个数目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钱”，所以有圈内人士猜测，当时面对三个强悍的歹徒，居鹏不可能为这些钱去吃眼前亏，可能他当时交出手包，以为可就此脱身，没有喊叫是避免激怒歹徒，但是没有想到来者不仅要财，而且要命。另一种可能，就是居鹏有可能知道这三个歹徒的背景甚至认识他们，没有预料到突发的情况。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成立的话，都隐含着一个信息，就是居鹏之死是蓄谋而非偶然。娱乐圈也流传，“居鹏是因为做事‘不规矩’，得罪了道上的人。”
当然，这一切不过是猜测和谣传。
居鹏的遗孀王茜也对这是一桩普通抢劫案的说法表示怀疑。她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对此案和此案的善后事宜发表看法之后，她接到了几个声音阴暗的恐吓电话，问她“透露这么多东西不怕自己也会遭不测吗？”查过去，总是某个城市的公用电话。
崔健说：“以前在电影上发生的事，现在开始在我们身边出现了。”
●暴力登场
居鹏被害不久，毛宁被刺。从两位《北京青年报》记者去医院正常采访意外被打，到案情从原来的被“劫财歹徒”刺伤变成被“从事色情活动者”刺伤，到后来又出现了真假莫辨的毛宁男友“小玉”自杀事件，此事的发展比电影故事还有戏剧性。一直到今天，毛宁被刺的内情还没有公之于众。
虽然有关此事的讨论最后引向了对有同性恋取向的公众人物是否应该宽容的问题，但善于归纳的人们很快把它和居鹏事件，以及今年来娱乐界的暴力事件结合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把它们总结为一种现象，宣告“娱乐圈的暴力时代已经到来了”。
今年确实是娱乐圈的多事之秋：
4月16日，演员刘栋刚参加完电视剧《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的开机仪式，接着就被3个不明身份者在家中暴打一顿。当时他和几个演员有角色之争。
5月17日“中国力量”成员许枫在人行天桥上遇到七八名不明身份者围攻，臀部被连刺两刀，但随身财物没有被劫，“教训”的意图很明显。
6月27日，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中《角落里的人》的出演者史国强，在起诉该片的总策划和总导演、日籍华人张丽玲造假之后，于北京湖广会馆出席记者见面会时，突然被闯入的8-12名神秘男子殴打流血并强行拖走。打人者后被证实是张丽玲的弟弟。但是，史国强在此之前另外被揍的一顿可能永远找不出元凶。那时史刚刚动了起诉张丽玲的念头，从日本回国的当天晚上，就在自己楼下挨了板砖。
这些事情因为涉及到了知名的人士而为公众所知，但据圈内人士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娱乐圈里以暴力手段解决矛盾和纠纷已经越来越多，而“灭了你”、“做了你”这样的“黑话”经常在冲突的双方传递。英事达唱片公司艺术总监徐天对此感慨，“在这个圈子里对一些意外已经见惯不怪了”。
频频爆发的暴力事件后面是什么？仅仅是些性质简单的偶发事件，还是黑社会渗入娱乐圈的表现？.
●无形之手 娱乐圈的黑势力在何处？
不少演艺界人士认为，要论成熟、论有组织，盗版行业是最大的黑社会。而大的盗版商，大多和圈内人士有所勾结，甚至本身就是圈内人士。冯小刚的《一声叹息》被盗版是个明显的例子，在严格的防范措施下，片源居然还是流传了出去，“家贼难防”，能够染指盗版的其实就是公司内部的人。而今天的盗版商显然不是早前的手工作坊时代，而进入生产技术先进、运输手段发达、发货渠道通畅、海内外联手运作的地下大工业时代。
一位洗手不干的盗版头子就曾经对本刊记者宣称，他编织的网络天衣无缝，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找不到他头上。
这位盗版商的公开身份是一家私营演艺公司的老板，衣冠楚楚、谈吐风雅，只不过偶尔口头夹带的一些“黑话”让人云里雾里。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大多数盗版商其实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登堂入室，成立了正规的公司，或者用以掩护盗版行为，或者干脆拿黑钱投资正当行业，实现了“经济转型”。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加强了向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渗透，他们可能不仅是成功的公司老板、私营企业家，而且可能被树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典型人物，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了“代表”和“委员”的头衔。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他们和当地的党政关系大多已经密不可分。
飞图唱片公司艺术总监孙伟在自己的唱片遍地盗版时，还曾经“天真”地认真追查，后来顺藤摸瓜，果然还找到了盗版的发源地，但迅速接到对方“老大”递话，“来吧，我们等着。”孙掂量一下，就此放弃。
“盗版对于国内唱片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孙伟说，“面对盗版，唱片公司普遍面临一个矛盾：唱片没有出来，苦恼的是做得好不好；唱片出来了，做得越好，被盗版的机会越大，烦恼就越多。出来了普涞唱片公司总经理陈戈说，盗版使娱乐生产机制在市场这一链条被切断，无法形成良性的循环，直接带来了这个行业的萧条。
●黑色陷阱
很多歌手遭遇黑恶势力的经历是在赴外地的演出活动中。谈好价钱，订好合同，在演出开始前，一切都很正常，等到演出完了，却发现对方的一帮人马转眼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要自己打出租车回酒店，酒店的房费和回程机票也要自己付。追查到那个公司，可能是见不到人，见到了可能也是账上一分钱没有。演员只能自认倒霉。
即使有时候歌手在演出中发现有异，往往对自己更为不利，如果不上台演唱，不仅不明就里的观众会愤怒，这些势力还会利用媒体去报道、批评，搞臭你的名声。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歌手明知自己被骗，也大多忍气吞声上台演唱。所以，像韦唯著名的横店“点钱”事件、满文军的长沙拒演事件，在观众眼里可能是不负责任、艺德差的表现，而在圈内人士看来，不少是歌手在不规范的市场中保护自己权益的无奈之举。
多次遭遇此类事件之后，圈内已经形成惯例，邀请北京知名歌手去外地演出，要提前支付全部的费用，否则没有人会动身。即便如此，对于某些黑恶势力猖獗的省份，在多次栽进“黑色陷阱”之后，歌手们已经有如惊弓之鸟，不会轻易前去演出。
据圈内人士告之，一些专吃这行的黑恶势力也从原来的“逃之夭夭”策略变成了“有恃无恐”，不久前，某位影星在东北的演出一不小心又“着”了道，此次演出结束，他去要钱，没想到却被人拿出手枪顶在头上，只能吃了哑巴亏。黑势力的阴云已经在很多人心上飘荡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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