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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9日讯】 台湾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规定，“非通知”大学校长或可代表之人，“不得”进入校园执行公权力；法务部官员说，若遇急迫状况，可依行政执行法中“即时强制”的规定，立即进行必要的处置，不致受此一规定而影响急迫状况之处理。
此外，前项条文当初在研订时，研订人员曾深入讨论除“通知”之外，是否也要征得校长或可代表之人的“同意”，才得进入校园执行公权力？最后认为此项条文的立法意旨，虽系尊重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权，但仍应顾及学校不应有治外法权，所以未将“同意”的文字纳入条文。
法务部官员举例指出，例如侦办景文案，检察官有必要进入校园搜索，若尚须征得校长同意，极有可能会被打回票。因此一旦把能否进入校园的“决定权”交到校长手上，学校恐成治外法权之地。
官员表示，依草案规定，所有公权力的执行前，都要通知校长或代表人，而非仅限于刑事案件中执行搜索、扣押的行动，因此，有些紧急状况，如校园内发生火警，有人准备跳楼等情，在时间急迫情况下，自然无法拘泥于条文，非要通知到校长或代表人，才可进入校园执行公权力。 遇此急况之时，执法者可援引“即时强制”规定，为阻止犯罪、危害之发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险，而有立即处置的必要时，得即时强制。
但法务部也说，人权保障基本法为原则性法典，若完成立法，位阶高于一般法律，所以引用“即时强制”，应在不违背人权法案的前提下为之；或是，在后续审议草案条文时，考量把处理紧急事故的部分纳入明订。
针对法务部研拟的“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三条有关限制政府公权力进入校园规定，司法院昨天表示，人权法草案部分条文，和现行刑事法律“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司法院官员指出，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公权力不得进入校园”，但法官基于民主国家“校园自律”原则，鲜少对学术机关施以强制处分，故司法机关对发动公权力介入校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本来就应审慎考量。
对于公权力的伸张是否应受限制？一位司法院官员指出，这是“实务运作”问题，和法律程序“并不相涉”，故立法院三读通过、属于程序法范畴的刑事诉讼法“怎么规定”，司法机关就应“依法处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