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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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6日讯】 这一阵不时看《小宝与康熙》。“杀龟大会”一节﹐众豪杰大呼小叫﹐信口开河﹐竟有人提议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园园抓来做鸡（其实陈园园本就是鸡）﹐不禁哑然失笑。翻检《鹿鼎记》原著对照﹐这倒不是电视剧乱编的﹐小说原作﹕有人说道﹕将陈园园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彿是阿Ｑ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白杰明文章的题目是﹕To Screw Forel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刘先生译作﹕操外国人是爱国行为﹕中国前卫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难怪在乓乒球场上殂击中国队的何智丽曾令我们的舆论如此愤恨──她竟嫁去日本﹐让日本鬼子操﹗）……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人欲﹐是阿Ｑ式的庸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嫖妓的道德安全套了﹗
要知道爱国主义这种高调﹐最是适宜装饰种种并不高尚的行径﹐不仅可以成为个人私欲的籍口﹐更可能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西儒约翰逊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１９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些话不约而同﹐对爱国主义弊端的讥刺都鞭辟入里﹐于我心有戚戚焉。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达到目的﹔仅仅高呼爱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爱国。不能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倒要反过来﹐以手段来证明目的的合理性﹔同样地﹐不能以爱国主义来证明行为的合理性﹐而是要以行为来证明爱国主义的合理性。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上床﹐恐怕不算罪过（若说罪过﹐也只是跟叫本地鸡同等的罪过）﹐也谈不上不爱国﹐可是更谈不上爱国。
在床上﹐本无法做爱国的事﹐只适合做爱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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