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光：什么是“以德”，何为“治国”
当“以德治国”四个字跃入我的眼帘时，我差一点大叫起来：怎么了？紧接着是沉思，沉思着一个很蠢的问题：什么是“以德”，何为“治国”？
道德，其定义五花八门，但我想，不管怎么定义，它终究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愿望，并从实践中而养成的一种判断法则。如果哪个石头缝里蹦出个道行合一的权威，照耀神州，那我肯定会对此石头初一一叩头，十五一注香，爱之如滔滔江山，黄河泛滥而绵绵不绝，只是不知道上帝肯不肯给我一个朝拜的机会？
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最后的裁判者，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侵害或必须要求个人协助，社会无权干涉个人行动（托克维尔语）。涉及道德，则更是如此。“庙堂”有“庙堂”的道德，“江湖”有“江湖”的道德；胡长清有胡长清的道，成克杰有成克杰的德，但不知哪一个更符合我们“以德治国”的德？据说我们要起启用代表“人民”利益的道德，主意确实不错，也符合我们党一贯的作风。“人民”这个集体名词在中国恰恰被我们官们和宏扬主旋律的媒体利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将其个人化的名词——“我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我代表人民”，于是，江西《农民利益保护手册》千里追缴，赖昌星的“红楼”里酝酿出几百个亿为了“人民”海关利益的交易。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多留点神，毕竟治国这玩意不如养宠物那么容易。
“以德”，“以”就是利用，“以德”就是利用道德，从词义，结构上分析，“德”是工具是确凿无疑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流淌，不变的是人对自身完善的追求，人类绵绵不息代际相传的道德竟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不知道这是道德的堕落，还是道德的升华？大凡工具都是可用的，但也有弃之不用的时候，哪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这个道德成了私货，一弃了之，我们拿什么去“治国”，十三亿同胞岂不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治国”可是一件伟业，吾辈之人尚未曾想染指，国家风雨半个世纪不容易，各项制度，规矩都有待于公仆们来筹建，完善，以保证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经得起“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对得起“三讲”的“成果硕然”。“以德治国”则更是一项要求很高的事业：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合一。可这又有一点麻烦：身体是为人民工作的本钱，于是按摩费成了办工费的发票；开放搞活，不学习不行，于是一干人等（不包括不是公仆的技术人员）千里跃进美利坚，进口了一批废铁算是学费；市场经济，效益优先，批文成了个人银行账户上的几位数；追求上进，位置有限，副市长只好请杀手对市长逼宫。“腐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泽民语）法网恢恢，利剑高悬，公仆们尚且前仆后继，杀了胡长清，还有成克杰，面对“德治”公仆们就此“放下贪欲，立地成佛”，并以此开始“德治”？这也难说，党说党的政治工作是一向制胜的法宝。至于前些年每弄好，那是没有重视到“治国”的程度。
康德说过，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是实践理性的基础。在残酷而狭窄的生存空间里，“种田不如坐牢”，打工成了盲流，整个社会只有一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氛围里，何谈为人，何论道德？可能康老先生的所谓的“德”不是我们党所谓的“德”，地球仪和圆规早就作出结论，西方就是西方，我们是“中国特色”，有道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看康小子的鸟论。
当初，“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时，我们法律同人奔走呼告，一个法治中国俨然呼之欲出，令人兴奋不已；而今，又逢千年之初，“以德治国”再奏强音，大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写到此处，我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以德治国”会不会抵消“依法治国”并为人治张目？大概不会吧。大概，也许吧。还是别胡思乱想了，因为我得投身于“以德治国”的洪流大业。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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