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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30日讯】大纪元驻芝加哥记者杨依萍、唐风报道/提要：教养院，我称它为集中营。因为我觉得它和那个法西斯的集中营没什么两样。……现代的牢房竟然没有门没有窗，每天只开一次门，让你到外边把便桶倒掉，然后打一桶水。整个你的一天，刷牙、洗脸、洗碗、擦身、洗脚全在这盆水里边，所以我把它叫做“八鲜汤”。……一个房间里边十二个人合用几盆水，那些传染病、牛皮癣，那些东西全身传染的都是，非常可怕。
张先梁(笔名沉默)先生曾经在中国的教养院被关押过。下面是5月25日本报记者的采访。
问：张先生您好，我们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看到您以前的经历，我们感到有义务让人们知道真相。现在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监狱里边打死人，警察打人，他们觉得不太可能。觉得中国这么好，警察怎么会打人呢？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六四”，经过了西单民主墙的那段日子，我们都会知道。您更有亲身经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在当时的情况。
答：“好，是这样的，当时我看到多维网上的那篇文章－－马三家教养院对外国记者开放采访，我看了以后深有感触。因为我是过来人，我从中国的监狱，中国的劳教所里边走过来，我非常清楚里边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建政五十年了，他们第一次把这个教养院开放给外国记者看，我看了这个报导就知道完全是在演戏。因为从我亲身的经历来讲，教养院里的劳改所，比监狱里的犯人还不如。这是我亲眼所见所闻。我自己在教养院里的三年时间，我觉得比以前那个劳动改造，就是做反革命分子的时候还要艰难，那个日子是非常难熬。而且我看到很多的报导，现在教养院比以前就更严酷，共产党的镇压更残酷。所以我认为呢，有必要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让大家知道。”
“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我在一九九九年华盛顿DC在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过。看到马三家教养院的报导后，我就决定把这个真相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我是二次进过监狱的人，第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原因是在民主墙上我发表了一些文章。被判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但是在监狱里，那个待遇，比那个劳教所在好得多，所以我把那个劳教所叫做劳教集中营。就是因为我给它起名叫劳教集中营，江泽民是非常恼火。他们劫获了我送出去的一批信件，中间我就公开称它为集中营。他们就把我转移到条件更恶劣的那些牢房，一般的人无法想象。现代的牢房竟然没有门没有窗，这是不能想象的。它只有空的铁栏杆，你逃不掉。但是那个寒风在三九腊月时候，它可以窜进来，冻的你受不了，那就不停的在监狱里跑步取暖。这样的过日子而且在整个的一个冬天，只能用冷水擦身，这种日子都熬过来了。在我回想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梦。但是到了夏天，在炎热的时候，把你放到朝西的牢房，西晒太阳就是成天的照在那里。整个的牢房全都关闭，那时候都有门窗，它把门窗全都关死，整个牢房都象一个闷热的罐筒一样，在里边就热得透不气。每天只开一次门，让你到外边把便筒倒掉，然后打一筒水。整个你的一天，刷牙、洗脸、洗碗、擦身、洗脚全在这盆水里边，所以我把它叫做“八鲜汤”。那个水简直脏的不得了。最后这个脏水你还要把它泼在地上。为什么呢？是为了降温，那个水泥地上都是烫的。你根本就无法入睡，所以把脏水泼在地上降温。因此我就患上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病情严重的时候，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全都跟着上来。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生活，我觉得真是死里逃生。死神是多次擦肩而过。所以我在文章里讲的那都是真实的情况。”
“最可怕的事情他们发现了我把监狱里的真实情况写信传递了出去，它们就把纸笔包括附近的与我接触的劳教－－因为我没有行动自由，我吃的饭都是劳教人员给我送过来的。把他们的纸笔，任何东西全部都收光，一点东西没有。我就把它称之为片纸不留，一张小的纸片都没有，都给你抄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利用偶然捡到的废纸，那个罐头外面的商标的纸，写些文章、诗歌，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去。这当然是它们想不到的，就在它们的眼皮底下，我还是把许多东西秘密送出去。在这三年里边，在牢里，我写完了我的《笼中吟》。这个《笼中吟》我两次获得了言论自由的大奖，这个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因为我觉得反抗中共专制暴政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走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这个义务，把这个真相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我这里就有一些详细的证据。这就是我当时在监狱里用废纸写的文章和诗歌，还有一些信件。这是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它们给我看的信件，没有收走，我才能写在信的背面。这是我们工作劳动用的那个纸，我写在那个纸的背面。这是那个罐头纸的背面写的信件。三年就是用这种方法，在那个信的夹缝里边，写的这个文章。在报纸的反面写文章，就是这样过来的。”
“当时三年在牢里边，我写了二十多万字，还完成了我的诗歌《笼中吟》。所以这些都是中共的罪证，触目惊心。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我还觉得象做恶梦一样，非常令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牢里的时候通过秘密的渠道，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送到了海外。有一部分还在《中国之春》上边公开的发表，他们生怕我在牢里的安全，所以没有全部发表，直到我出来之后，我才亲手拿到这些东西。”
张先生边说边从一个大信封中拿出了厚厚一褡五颜六色的纸，有罐头商标，也有破报纸，被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最后，他从一个绿色的塑料袋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数张千疮百孔的土黄色草纸。
“还有一件东西是我从牢里千方百计带出来，这就是在劳教集中营里边，他们用高价卖给劳教人员的日用品，就是这样的纸用于生活用纸。这真是不能想象。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剥削劳教人员的钱。在外边正常人来讲，这完全是一张废纸。就是这样的纸每个月卖给劳教，而且钱都是劳教不能自己掌握的。每月都从大帐中扣出，他们的账目是一片混乱，这些纸我就特地把它带出来。这是它们想不到的，这些东西我都保留着，做为中共虐待劳教的铁证。象这种纸根本就不能用，无论是你解手的时候，最起码需要四五张纸，但是这都是它们强迫的给那些劳教用，这些都是事实真象。”
“还有我到了海外以后，在文章中我也讲到我与大陆亲戚的联系都被中断，给朋友的信件都被退回，它们都用一些所谓的无法投递。事实上我们通过电话联系，这些朋友他们的地址根本就没有改变，就是这样它们把你的通信自由全部都给扼杀了。这些都是退回来的信件，连我寄出去的贺卡，他们都不给我寄回去。根据我大陆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凡是他们收到我的信以后，国家安全局马上就要找到他们，要他们协助政府的工作，要他们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在海外不要批评共产党，不要揭露那个集中营里边的真相。而且他们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一些朋友请求我，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再给他们写信了。我知道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痛苦，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提出来的。这就说明共产党的那个专制暴政，完全就是在玩弄事实，它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欺骗的。”
“因此，如果它要是开放给那些外国记者看，完全就是在演戏。我亲自的经历里边记得很清楚。每次劳教集中营里边忙于清洁大扫除了，而且把那个墙壁一遍一遍地粉刷。那个劳教爬上爬下整整几天，连厕所里边的那个地面，都让劳教用自己的牙刷把那个厕所的地面刷干净。这种事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上面有大人物要来看，然后一天以后，局里的大领导带一批人来。但是他们就是仅仅的走过，就是这么几分钟，劳教就要辛辛苦苦干上几天，准备来迎接他们的视察。可想而知要是外国媒体来，这个劳教所里边会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是在演戏。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就象我看到那个马三家教养院他们在里边上课。据我知道劳教在那个里边就根本不可能上课，因为他们被迫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都要做的精疲力尽。晚上一回去倒在床上睡觉，连洗脸都没有力气，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些劳教尤其在天热的时候，一个房间里边十二个人合用几盆水，那些传染病、牛皮癣，那些东西全身传染的都是，非常可怕。当时我也被传染到，那真是根本就没法想象的。整个房间里十二个人合用那么一、二个脸盆，盆中的水都是用了又用的，你不可能不被传染。你想怎么会有一个教室让你坐在那里上课，这简直就象一个天方夜谭似的神话。我觉得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必要将这个真相揭露出来。我觉得现在那些个劳动教养所、据留所待遇应该说比以前还要差。它们对那个异义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的摧残，我觉得更厉害。我一次在劳教所里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边，他们的口号是象医生对待病人，象老师对待学生，象家长对待子女一样，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们用四根电警棍，在折磨一个劳教，那个劳教在地上打滚，手脚都被拷住，它们还觉得不解气，就用冷水浇，这个通电的效果要好一些。当时我在楼上看到几乎这个眼里要冒出火来，它们看到我在看了，马上就赶上楼不准我看。它们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你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象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教人员。它们非常恐慌就把那个劳教拉走了，而且对我说：要再看，我们就用警棍对付你。我说：很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怎样来对付我。最后它们没有敢这样做。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还亲眼看到在冬天它们把一个劳教双手、双脚做一个大字型拷在那个窗户上，把那个窗户打开着，它们说那叫喝西北风，非常残酷。就在那个寒风里边冻，穿着都是单薄的衣服，棉衣什么全都被扒光，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整整在那里吊了一天一夜。这种摧残就是在那个所谓的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集中营里边，所以我称它为集中营。因为我觉得它和那个法西斯的集中营没什么两样。这都是我亲身的经历，亲眼看到的事实。(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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